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中的晏殊：宋仁宗的太平宰相，北宋詞壇的“初祖”
文：老張在路上
大宋仁宗至和二年農曆正月二十八日（1055年2月27日），曾經官拜宰相，以樞密使加平章事的晏殊因病去世。仁宗親自前去哀悼，還因沒能在他臥病時來看望他感到遺憾，特地兩天沒有上朝。贈給晏殊司空兼侍中的官爵，賜諡號為“元獻”，在碑文的首款篆寫了“舊學之碑”四個字。
“元獻”這個諡號，按照《逸周書·諡法解》，元的解釋是：能思辯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獻的解釋是：聰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聰。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嬴得生前身後名”，宋仁宗以“元獻”這兩個字褒獎了老師的生前身後名。
01
晏殊從入仕到去世，大多時間仕途遂順。他長期擔任樞密使、宰相要職，數十年處於仁宗朝政壇中心地位。然而他並沒有像他的前輩寇準、同輩范仲淹，甚至後輩韓琦、富弼、歐陽修那樣政聲卓著，未能在北宋政治舞臺上有更大建樹。
晏殊一生功業，在文化教育、薦舉人才和文藝創作方面，尤其在詞的創作上，在北宋前期歌舞昇平的環境裡，晏殊過著優裕的太平宰相生活，他帶領中上層的文人士大夫，在娛賓遣興、應歌合樂的曲子詞的創作中，大顯身手。晏氏父子（晏殊、晏幾道）和歐陽修是“江西詞派”的代表人物和開創者，而晏殊他一派之主的地位和成就被後人稱為“北宋倚聲家初祖”。
然而富貴閒適、穩重端直的太平宰相晏殊的少年時代，也曾經意氣飛揚。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生於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晏殊的父親晏固，據《晏氏宗譜》記載其字伯堅，後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生，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卒。後因子晏殊貴，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秦國公，追封楚國公。
晏殊早慧，聰明好學，《宋史晏殊傳》記載：“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
景德元年（1004年），江南大旱，後來在仁宗朝也任過宰相的張知白安撫江南，聽說晏殊早慧，就將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薦給朝廷。第二年，14歲的晏殊和來自各地的數千名考生同時入殿參加考試，晏殊雖然年紀小，卻毫不膽怯，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宋真宗的嘉賞，賜同進士出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辭敏贍，上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蓋，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耶？”乃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上益愛其淳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遊者。
寇準是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人，澶淵之盟，寇準因為勸宋真宗御駕親征，對北宋王朝功重如山，因此引起妥協主和派官僚的嫉恨。《宋史》說：“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
王欽若是臨江軍新喻（今江西省新餘）人，主和派的代表，曾被寇準斥之為“罪可斬首”。他為挑撥宋真宗與寇準關係，指責澶淵之盟為城下之盟，寇準深陷黨爭之中，並因此而罷相。
景德元年（1004年），寇準與參知政事畢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晏殊是在景德二（1005）年參加真宗皇帝主持的殿試的，當時晏殊和姜蓋兩人都很有名，“皆以俊秀聞”。而姜蓋又比晏殊小了兩歲，當時才12歲，姜蓋是河北大名人。在皇帝親自主持的考場上，“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試詩六篇，殊屬辭敏贍。”
大概因為王欽若的原因，寇準厭烏及烏，才在真宗面前說出晏殊是“江左人”這句犯忌的政治不正確涉嫌地域歧視之語。
當時在王欽若的挑撥下，宋真宗對寇準已經冷淡起來，“由是帝顧準浸衰。”所以當他聽寇準說晏殊是江左人不可錄用時，真宗才說出這句聽來大義凜然的話來：“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耶？”“張九齡難道不是邊遠僻陋之地的人嗎？”（張九齡，唐朝著名宰相，嶺南韶關人，當時是僻遠之地。）
宋真宗斥責過寇準，“乃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
在科舉史上，宋代進士分五甲，第五甲為同進士出身。《宋史·選舉志二》：“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並文林郎，第二甲賜進士及第並從事郎，第三、第四甲進士出身，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和晏殊同場競賽的另一個神童姜蓋同學則授同學究出身，屬於明經諸科，比晏殊等級低多了。（宋代學究科考試及格而等第次於學究出身者，稱為同學究出身，也有未經科舉而恩賜此稱的。）
再說晏殊賜進士出身後，過了兩天，又要進行詩、賦、論的考試，少年得志的晏殊上奏說：“我曾經做過這些題，請用別的題來測試我。”沒想到這一少年狂放之舉更受到宋真宗的讚賞，當即另考其他試題，並且考卷讓皇帝都很滿意。
就這樣，不是狀元也不是榜眼和探花的晏殊，以第四甲進士出身被授秘書省正事，留秘閣讀書深造。
02
晏殊入仕和第二年，景德三年（1006）晏殊被“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晏殊“遷光祿寺丞，為集賢校理。”
光祿寺，掌管和皇室有關的膳食事務，設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會、宴鄉酒澧膳饈之事，修其儲謹其出納之政，少卿備而為之貳，丞參領之。”光祿寺丞為從六品上職級。
集賢校理，唐代開始置集賢殿書院，置學士、直學士等官，後又增修撰、校理等官。宋亦沿置此設置，集賢校理為集賢院下屬文職散官。
從上面晏殊入仕之初擔任的這些官職來看，基本上都和朝廷文字、宴飲、祭祀、禮儀有關，品級雖然不高，有一個好處是能接近皇帝陛下。正因為晏殊在這些機構中任職，所以宋真宗晚年“封祀”時，晏殊因父親去世，已按規矩回家鄉臨川服服，喪期未了就被召回，跟從皇上到太清宮祭祀。
趙恆在三教並隆中更為著力是“崇道”和“重儒”，特別是“崇道”。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以後，趙恆一再熱衷“祥瑞”粉飾太平，晚年更是神魂顛倒，進入痴迷狀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還上演了天降“天書”、東封泰山的鬧劇。這次“東封”，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內，前後花了四十七天時間，趙恆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封禪泰山的最後一位皇帝。
（宋真宗）
封禪泰山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後，趙恆又到山西汾陽舉行“祭祀后土”（又稱“西祀”）大禮。
趙恆在位時期，京師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辦宮觀，朝廷任命相應官員去負責管理，與此同時，趙恆又設立了一種與宮觀相關的榮譽性的虛銜，可以多領一份俸祿而不必赴任視事，這種官往往以提舉某某宮觀命名，宮觀官在趙恆以後成為官僚隊伍中一個特殊系列。比如權臣夏竦大中祥符年間就曾任玉清昭應宮判官，另一權臣丁謂任玉清昭應宮使。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又親率群臣朝拜河南鹿邑太清宮，冊封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立大宋重修太清宮之碑、先天太后之贊碑、會真橋記等碑刻，至今保存完好。
晏殊守孝期間，被臨時召回，參加了這次太清宮祭祀活動。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節，趙恆下詔冊立八歲的趙受益為皇太子，改名為趙禎（即宋仁宗）。又過了4年，乾興元年（1022年）農曆二月十九日（3月23日），趙恆駕崩，享年55歲，在位共25年。
宋真宗立趙禎為東宮太子，晏殊遷升為戶部員外郎，做了太子舍人，當了太子的老師，這為晏殊在仁宗朝飛黃騰達打下了基礎。
03
晚年的宋真宗迷醉於“崇道”，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劉氏決斷。劉氏即《清平樂》一劇中的劉娥，宋真宗章獻明肅皇后，宋朝第一個臨朝稱制的女主，常與漢之呂后、唐之武后並稱，後世稱其“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劉氏“無呂武之惡”，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決定她想要成為大宋朝的呂后、武則天，是不可能的事情。
劉娥一生，喜用帝王服飾，至死不肯還政於宋仁宗，引得朝野非議，和大臣們屢次發生衝突，成為真宗後期和仁宗前期宋朝廷上的一大奇觀。
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駕崩，遺詔“尊皇后為皇太后，軍國大事權取皇太后處置”。
《宋史》記道：“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
相比單獨見皇太后奏事，一起“垂簾聽之”，其碼沒有把小皇帝扔下不管。從此，劉娥與宋仁宗五日一御承明殿，仁宗位左，劉娥位右。正式開始臨朝聽政。
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年）十一月，劉娥“違制”，沒有著后妃服飾而是身穿帝王龍袍，參加宋廷的冊封大典，接受宋仁宗和群臣所上尊號：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
劉娥本是孤女，寄養在母親龐氏的孃家。長大後成了歌女，善於播鼗（一種類似撥浪鼓的樂器）。劉娥很小就嫁給了蜀地一個叫龔美的銀匠。龔美帶她離開蜀地，來到了京師—東京汴梁謀生。
在京師，龔美因生計艱難，打算將劉娥賣掉，再嫁他人。時宋太宗第三子韓王趙恆（即日後的宋真宗，時名趙元休）的指揮使張耆將劉娥推薦給韓王，趙恆一見劉娥，大為喜愛。
太宗趙光義聞聽皇子與出身微賤且來歷不明的民間女子廝混，大怒，令趙恆將劉娥趕出王府。趙恆不敢違抗父皇之命，又難捨劉娥，遂將劉娥秘密安置在王府指揮使張耆家中，不時私會。張耆見是皇子極愛之人，侍奉劉娥甚為謹慎小心。為避嫌，張耆從此不敢回家居住，在外面另選了一處宅子安身。
正是因為以上淵源，劉太后當政後，投桃報李，要把張耆升任樞密使，而此時已遷樞密副使的晏殊反對張耆升任樞密使，違反了劉太后的旨意，加之在玉清宮以朝笏撞折侍從的門牙，晏殊被御史彈劾。
天聖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貶知宣州，後改知應天府。在此期間，他極重視書院的發展，大力扶持應天府書院，力邀范仲淹到書院講學，培養了大批人才。
明道元年（1032年），晏殊調回京城，升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加尚書左丞。第二年，因諫阻太后“服袞冕以謁太廟”，又被貶知亳州、陳州。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劉娥病逝，宋仁宗親政，寶元元年（1038年），晏殊被召回，任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
04
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在皇宮大內天章閣接見范仲淹，這次接見後，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
自此開始，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
“慶曆新政”中的一班風雲人物，范仲淹雖然年紀比晏殊還大兩歲，然而因為晏殊官場順風順水，對范仲淹其實有知遇之恩。天聖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貶知宣州，後改知應天府。在此期間，晏殊重視書院的發展，大力扶持應天府書院，力邀范仲淹到書院講學，培養了大批人才。該書院又稱“睢陽書院”，與白鹿洞、石鼓、嶽麓合稱宋初四大書院。這些不能不說和晏殊有很大關係。
（范仲淹）
另外幾個人中，天聖八年（1030年），歐陽修參加由仁宗主持的殿試，得第十四名，位列二甲進士及第，當時的主考官之一就是晏殊，所以晏殊算得上歐陽修的座師，而且極為賞歐陽修。
另一員改革大將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其他幾位也同屬晏殊後輩。
那麼，在“慶曆新政”轟轟烈烈開展時，身為舊派官員、又是既得利益者的晏殊是如何作為的呢？
慶曆二年（1042年），晏殊官拜宰相，以樞密使加平章事。第二年（1043年），晏殊以檢校太尉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晉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兼樞密使。這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職位，是大宋朝的首相。這場改革，晏殊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因為地位原因，“慶曆新政”，雖然是范仲淹改革思想的實踐，但明面上實際是由晏殊總領其事的。
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其中“精貢舉”中有關教育方面的改革，史稱“慶曆興學”。其內容一是州縣立學，改進太學及國子學，應科舉者須先受相當教育。二是改革科舉的內容和程式。范仲淹認為，“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 乃於選用之際，患才之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獲矣。”
宋仁宗下詔州縣皆立學，改革教學內容，官學設教授。自此，京師至郡縣，都設有官學。這就是有名的“慶曆興學”，根據史料記載，晏殊是“慶曆興學”的主要推動者。
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反對改革的一派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宋仁宗對朋黨之論開始產生懷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
（宋仁宗）
慶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廢立詔草。仁宗雖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時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
就在富弼離京後不久，寫《朋黨論》的歐陽修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部轉運按察合，貶離京城。
此時，當初支持推動改革的宋仁宗態度也動搖了，當諫官蔡襄、孫甫上奏仁宗請求留歐陽修在朝時，仁宗沒有同意。
當朝大臣被貶，身為首相的晏殊卻沒有仗義執言，甚至被貶肯定還徵得了首相的同意。為此，蔡襄、孫甫也上奏彈劾晏殊。《宋史》記載：
殊出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志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
（歐陽修）
孫甫、蔡襄糾住晏殊兩件事：一是宸妃生下皇上做天下君主，可是晏殊曾經受詔命為宸妃墓寫墓誌銘，卻隱瞞沒有提到這件事；二是晏殊役使官兵建築出租房來謀求利益。
因為這個原因，晏殊被降為工部尚書、穎州知府。可是，實際上晏殊是因為章獻太后剛剛垂簾聽政，所以，墓誌銘裡不敢提到這一點；而他使用士兵，是當時輔臣例行的公開借用的情況，當時的人都因此認為不是晏殊的罪過。
這大概也是宋仁宗對“朋黨”高度警惕並非空穴來風之一現實例證。
從慶曆四年（1044年）至和元年（1054）六月，晏殊因病請求回京城醫治，晏殊先後知穎州，後又以禮部、刑部尚書知陳州、許州，以戶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節度使（駐今陝西西安），後調到河南府，官銜被轉到兵部。晏殊輾轉各地為地方官，共10年之久。
晏殊病好以後，再出京任職，仁宗特意把他留下來，讓他為自己講經釋義，讓他五天到自己這裡來一次，按宰相的規格對待他。過了一年，晏殊的病情加重了，仁宗想前去看他。晏殊知道後就立刻派人捎信給仁宗，信中說：“我老了又重病在身，不能做事了，不值得被陛下您擔心了。”
至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055年2月27日），晏殊去世，享年64歲。
晏殊以詞著於北宋特別是仁宗一朝文壇，他尤擅小令，吸收了“花間派”和南唐馮延巳的典雅流麗詞風，風格含蓄婉麗，開創北宋婉約詞風，與其第七子晏幾道被稱為“大小晏”，又與歐陽修並稱“晏歐”，存世有《珠玉詞》。
晏殊寫詞，被人論為“寫富貴而不鄙俗、寫豔情而不纖佻，寫景重其精神，賦於自然物以生命”。就如以下諸詞：
《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此詞雖含傷春惜時之意，卻實為感慨抒懷之情。詞之上片重在思昔；下片則巧借眼前景物，重在傷今。
上片先寫對酒聽歌的現境，現境又觸發了對“去年”所經歷類似境界的追憶。夕陽西下，仍是眼前景。但詞人由此觸發的，卻是對美好景物情事的流連，對時光流逝的悵惘，以及對美好事物重現的微茫的希望。夕陽西下，無法阻止，只能寄希望於它的東昇再現，而時光的流逝、人事的變更，卻再也無法重複。
下片仍以融情於景的筆法申發前意。“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為天然奇偶句，此句工巧而渾成、宛如天成，也是這首詞出名的原因。“無可奈何”，承上“夕陽西下”；然而這暮春天氣中，所感受到的並不只是無可奈何的凋衰消逝，而是還有令人欣慰的重現，那翩翩歸來的燕子不就像是去年曾在此處安巢的舊時相識嗎？
《蝶戀花·檻菊愁煙蘭泣露》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詞之上片運用移情於景的手法，選取眼前的景物，注入主人公的感情，點出離恨；下片承離恨而來，通過高樓獨望把主人公望眼欲穿的神態生動地表現出來。王國維《人間詞話》中把此詞“昨夜西風”三句和柳永、辛棄疾的詞句一起比作治學的三種境界，足見此詞之負盛名。
《撼庭秋·別來音信千里》
別來音信千里，恨此情難寄。碧紗秋月，梧桐夜雨，幾回無寐。
樓高目斷，天遙雲黯，只堪憔悴。念蘭堂紅燭，心長焰短，向人垂淚。
開篇點題，說自與情人離別以來，音信遠隔千里，惆悵的是，這一片深情無從寄去。上片寫別後相思。
下片實寫此時此地的感受。結尾三句，是全詞最精美之筆。“心長焰短”，那細長的燭心也即詞人之心，心長，也就是情長意長；焰短，蠟燭火焰短小，暗示著主人公力不從心，希望渺茫。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此詞慨嘆人生有限，抒寫離情別緒。“不如憐取眼前人！”作為富貴宰相的晏殊，他不會讓痛苦的懷思去折磨自己，也不會沉湎於歌酒之中而不能自拔，他要“憐取眼前人”，要立足現實，牢牢地抓住眼前的一切。
從這幾首晏殊的代表性詞作裡，看不出來他是一個高居政壇的達官貴人，倒像是一個吟風弄月的多情子。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