對國民黨特務組織無法滲透到左翼地下組織中去的一種解釋是，共產黨有自己極其有效的安全系統，這一系統是莫斯科間諜系統和共產黨自己創造的結合物。上海地區的反間諜工作由陳賡將軍領導，他在1927年南昌起義中受重傷後來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醫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醫治。陳賡痊癒後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裡。上海站不知怎麼獲悉了他在城裡，但儘管戴笠讓陳賡黃埔一期的同學吳乃憲負責此案，這位共產黨保安領導人仍從他們的指縫中間滑了過去。
從此，特務處的特工們不得不加倍努力來追蹤著名的共產黨人。這些共產黨人無論是否受到監視，總是在放棄一個安全地點時銷燬所有的蹤跡。實際上，陳賡的工作人員安排了反監視，密切注意著上海站的重要人員的住處和方斜路上偵察大隊的總辦公處。
陳賡將軍在上海地下工作最顯著的成績，是1931年1月他為共產黨第四屆全會安排的警衛。為了在上海站特工極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們對共產黨的秘密會議有所耳聞，但不知道是在哪兒召開）安全地讓所有代表到會。陳賡設立了一個假醫院，裡面有醫療設備、醫生和護士。代表們綁著繃帶貼著膏藥前來，或蓋著毯子被抬進來，而戴笠的特工們對此根本沒有起疑心。
當共產黨人被捕時，他們受到慘重的酷刑。根據戴笠徵得蔣介石同意的運作程序，被特務處逮捕的共產黨人完全由特務處負責。這些共產黨人從來沒有被送到其他機構審訊，而總是被戴笠的組織指控、判決和懲罰。這當然不合法，但就像一個秘密警察後來回憶的那樣，在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你若有幸抓住一個共產黨，就要毫不例外地對他上刑，然後把他殺了，除非他答應改變立場。
這使得掩蓋錯誤變得很容易。其中有一次，一派不知道另一派在幹什麼：上海站的一個組的外勤特工們對一個姓馬的人發生興趣，於是他們自己就裝成“進步人士”努力向馬靠攏，認為他是個重要的地下共產黨幹部。一個20多人的別動隊在軍統組內成立，並在馬的各種嗜好上花了上千元。然而，這似乎都值得，因為馬有關於地下共產黨，包括他自己是共產黨華東區重要領導人的可信的情報。這份情報被及時地送到了戴笠手上，他對特工組的成功高興之極，便把這一情況直接報告給蔣介石。現在，他們斷定抓到了共產黨的一條大魚，這組特工員決定以逮捕馬，並迫使他受審來結案。但當他們把他抓起來審問，說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工時，馬立刻告訴他們他自己也是假裝的“叛徒”，在為特務處在上海的其他特務們工作。這些特工迅速與那組特工核實，發現他說的是實情。他以前倒是個共產黨員，但此刻是作為一個“叛徒”在為上海站的其他組工作，那組的特工本身也以為他是在向敵人的網絡滲透呢。
戴笠得知這場誤會，火冒三丈，罵上海站的特工員是“飯桶”。結果，區長王新衡又把負責馬案的負責人痛罵了一頓，並威脅要對他們沒有向他彙報行動進行處罰。但為時已晚：蔣介石已被告知軍統要逮捕一個共產黨華東局的負責人。因為不願丟醜，戴笠狡猾地對沈醉說，他相信馬真的是他所假裝的共產黨負責人。戴笠說：“這個傢伙竟敢用我們來掩護他的活動，好在發覺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虧！”既然犯罪和判刑都全由軍統決定，馬先生便被押送到南京，成了殘酷的犧牲品。自此以後，戴笠堅持：將來所有關於發現新的共產黨蹤跡或假裝進步人士的事件，都得詳細報告特務處總部。
一般說來，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產黨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們。這些特工的謹慎是有道理的。曾經是共產黨員的特工們有時會發現，當他們企圖與以前認識的共產黨人結交的時候，他們有被當做叛徒捱打或被殺的危險。上海站行動組副組長王克全有一次在浦東工廠區碰到兩個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為了說服他們跟他一起加入特務處，王就把他們帶到一個僻靜處，想勸說他們，結果被他們用自己的槍打得半死，直到巡邏的警察來到把那兩人嚇走為止。從此以後，王克全像其他許多“叛徒”一樣，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與以前認識的共產黨員接觸了。
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產黨人的事件中開始認識到與共產黨地下黨鬥爭的危險。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他帶領十幾個特務去江灣地區逮捕一組在那裡召開秘密會議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接近開會地點時被發現了。這組共產黨員立刻分散開來，只剩一個人用槍在後面抵擋這些秘密警察。一陣槍戰後，沈醉的胸部被這個共產黨員射中。雖然槍傷得到痊癒，但沈醉從此終身帶著這個傷疤。
沈醉痊癒後，當年冬天又攜帶兩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產黨嫌疑的作家。因為嫌疑分子是個文人，似乎不顯得有什麼威脅，所以當他們在房東的協助下進入他的房間時，大家都非常放鬆。這位作家請他們允許他穿上衣服，快要離開時，他突然拿起一頂帽子從裡面掏出一個手雷，然後拔掉上面的保險栓。這時誰也不敢掏槍。而這位作家同時向門口靠近並突然關上了燈。接著是砰的一聲。特工們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並不見爆炸。當他們打開電燈時才發現，這個作家已經不見了，而他們卻被鎖在房裡。等沈醉和他的特工們終於破門而出時，附近的工廠正是換班之時，人群中根本無法再找到這人了。
對上海站的人員來說，扣押散發反日宣傳品的“進步”學生或突襲出售親蘇文學刊物的書店，要比偵捕一個知名的共產黨人安全得多。根據沈醉一方面的敘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訊組的幾年裡，30多個“直屬通訊員”中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幹部，而且一共也只有兩個人不過是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沈醉說，他在上海的6年中不知道有任何滲透到共產黨組織成功的例子。
軍統上海站的這一失敗，不斷地刺激著戴笠。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區長、書記和組長在四馬路的杏花樓吃晚飯時發脾氣說：“這樣搞下去，我們工作要垮臺。你們怎麼連一個共產黨的組織都打不進去？”
——摘自《間諜網：戴笠與中國特工》，[美]魏斐德著，梁禾譯，新星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