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沖和俞飛鴻是這兩年頻繁成為公眾話題的兩位女演員。陳沖出生於1961年，俞飛鴻比她小10歲，生於1971年。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好像越來越喜歡談論這些在公眾認真裡不再年輕的女性。大女人、高級感、凍齡等這些標籤被創造出來，用以定義這些關注與討論。真心欣賞也好，隨波逐流也罷，人們似乎是意識到了某種女性智慧和力量的缺失或斷層，這種公眾審美多元化帶來的不安全感和焦慮，裹挾著對於美和氣質極度渴望，如烈火烹油一般，不斷刺激著那些正年輕的心。女權的聲音，又一次次蠢蠢欲動。
歷史：女性是非理性而低智的？
重溫2017年《圓桌派》的3.8婦女節特別策劃—-《圓桌女生派》，時隔三年，還是會感慨徐靜蕾活得自在、通透。同為被稱為才女，儘管有著15歲的年齡差距，但久負盛名的才女青年作家蔣方舟的婚戀觀卻這樣回應當時自己的感情狀態：
“我還是屬於在兩性市場被挑選的過程中。”
蔣方舟的百度百科介紹是符合張愛玲所說的“出名要趁早”的人設的。7歲開始寫作，9歲寫成散文集，19歲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20歲獲獎，一畢業就加入《新週刊》，擔任副主編至今。
但這樣幸運又光鮮的履歷，何以至今還在婚戀市場中被挑選？
有人會說，這是兩回事。誠然，這的確是兩回事，可並非毫無關聯。
作為得到了大眾認可的才女，蔣方舟在閱讀量、寫作與表達上都是不差的。然而她在婚戀觀上的”單純“，一部分是她自己留給自己的，姑且不談，另外一大部分，則是這個時代的贈予。
長久以來，女性都被定義為情緒化的、低智商的、甘於沉浮於男權的，這種狹隘的大眾認知具有長時間的歷史基礎與理論基礎，貫穿古今中外，且時至今日都沒有完全消除。但中西方的表達方式不同，中國古人傾向於感性表達，比如被孔子“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感嘆，被引用過無數次，而在西方，這種狹隘的社會認知則進入各種理論型、學術性著作，反覆被強化。
大眾心理學的開山之作《烏合之眾》是法國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的社會心理學著作，在這書中，勒龐闡述了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徵，他認為而當一個群體存在時，群體就有著情緒化、無異議、低智商等特徵，而在群體中，婦女和兒童是最沒有主見的一群人。
時至今日，《烏合之眾》在中國人依然是大眾傳播學領域的暢銷書，其經典的意義在於這本上帝視角的著作跨越時間的對話與啟示。但人們卻對它譭譽參半，勒龐的性別偏見、民族偏見和為了證明而證明的演繹論證成為最大的槽點。
勒龐和《烏合之眾》一定是有歷史侷限性的。勒龐於1841年出生在法國的一個貴族家庭，《烏合之眾》則出版於1895年。而1895年，加布裡埃·香奈兒剛剛12歲，還在修女學校學習針線手藝，而那一年，中國共產黨女權運動的領袖向警予才剛剛出生。
1949年，也就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的那一年，41歲的西蒙那·波伏娃出版了被稱為女權“聖經”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在波伏娃看來，女性獲得解放必須依靠以下兩個途徑：對於生育與否的自我決定權以及工作。自史前，權利就被男人所擁有，男人是主導，隨著農業和工業的發展，漸漸地，女性失去了一切經濟角色，而男人將她們推向內，讓她們擔當繁衍後代的重任，讓女性對於自身社會功能的認知隨之進一步向內收緊，不再參加經濟和政治活動，最終自己把自己困在了不平等的固化社會角色裡。
喊女權不是一件新鮮事兒，但也絕對不是一件可以立杆見影的口號。女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感性先行的，很多女性包括波伏娃本人都對女性這個群體都有同樣的評價。這些評價並不妨礙我們對女性的尊敬，因為理性並不是尊敬的唯一標準。法國著名女作家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 (Marguerite Yourcenar) 曾經寫過差不多的言論，指責女權主義無視女性總體缺乏理性的現實，嘲諷女性雜誌的膚淺等等。
“人權”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歷史，但人權概念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並不包括女權。例如法國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中，“人權”（rights of man）的含義只是男人的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婦女解放運動推動女人的做人之權從邊緣進入主流，使女權成為整個人權的重要內容。在產業革命的影響下，先進女性衝破中世紀以來的封建束縛，走向社會，擁有與男子同等抗衡的社會分量。然而，新興的男權政客依然蔑視婦女，於是女性開始了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根據歷史資料來看，人們習慣於將西方婦女解放運動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1、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初，爭取男女政治權利平權；
2、20世紀60年代——20世紀70年代，爭取消除社會分工與收入支配上的同工不同酬；
3、1990年代——至今，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興起。
客觀來說，由於歷史的原因，西方國家的女性平權運動開始得比中國早，也取得了更多成就。
美國婦女參政運動開始於1647年，美國馬里蘭的一位婦女布倫特夫人要求給有財產的婦女一定的發言權，她是美國議會史上第一位要求承認婦女政治地位的女性。1890年，美國成立了“全美婦女參政協會”，使各自為戰的婦女參政運動擰成一股勁，使爭取選舉權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經過數年多樣化和激進化（遊行示威，糾察、詰難政治候選人、絕食）的鬥爭之後，1918年，美國眾議院批准了自1920年開始生效的婦女選舉權，成年女性與男子一樣有了選舉權，美國的女權鬥爭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現在：我們已經走過很多路
女權喊了那麼多年，我們究竟是在一路向前，還是在迂迴和岔路中渾然不知？
“越南戰爭”（Vietnam War）是一個會永遠刺痛美國人的字眼。越戰是美國曆史
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爭，美國耗費了至少2500億美元，軍事上的失敗以及後續諸如《華盛頓郵報》五角大樓事件和水門事件，都表明了美國近十年戰略的失敗。
顯然，沒人會喜歡迂迴和岔路，但有時候曲折可能會促使我們反思。
越戰加劇了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和民權問題，使國家處於極度的分裂狀態，給美國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創傷，美國戰後25年的經濟繁榮一去不返，經濟狀況也開始急轉直下，但這個社會動盪的過程中，美國女性智慧開始覺醒並展現出力量。
1967年4月，在紐約發生了30萬人參加的反戰遊行。反戰運動開始波及美國社會各階層，以至全國陷入分裂和悲觀中。電影《阿甘正傳》中就曾用主人公阿甘的個人經歷映射了越戰以及反戰運動。
而在現實中，除了Bob Dylan和沃爾特·克朗凱（Walter Leland Cronkite, Jr.，冷戰時期美國最富盛名的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還有兩位女性的作品和行動也讓我們看見了女性意志和力量。
瓊·貝茲（Joan Baez），1941年出生於紐約史坦頓島，美國民謠歌手、作曲家。她在波士頓的咖啡館開始自己的演唱生涯，1959年紐波特民歌節的表演使她受到國人矚目。
與此同時，作為馬丁路德金的好友，貝茲每次都為他的演講站臺演唱，利用自己的魅力號召群眾。1963年8月28日，瓊和鮑勃迪倫一起，參加了著名的華盛頓遊行，他們演唱了很多反戰歌曲，那一天，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更加為人所知的是她和鮑勃·迪倫的一段情，只不過貝茲和鮑勃·迪倫在一起的時候，迪倫還一個沒什麼名氣的毛頭小夥子。貝茲在加州的巡演中也帶著鮑勃·迪倫一起遊走，只可惜加州的音樂水準比東部要落後，沒人認得這個小夥子，只要鮑勃上臺就落得噓聲一片。然而貝茲更加相信自己的眼光，不僅經常演唱鮑勃·迪倫著名的反戰歌曲《Blowin in the Wind》，還經常參加平權運動與和平示威運動，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事實也證明，貝茲的無私，是正確的。一個劃時代的歌手，就這樣誕生了，正是因為她，我們才擁有了如今的鮑勃·迪倫。
另一位和瓊·貝茲生活在同時代、同樣旗幟鮮明地反戰的女明星是簡·芳達，雖然是著名影星亨利·芳達的女兒，也同樣從事影視行業，但簡更加不滿足於只做一個花瓶，她甚至跑到了越南去演講，去大聲說出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
未來：我們將去向何處？
在HBO為簡方達拍攝的一部長達2個小時的紀錄片—-《簡·方達的五幕戲》裡，她說：
“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執著於如果我不完美，沒人會愛我。然後，我意識到成就完美是永無止境的。我們都不完美。要熱愛我們的不足，要擁抱，接受我們的不足。”
那麼，未來女性智慧覺醒的路，我們將去向何處？
其實，我們已經很幸運，幸運在我們的電影界也有像陳沖、俞飛鴻、袁泉這樣實力過硬、內心堅定的女性；越來越多的影視文藝作品開始將鏡頭對準女性力量崛起和女性的成長的話題，比如我們的《知否知否》，比如美國的《大小謊言》，又比如最近很火的意大利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
然而，一切遠非完美。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官網上，依然有關於非洲殘害女性生殖器的封建陋習的報道，世界上每天也都有像電影《嘉年華》或者小說《房絲琪的初戀樂園》等這樣猥褻少女的事情發生。
無論在基礎教育階段還是在公共話語空間，我們都很少看到高質量的討論，幫助女性去建立一套獨立自主的愛情觀或價值觀。但這不是誰的錯，因為這終將是漫長的路。時間、經歷和教育將是幫助女性智慧覺醒的三條路，然而這路上，不會有捷徑。
我們都經歷了太多輾轉反側，最終的答案，可能依然“在風中飄蕩”，最重要的是，我們還在探索並且擁有持續探索的力量，這便是一切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