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什麼還要重走長征路？
湯華明
從2005年開始重走紅25軍長征起，到今年已經13年了。13的時間裡，我完成了重走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的長征路和西路軍征戰河西走廊的全程，累計行程達6萬多里。在很多紅軍後代和各地紀念館專家的幫助下，我不斷地在沿途參觀、採訪、調查、學習、研究，對長征有了不斷深入的瞭解。但我總認為，要想真正地將長征研究深、研究透，十幾年的功夫遠遠不夠。所以，我的長征永遠在路上。
這些年來，我應邀到湖北、河南、湖南、四川的很多部隊、院校、機關和企業，給市民、軍人、民警、幹部和大中小學的學生宣講長征時，聽眾成百成千的發問，長征過去了80多年了，你為什麼還要重走長征路？
我的回答應從我這個老兵追趕紅軍的隊伍、追趕歷史的縱深開始。我第一次接觸長征的歷史，是12歲那一年，我的小學老師不知從哪裡弄來一本陳昌奉的《跟隨毛主席長征》，計劃每週的少先隊日給我們念一段，聽了幾段後，我很快喜歡上了紅軍長征的故事，等不得老師唸了，我借回那本小冊子，5天就看完了。長征勝利50週年時，我還在部隊服役，《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重走長征路，接著，著名作家魏巍、老紅軍陳靖、外國人李愛德、馬普安結伴重走長征路，還有，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裡重走長征路。那個時候，我有了重走長征路的衝動，只因為是個軍人而無法成行。
重走長征的人，如果再羅列還有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春少年，他們的故事不盡相同，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門。可與全國13億多人相比，重走者的數量又顯得微不足道。但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群人，使更多的人發現，原來，80多年前那些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的人，還在深刻影響著這個時代。
2005年，在紀念紅25軍長征70週年的時候，我終於實現重走長征路的夢想。
“從來壯烈不貪生，許黨為民萬事輕”的雄心壯志鼓舞著我，完成重走紅25軍的長征路後， 2016年，武漢晚報黨委決定，由我帶領22位志願者，重走中央紅軍的長征路，那一年我已經54歲了。在紅軍精神的鼓舞下，我冒著春夏季節的暴雨、頂著曬破頭皮的烈日，從閩西的長汀出發，沿著逶迤的五嶺、磅礴的烏蒙、綿延的雪山、兇險的草地，走過22條大河、22座大山，長征沿途的300多個戰場全部跑到。沿途無數次遇到泥石流、山體滑坡、道路塌方，還有感冒發燒，我都不曾退縮半步。
我聘請國防大學教授劉波和數十位紅軍的後代擔任我的軍史顧問，將長征路上每一個點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踏訪得不留半點疑問，發回報社的每一篇報道都做到忠於事實、忠於歷史，接近讀者、感動讀者。
“紙上得來終覺淺 ，絕知此事要躬行。”我心裡明白，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紅軍長征帶來的震撼超越國界。有一個哲學名家說得好，紅軍長征，要麼你不知道，知道了就永遠無法忘記。
重走長征路，不是重複過去，而是面對今天和未來。我在採訪102歲的老紅軍王道金時，他說，紅軍過草地時，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食物，無奈吃野菜、草根和樹皮。當時，紅軍戰士大部分來自閩西贛南、兩湖和兩廣等地，不熟悉川西草地上的植被，誤食中毒的人很多。於是，專門成立了一個試吃小組。試吃後只要這些人沒死，就證明這種草能吃。參加試吃的人必須是黨員。
歷史是有溫度的，也是最好的教科書，還是最好的清醒劑。我們總在說，走得再遠，也不能忘記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忘掉了從哪裡來，往往就不知道到哪裡去。
我在部隊的老政委、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李世奎曾經對我說，“解放後我看過很多反應長征的紀實文學、影視作品，可是沒有哪一部能真正全面、客觀反應長征路上的艱苦的，說什麼紅軍在雪山草地上吃皮鞋、吃皮帶，幾乎成為雪山草地上艱苦的代名詞，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吃皮鞋、吃皮帶有嗎？有，但是很少，你想想，紅軍戰士腳上穿的都是草鞋，身上穿的都是破爛的氈子，繫上一根草繩，只有少數團級幹部才有皮鞋、皮帶。為什麼反映雪山草地艱難困苦就把吃皮帶、吃皮鞋當成標籤，貼在長征的歷史上？只能說明這些人不深入實際，才弄出了不客觀、不真實的東西誤導後人。紅軍在雪山草地的艱難無法想象，實際上我們吃過牲口的糞，這不是給紅軍和長征抹黑，這是當年草地上的真實情況。三大紅軍主力過草地的時間，幾乎都在8月份，正是川西草地上的豆類成熟的季節，犛牛和綿羊吃下去未消化的胡豆、黑豆，我們洗乾淨後再煮著吃。吃下觀音土拉不出大便的戰士，真的吃下牛羊的糞，因為這中間有草，可以將觀音土排出來。”
重走長征的路上，李世奎的教導我一直牢記在心，我必須用心重走長征路，必須用心去還原歷史，以更加高漲的熱情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待長征、對待紅軍。因此，我在沿途採訪每一個長征的經歷者，關於他們的行軍、作戰、宿營、受傷、生病、散落、躲避等，盡力做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完成重走長征路回到武漢後，我心裡總覺得，儘管在長征路的沿途做了100多篇報道，但還是感到明顯的不足。我向國防大學的劉波教授，還有很多紅軍的後代請教後，他們問我感受最深的是什麼？我回答是那些因病、受傷、或被打散後，沒有完成長征的普通紅軍。劉教授說，“那就對了，關於長征和參加長征的國家領導人、開國將帥，已經被寫了很多很多，你就好好寫一下那些散落的紅軍吧，普通人的故事一定是更加感人的。”
閃閃的紅星，曾經是紅軍頭頂上的明顯標誌，紅星閃閃照耀中國。那些散落在長征沿途的紅軍，不就是一顆顆散落的紅星嗎？定下這個題目，我又回到長征路上的閩西、贛南、湘南、桂北、黔北和河西地區，繼續採訪更多散落紅軍的故事。到目前為止，我收集到了2200多個有名有姓的散落紅軍，分佈在長征沿途和河西征戰及其他的18個省市，我跑遍近百個縣區，採訪了其中169位，很有幸的是，我還採訪到了劉光榮、劉漢潤、劉勇、盧桂秀、牟炳貞、侯宗元等32位健在的紅軍戰士，他們稱我這個當過兵的人為小戰友，戰友拉著雙手，說起當年的經歷總是淚流滿面,又是激動不已。
他們的散落或多或少充滿悲劇性，他們為了治療傷病、躲避敵人的搜查和加害，改名改姓、改變民族，隱姓埋名扮啞巴，給當地好心人當兒子、做上門女婿。為了不落入敵手當俘虜，跳崖、吞針、吞鴉片而死……
如今，當你坐著飛機和高鐵，一日穿行數個省市時，你無法理解當年他們的艱難。為了尋找遠去的隊伍，他們中有人一路乞討，連續數年步行萬里。回故鄉的路僅僅千里，他們中很多人一生都沒有走到。
紅軍的堅貞不屈、紅軍的堅忍不拔、紅軍的堅定信念，完完全全體現在他們的身上。我把這些故事通過媒體說與讀者聽時，很多人評論說，這樣的故事只能在中國發生，只能是紅軍才能做得到。
他們都是散落的的紅軍，其經歷看似共同，其實每一個人的遭遇、每一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他們大多數沒有迎來長征的勝利，他們也沒有在共和國的將帥名錄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在生前得到一本散落（或者流落、流散、失散）紅軍證書，領取過政府發放的生活補貼，更多的人則沒有等來這一天。但不可否認，新中國的建立有他們立下的不朽功勳，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上，有他們增添的色彩。他們是中華民族的鐵骨脊樑，是全中國的真心英雄。
長征，是一段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長征，是一場艱難困苦的鬥爭；長征，是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雖然那個時代逝去已遠，但我們還是應該牢記。這就是我今天還要重走長征路的理由。您和您的朋友也一樣，什麼時候讀長征，什麼時候重走長征，都不會晚。其實，這個系列故事是我重走長征路、西路軍征戰路逐個採訪到的，一共80節，寫進了100個紅軍戰士散落在長征路上和散落後的故事，這些紅軍分散在15個省市，他們的故事，都有不同特點，有的因傷不能走、有的因病掉了隊、有的被打散跟不上、有的被俘又逃脫、有的被黨營救出獄……他們離開紅軍後的每一步人生路都充滿苦和累、浸透著血和淚。
100個散落紅軍的故事，匯在一起厚厚的三百多頁，看起來很多，讀起來也很費勁。可這僅僅是三大主力紅軍長征隊伍中，散落紅軍戰士的很少一部分。
當我從福建長汀南山鎮的鐘復村，紅9軍團長征的零公里處走上長征路時，就採訪到了第一個散落的紅軍，他叫餘茂盛，兒子餘富強告訴我，父親是福建寧化人，湘江之戰受傷後散落在湘黔邊界。來到瑞金、于都的長征第一渡、第一橋、第一村、第一山等，都是長征出發的原點，都能採訪到散落的紅軍，也就是說，紅軍出發時就有散落的人，每到一地、每打一仗都有紅軍散落。
我手上有一份從長征路上收集來的近3000個散落紅軍名單，分佈在贛南、湘南、桂北、遵義、畢節、川西、甘南、隴南、隴東、陝北、河西走廊等地區。在紅軍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的湖南郴州市，散落的紅軍417人，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桂北，紅軍血戰湘江的全州、灌陽、興安，散落的紅軍167人，四渡赤水的習水、赤水、金沙、包括遵義地區159人；川西地區包括紅原、松潘、若爾蓋地區198人；甘南、岷縣、宕昌迭部227人；通渭、成縣、武山等地218人；會寧和龍德、靜寧、西吉地區129人；環縣、吳起等地122人；西路軍渡河之後散落在河西地區有名有姓的紅軍2000多人。我接觸到的人員中（沒有接觸到的不在之列），在景泰縣一條山戰鬥散落23人；在武威四十里堡戰鬥散落46人；在永昌縣40天的戰鬥中散落55人；在張掖大屠殺後散落43人；在安西之戰散落在瓜州12人。還有，根本與西路軍征戰行軍路線無關的青海西寧、循化、貴德等地，也有數百散落的紅軍。
時間過去了80多年，這些散落的紅軍絕大都已經離世。他們的苦難、血淚、委屈和曲折經歷，很多已經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只能通過各地紅軍紀念館的館藏資料和他們的後代講述，拾起記憶的碎片，寫成系列故事。因為，紅軍傳統不能忘，長征精神不能丟，這段歷史不能缺。
其實，散落紅軍堅定與無畏、英勇與悲壯的故事，是永遠無法講完的。
湯華明
2018年9月19日於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