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佔了整整一半，文字獄的肆虐、延綿不絕，恰在這一百三十餘年的所謂“康乾盛世”，而嘉慶、道光乃至清末，文字獄極為罕見。
縱觀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不難找到它們的共同點。通過文字獄鎮壓部分漢族士大夫的反滿思想和民族氣節，打擊對皇權構成威脅的朋黨集團，強化文化思想領域的專制統治，康、雍、乾三朝是一脈相承的。一句話，康、雍、乾三帝大興文字獄,都是為了提高皇權，加強專制，鞏固清朝的統治。
然而，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又各有不同特點。
第一，從文字獄的次數、規模來看。
雍正甚於康熙，乾隆又甚於雍正，總的趨勢是逐步升級，越演越烈。
康熙朝六十一年間文字獄不超過十起，雍正朝十三年間文字獄近二十起，乾隆統治中國六十三年，文字獄在一百三十起以上。這些當然都不能說是絕對準確的數字。由於文字獄的史料被湮滅的不在少數，而地方一級的較輕的文字獄更不可能有檔案保存下來，因此，現在能夠統計到的文字獄數字肯定少於實際發生者。但總的情況當不會與現在掌握的數字所反映的趨勢有大的出入。
有人說乾隆朝沒有大規模文字獄，鎮壓、屠殺也沒有康、雍兩朝那樣嚴酷。這話有道理，但不全面。像莊氏史案、《南山集》案和呂留良案那樣的大獄乾隆朝確實沒有。乾隆帝在政治上講究“寬嚴相濟”，反映在處理文字獄時，總是把“不為已甚”掛在嘴邊，似乎不想把事情搞過了頭。乾隆二十三年有個御史上摺奏請收藏野史之類不宜照逆案嚴辦，乾隆帝為自己辯護說，你們看是我處理胡中藻詩案嚴呢，還是“皇祖”康熙帝處理《南山集》案、“皇考”雍正帝處理呂留良案嚴？言外之意是說他比較寬大。如果從上述三個案子相比，乾隆帝的話並不錯，但若換一個角度分析又另當別論。
《文獻叢編》上公佈了一件軍機處檔案——“書詞狂悖比照大逆緣坐人犯名單”，顯然,這是一份比照大逆律論擬的文字獄的緣坐人犯名單，上面羅列了徐述夔、王錫侯等十九名“正犯”的親屬一百五十人，除了汪景祺一案的犯屬三人外，一百四十七人都是乾隆朝文字獄所株連的無辜者。他們或被充軍，或被流放，或給功臣之家為奴，過著暗天無日的生活。經過十幾年或幾十年，他們僥倖活了下來，到嘉慶帝時奉特旨得到了赦免。整個乾隆朝因文字獄株連了多少無辜者不知道有多少？由於乾隆朝文字獄的數量是康、雍兩朝的四倍以上，因而整個文字獄的規模及對鎮壓的殘酷程度是遠遠超過了前兩朝的。
第二，從文字獄的所謂“罪狀”來看。
康、雍、乾三朝的文化禁令越來越嚴，越來越密。
莊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康熙朝兩起典型文字獄，這兩件案子株連頗廣，不過總算抓住了辮子。戴名世認為南明的歷史不應一筆抹殺，在今天看屬於學術範疇的不同觀點，而在當時卻是敏感的政治問題。莊廷銚和江南名土私撰的《明史》對清帝先人多有指斥詆譭，這在專制時代的任何一個王朝也難以寬容。由此也可見清廷治罪，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康熙朝其它幾件文字獄多起於漢人中的惡棍誣告索詐，結果不是將誣告者反坐而被誣者悉置不間，就是不了了之。康熙朝雖有文字獄發生，但不會在社會上氾濫起來。
雍正即位後，情況有了變化，首先是皇帝帶頭搞了幾起文字獄。汪景祺、查嗣庭、錢名世、謝濟世、陸生楠幾個案子都是雍正處心積慮親自發動的。因為要借汪景祺等人的問題大做文章來打擊朋黨，所以羅織的罪名很可笑。說查制庭所出的科考試題“心懷怨望”，連雍正帝本人都覺得難以令人心服。至於徐乾學的公子徐駿以“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殺。雍正朝的文化禁令確實比康熙朝嚴密得多，苛細得多，甚至連當朝的大臣也彼此以不留任何字跡為戒。
到了乾隆帝時，把雍正帝某些惡劣手法更變本加厲地發展，乾隆帝除了指摘詩句，殺人立威之外，還專挑文章著作中未曾避諱的毛病。舉人王錫侯怕年輕人不知文字避忌，在自己所編的《字貫》的“凡例”中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人的名字照原字書寫，乾隆帝赫然震怒，說：
“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悉行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
王錫侯一片好心，落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此例一開，禁忌如毛。墓誌銘上常用“皇考”作為亡父的尊稱，結果被地方官指為“悖逆”；乾隆帝七旬萬壽，自制“古稀”說，用的是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之意，原大理寺卿尹嘉銓沒有看到，剛巧他年過七十，也自稱“古稀老人”，侵犯了乾隆“古稀”的專利,成了他被殺掉的一條罪狀。
第三，文字獄遭受災禍者，範圍越來越廣。
康熙、雍正時多為官僚、鄉紳及有名氣的文人，乾隆時則波及到粗通文墨的社會下層。
康、雍兩朝大約三十起文字獄中，涉及到官紳、名士的至少有二十起，佔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由此不難看出這一時期的文字獄比較集中地反映出滿洲貴族集團與漢族不當權派的矛盾，以及清朝統治集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
乾隆朝觸犯文化禁令者，多數是下層知識分子及稍解文義的平民。在約一百三十起文字獄中，諸生（童生、生員、貢生、廩生、監生、武生等）有近四十起，平民有五十幾起，二者約佔案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二。這類人所從事的職業是五花八門的，有江湖術士、遊方郎中，也有書吏、訟師、店員、傭工、船伕、木匠、商販等等，多數案件很難尋出其明確的政治傾向。乾隆朝立案追究這類人物，並非他們真的有什麼反清思想，而往往是捕風捉影，吹毛求疵。平民間結一點仇便借文字獄往死罪上誣陷，地方官怕犯失察的過錯，因此表面上看來似乎罪在不赦，甚至驚動皇帝，交三法司核擬，實際是一幕幕鬧劇而已。這種情況表明，文字獄到了乾隆朝才真正成為一場浩劫。
比較起來，乾隆朝官紳、名士因文字得罪的案件大大減少了，總計不過二十五起，約佔總數的五分之一。這裡面高官顯宦較少，知縣一級的官員佔了大多數。
第四，對文字獄的運用來看，則越來越具有自覺的意識，手段也越來越毒辣。
雍正帝借文字獄打擊朋黨，提高皇權，整肅官場風氣，至少在清朝是個發明。乾隆初即位，滿漢大臣分別依附鄂爾泰和張廷玉，一度偃旗息鼓的朋黨之爭又有復興之勢。為此，乾隆帝認真揣摩其父粉碎朋黨的經驗，在發動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前，他一再放出話來，說最近經常恭讀“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
“將來如有似查嗣庭、呂留良不法之案，朕非不能執國政以警奸頑者，諸臣其共惕之!”
其實，有心之人早就看準了，那就是趨附鄂爾泰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中藻，他的詩集《堅磨生詩抄》早已交待親信審查過了，可以作為“罪證”之處比比皆是。經過如此周密的佈置，終於在乾隆二十年對胡中藻動手，胡中藻難逃一死是註定了；對胡中藻獨加讚賞的已故大學士鄂爾泰“蹈漢人朋黨惡習”命撤出賢良祠；鄂爾泰之侄甘肅巡撫鄂昌與胡中藻有同門之誼，從寬賜自盡；大學士史貽直曾致書鄂昌請託私事，勒令回籍，閉門家居。揪出一個“逆犯”胡中藻，便把盤根錯節、經營多年的鄂爾泰一派整得人仰馬翻，潰不成軍。乾隆帝幹得確實比其父漂亮。
為根絕朋黨，乾隆帝又借文字獄打擊部分官僚中的講學之風。康熙帝表彰儒術，對“假道學”極為厭惡，但僅止於批評、揭露而已。在這種風氣下大臣中多躬行君子。到雍正朝，士大夫中仍有講學的風氣，這種風氣向另一個極端發展，導致朋黨的產生。雍正帝藉助文字獄打擊朋黨，他只著眼於政治。謝濟世因私注《大學》得罪，雍正帝指出他的要害在於借注經發洩對皇帝的怨恨。乾隆帝也整謝濟世，但認為謝濟世錯在“倡為異說,互相標榜”，“足為人心學術之害”。尹嘉銓不吸取教訓,看不清風氣已變，仍在那裡講他的道學，乾隆帝就以尹嘉銓為壞典型，大興文字獄，把他那一副“假道學”的嘴臉揭露得淋漓盡致，從而達到徹底杜絕朋黨的目的。在借文字獄打擊朋黨方面，乾隆帝不僅繼承了其父的手法，而且有所發展。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如此特點分明，使人們首先想到，這是由康、雍、乾三帝性格不同所致。
康熙帝的寬厚
康熙帝常說：
“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治國之道，冀要於寬舒”,
他對各省督撫也一再告誡:“以安靜不生事為責”。如果有什麼失誤或者小錯誤，他極力保全，務求善始善終。《南山集》大獄是左都御史趙申喬挑頭鼓動起來的，平心而論，康熙帝對趙某人印象並不佳，說他多疑刻深，好收詞訟，民多受累等等，只是覺得他“為官清亷”，故而信任他。《南山集》結案時，因為康熙帝的寬大，
“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
雍正和乾隆都未能繼承康熙寬厚和平的天性，他們父子倆的性格有極其相似之處，如猜忌、自尊自大、過於自信。他們兩人又同具很高的智慧和才能，因此都有徹底解決漢族潛在的反清思想的宏願，也都把文字獄視為完成此項艱鉅事業的利器。然而,具體做起來,手段和策略卻往往大相徑庭。
雍正和乾隆的“自信”
雍正帝對曾靜反清案的處理出人意表，策動陝甘總督嶽鍾琪起兵反清的正犯曾靜免予刑處分，給了幾千兩銀子放回老家去，呂留良卻因所寫的文字作影響了曾靜而身後開棺戮屍；為肅清呂留良的思想，雍正帝不與呂、曾公開辯論，把他們的反清觀點收入了《大義覺迷錄》，印發到全國各州縣，令士子們每月初一、十五誦讀；呂留良的詩文作品雍正特別交代不準禁燬，其它一些諷議時政的書籍也聽之任之。雍正帝說，國家如有可謗之處，禁書焚書“能消滅天下後世之議論”？如果沒有可謗之處，呂留良之輩捏造妖妄、肆意攻擊又有什麼用？雍正帝的“自信”真令人歎服。
不能否認，雍正帝親自發動的幾起文字獄是有他戰略性考慮的，在他統治後期由地方官員揭發出來的一些雞零狗碎的小案子，他往往不屑一顧。雍正朝文字獄往往是高瞻遠矚，這裡面自有雍正帝鮮明的性格特點。
乾隆帝則幾乎處處反其父之道而行之。即位伊始他就把曾靜、張熙逮捕起來，凌遲處死，這是對其父“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譭朕躬而追究誅戮之”的諭旨的公然違背。他還嚴令收繳《大義覺迷錄》，私藏者罪之。從乾隆朝中期以後，他又以監謗者自任，督責各省大吏在全國張起連傻子的荒誕文字也逃不過的嚴密文禁。但他深知若僅止於此，仍然就事論事，那隻能是治標而已；要釜底抽薪，一勞永逸，就只有效法秦始皇,把一切“逆書”一燒了之。乾隆帝的“自信”也實在令人歎服！
結束語
其實文字獄要受多種因素錯綜複雜的影響，性格因素是重要的，但它畢竟是在一個較短的歷史時期起作用的偶然因素。通過諸如此類偶然因素，從更加廣闊的視野對中國古代文字獄加以考察，從而尋找出某些帶規律性的東西，似乎更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