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
正文前，咱們先來感受一下環境的魅力：
告別寒冬，又是春暖花開時候，青山翠茵下，綠水娟娟東流。
花開物語，鶯歌燕語守候，自然之美，只道是風光依舊……
優美的環境，配合著詩情畫意的享受，是不是很愜意呢？
帶著愜意，隨我步入正題。舒適愜意的自然美景，對不同的人起不同作用，有人會感悟天地頓生豪邁，也有人葬花泣涕無限哀怨。可這一切情感流露，都有一個基礎前提，那就是環境要優美，最起碼要讓人感到舒適，否則在垃圾山下、汙水河畔，就不愜意了。所以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環保。別不以為然，我國環保史可比封建專制史悠久，而且發展過程更是頗具特色。
概括來講，古代環保最初靠的是信仰，依靠教導下百姓所樹立的環保意識。在歷史不斷演進的過程中，信仰與刑名制度又經歷了長時間的較量，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古代環保實況。
Δ我繪製的參考簡圖
“天人合德”│矇昧認知後的信仰危機
古代先民，都有一種自然崇拜，容易將自然現象理解成神靈所為，如風雨雷電都被神化。
將自然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漸漸形成了早期的“神明信仰”，天有天神，水有水神，山亦有山神的認知極為普遍。這種意識曠日持久，如後世長喊的“蒼天有眼”、“舉頭三尺有神明”等，都是真實寫照。認為自然界內神明遍地，因而矇昧中的先民對自然推崇備至，在這種推崇下，形成了最初的環保意識，可以說最初的環保意識源於自然崇拜下的“神明信仰”。
本文所說天人合德，源於《易傳·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的確，天人合德是先秦兩漢時期形成的哲學思想之一，同之後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一樣，注重一種人與自然的統一。而古代先民的環保意識和最初的信仰，用“天人合德”來概述也最為貼切。
Δ先秦典籍：《易傳》
古代先民的環保意識，主要考量在於和諧自然以取用資源，同時擔心取用過度而遭到“神明”懲罰，進而敬畏自然不敢肆意妄為，目的就是能夠長久獲取且不受懲罰。這是敬畏自然和求取資源的統一，“天人合德”成為了一種信仰。
在這種信仰體系下，黎民百姓也好，王公貴胄也罷，無不尊崇自然，追求天人合德。當然，當時以信仰為基，以敬畏自然為根，成就了其時的環保，有兩個階段，是在天人合德信仰下的真實寫照：
第一階段，上古教誨，信仰成形。 在當時，統治者們就已經注重環保，一是黃帝教導百姓“節用水火材物”，是節約資源的表現。二是帝嚳教誨百姓“取地之材而節用之”。這兩點，都是順應自然規律，天人合德的重要體現。而百姓遵從於此，關鍵是靠信仰，並不會刻意去違背這些教誨和開罪“自然神明”。
第二階段，時過境遷，信仰危機。最初的環保信仰，是敬畏自然和領導者教誨的結果。而矇昧階段的先民們，由於生產力技術和社會認知等條件限制，順從潮流不失環保。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認識的進步，資源需求勢必擴大，一股信仰衝擊波逐漸形成。至周代，信仰危機逐步爆發，天人合德遭受衝擊，統治者開始接住於刑名律法來規範百姓，文王“崇伐令”頒佈。
注：《崇伐令》嚴苛以及，將填井、伐樹木、動六畜這三種行為，定罪“死無赦”。
生產力的發展，配合著認知水平的進步，推動著資源需求的擴大，終給予了“天人合德”信仰猛烈一擊。危機的產生，致使信仰不在有約束力，轉而依靠刑名律法來規範。然而，春秋戰國的大混戰時代，又對剛要建立的環保律法造成了衝擊。更為奇妙的是，在這環保律法未能構建，信仰危機無法消彌之時，一股全新的信仰浪潮席捲而來。
百家爭鳴，諸子百家的思想極大的豐富了信仰體系，將其整合構建。如《論語》中有“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老子》中言“萬物作焉而不辭”；《荀子》中格外強調“斬伐養長而不失其時”……但生產力的發展是歷史趨勢，資源需求擴大是基本問題，信仰體系重構已然無法解決問題。
商鞅變法，這場政治上的大變動，給古代環保帶來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一系列先進的改革措施，加上法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形成了一套既順應資源需趨勢，又能夠保護環境的刑名制度，真正意義上開始用律法條令來保障環保。
從矇昧認知，到信仰危機的產生，先秦環保就此落下帷幕。但其影響卻極為深遠，因為一脈相承的封建王朝環保史，已悄然拉開帷幕。
峻法嚴刑│危機後的信仰規範化處理
在“天人合德”的信仰主導古代環保時，就已經有相應的律法（如禹之禁）和專門機構（虞官）進行管制。然而律法不成體系且易變，機構一脈相承卻作用並不明顯，這種現狀一直持續到了秦王朝建立。
大秦帝國的崛起，引起了方方面面的變革，也做出了一系列革新，如文學方面，經濟方面，制度方面，全部體系重新構建。“變法環保”自是情理之中。
Δ秦王朝至尊――始皇帝
秦王朝以法治天下，而古代環保，也由此步入受律法規範的時代。秦國變法時的法令，成為了秦王朝建立環保律法制度的依據，如“春二月毋敢伐材木”、“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在這些既有法律的基礎上，修訂入刑罰措施，秦王朝的環保律法體系，就此逐步形成。
其實，這種用律法體系去規範社會行為，保證百姓順應時序，做好環境保護的策略，可以說是以往信仰體系的規範化處理。
春秋戰國時的信仰體系重構，未能順應時代潮流，但其深遠影響揮之不去。秦王朝要做的，是儘快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所以不屑於以信仰體系去約束人。而且，信仰體系的侷限性當時已經有所顯露，自然崇拜比之上古時期早已轉變，加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土地制的變革，當時的環保規範已經無法依靠信仰，而是要依靠制度和律法。
Δ秦律竹簡
短命的秦王朝，做完全方位的制度大洗牌後匆匆離去，制度矯枉與修繕的工作，留給了漢王朝。漢承秦制，但不限於秦制，就拿環保律法而言，漢王朝是絕對的峻法嚴刑。用峻法嚴刑去規範社會行為，將社會環保信仰做規範化處理，是漢王朝環保的最大特點。漢朝有一部《賊律》，其律法典章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其中規定“伐樹木禾稼準盜論”，要知道漢代對盜竊罪的處罰是很重的。
此外，漢代的環保領域也越發寬泛，且這些領域都有律法保障效力。如漢宣帝時規定“毋得摘巢探卵，彈射飛鳥”，意思就是禁止掏鳥窩、打飛鳥；光武帝曾下令不得砍伐山林等。
同樣是在漢代，環保方面的律法不斷完善，且將秦朝苛法因素融入了各方面律法當中。律法不斷完善時，漢代的“天人合德”信仰體系構建也引來了高峰期。這與文化發展的潮流，和朝堂政局難捨難分。漢初，統治者遵循“無為而治”理念，格外崇尚道家思想，而道家在諸子百家當中可謂是最具有“和諧自然”之精神的學派，如“天地與我為一”。主流學說對社會思潮的影響極大，於此同時，儒家思潮的興起，將“天人合德”信仰體系點構建，推向了高峰。
Δ“天”“人”名家――董仲舒
漢武帝時期，“君受命於天”的“天人感應”思想格外活躍，一副君權神授的樣子，徹底將自然於人君粘在了一起。信仰體系再一次重構，只不過相對於先秦時期，更多的則是統治者權力的約束，即朝廷律法條令點規範化處理。
“有司專務”│專職機構管理下的環保制度化與信仰重構
“有司”，即相關衙門。
古代對於環保的相關衙門設立較早，是為數不多的上古衙門之一，稱之為“虞官”。當然，雖冠之衙門稱號，但實際上只是一個官職，沒有後世開衙建府、三班衙役的陣勢。但有一點值得欣慰，那就是4000年前，我國關於環保的有司衙門就已經設立了。
先秦時期的專職機構管理，成效並不顯著，制度也不夠成熟，所以當時的信仰體系主導社會環保這一現狀，未能得以改變。
但隨著歷史的演進，在信仰體系崩潰之際，“有司專務”的制度也逐步趨於成熟。只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種專職管理，更多的是與重構的信仰體系、用以規範的峻法嚴刑相輔相成，以“三足鼎立”之勢，共同作用於環境保護。
現如今，大眾所熟知古代各類機構，莫過於三省六部，推到一下便不難發現六部中的工部有環保職權。
隋時工部下轄虞部，主官為虞部侍郎，專門負責全國上下的環保工作。到唐朝時期，改虞部侍郎為司虞大夫，其職責也進一步擴展。這種環保的專職機構制度，被稱之為虞橫制度，至到清朝末年，虞橫清吏司仍然置於工部之下統轄全國環保工作。在虞橫制度的作用下，古代環保步入制度化道路。
其實，這種環保制度化，不僅僅是對律法規範的進一步完善，更是一種信仰重構。我們都有一個常識，沒有制度保證的文件，無法發揮正真的效力。把這個常識放在古代環保上，再合適的不過，不同於現代體制，在古代設置專制機構，遠比一條條律法條令要管用的多，因為當時的機構是一種制度保障的標誌。
Δ三省六部是體制制度化產物：工部下轄的虞部，總管環保。
只用峻法嚴刑去規範以往的信仰，根本不是長久之計。信仰體系的重構對於古代環保工作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以信仰體系使百姓尊崇天神與自然，有利於“君受命於天”理念下的統治。制度保證，在此刻就顯得尤為重要，加上歷史的潮流便是社會體制的制度化，所以古代環保的制度保證，隨之誕生。
設置專職機構，用制度化去保障峻法嚴刑下的信仰規範化處理，以使得信仰體系在規範化、制度化下合理重構 ，成為了古代環保的一大亮點。
結語
源遠流長的古代環保史，宛如一幅生動的繪畫卷軸，為我們描繪出了數千年來的環保工程。從最初自然崇拜下的信仰，到時代變遷下的信仰危機，是一種是否堅持環保的考驗。峻法嚴刑的規範化處理，有司專管的制度保障，完美無瑕的通過了考驗。而將自然環境、上天神明與社會統治和信仰聯繫起來，成為了古代環保的一大特點。也正是因為古代延續千年的環保舉措，造就了美不勝收的大好河山。它給後世不僅留下了自然美景，也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概括來說，古代環保實況，就是“天人合德”信仰與刑名制度之間的一次較量。這種較量持續了數千年，信仰、律法、機構三者之間有過博弈，也有過依存，最終逐漸融合為一，共同構造了“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古代環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