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由新京報貝殼財經主辦的“中國經濟新格局：乘風破浪”夏季峰會在線舉行，在房地產改革分論壇上，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討論瞭如何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以及房地產稅如何推出等問題。
房地產稅的推出可能緩慢 需要有耐心在立法過程中形成最大公約數
房地產稅被認為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年來被熱議的話題。賈康表示，長效機制所依託的基礎性制度建設中，必須包括稅收制度，我國在住房的保有環節，稅收調節要從無到有，它是現代稅制必須匹配的組成部分。中國的房地產稅立法，中央一直在要求推進，但每隔一段時間，氛圍就會有變化起伏，現實中一直沒有真正推到“立法程序正式啟動”的狀態上。
管理部門最新的表述，是“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賈康認為，這意味著今年年內可能無法有任何動作。疫情對此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房地產稅的立法不是個短期問題和現場聚會式社交問題，疫情影響不應被認為特別大。按照此前公開宣佈的時間表，本屆人大任期之內要啟動房地產稅的立法，而現在已經進入本屆人大的第三年，還剩下兩年多時間，我們可以關注後面的時間段內，本屆人大是否能夠按承諾啟動房地產稅的立法過程。
啟動立法以後的好處是什麼？賈康表示，一旦啟動立法，大家可以一起在法律建設路徑上公開而理性地討論、商議這個法的文本，尋求最大公約數，最終形成社會方方面面妥協而成的文字方案，使這樣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達到可以提交全國人大審批通過的狀態。按過去的經驗，這個過程從文本的一審到三審，最短也要一年以上，爭議激烈情況下，不排除要推到四審，時間長的，可長達十年以上。但這樣一個重要的法律作為基礎性制度建設，爭取加快立法的啟動才是“硬道理”，啟動了以後，不要太計較是早是晚、是快是慢，要讓它成為一個民主化、法治化發展進程中的全民事件，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參與，爭取讓這一法律一開始就建立起一個適合中國國情和實現現代化客觀要求的比較好的制度框架，以後再動態地優化調整。
賈康強調，我國的房地產稅立法將會是充滿爭議的，是一個需要有耐心去形成最大公約數的過程，但它卻是一個帶有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建設意義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設工作，我們應爭取早一點讓它啟動，並一定要有充分的公眾參與，積極吸收民間智慧，不要僅限於一些政府方面人員的參與。
對於房地產稅啟動立法和未來的落地是否有一些阻礙因素？賈康表示，除了技術性因素等之外，確實存在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因素。有房的人極不願意這項稅收落到自己頭上，即便是沒有房的人，也擔心未來自己買房後會被徵稅。從心理上來講，對房地產稅的態度，符合公眾普遍的“稅收厭惡”傾向，所以不能僅僅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簡單投票、公決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應通過在公開的聽證會上擺事實、講道理、說論據，來凝聚最有合理性的一些基本共識，來指導包括房地產稅的中國直接稅體系建設。在中國直接稅深化改革中首當其衝的房地產稅立法，能不能開局，能否如願推進到立法的“從無到有”，這實際上是現代化國家必須經受的基礎性制度建設的一大考驗。
房地產稅到底想解決什麼問題？賈康認為，房地產稅可以其正面效應，綜合地回應一系列的訴求。比如，房地產稅可以調節收入差距和財產配置，抑制兩極分化，讓住好房子、多套房、豪宅的人多交稅；還可以抑制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的過度炒作，使作為國民經濟支柱之一的房地產業發展比較沉穩；這一稅種還帶有對於地方稅體系和現代財政制度建設的重大意義，事關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全局；與此同時，房地產稅還會倒逼政府的預算安排透明化合理化，催化千家萬戶作為納稅人的百姓的公眾參與意識和機制，使政府更好地向納稅人交代稅收是如何納入認真的、高水平的預算安排來盡力追求公眾利益最大化的，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國家的一個非常好的機制創新。
“治標”行政手段可能誤傷剛需 要形成供需和諧互動的長效機制
下半年以來，不少城市出臺了更為嚴厲的樓市調控措施，自深圳出臺史上最嚴限購開始，南京等地紛紛收緊限購政策。
賈康表示，要實現“房住不炒”，關鍵還是在於打造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目前中國還沒有形成這種長效機制，以行政手段為主的限購、限貸、限價等措施，是權宜之計，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客觀原因，但也有濃重的治標不治本的侷限性。
什麼才是治本之策？賈康表示，為形成健康長效機制，必須按中央要求實行基礎性制度建設改革。他強調，改革既要關注調節需求，更要著力形成必要的有效供給，在房地產業的長期發展方面，要結合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資制度和稅收制度，動真格地以全面改革在深水區啃硬骨頭、攻堅克難的安排，來真正從治標推到治本，打造長效機制新局面。
目前國家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實際上是與房地產市場發展相連接的。賈康提出，房地產市場要在結構上為實體經濟匹配有效供給。企業發展需要不動產，員工也一定會有住房需求，所以，以流動性充裕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絕不是排斥房地產業的合理發展，而是要讓房地產形成“保障軌”與“市場軌”的雙軌統籌，能夠跟上實體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的需求，釋放有效供給。近年來國內高新科技發展最為突出的地區是珠三角和長三角，而這兩地的深圳、南京、杭州卻在房地產市場稍微回升後採取更嚴厲的限制措施。這內含著一種悖反，在沒有長效機制、不能夠使有效供給及時、充分湧流出來的情況下，似乎只好治標地施加緊箍咒，使眼下的局面看起來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結果實際上並不利於長期支持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發展。
“我們現在以行政手段為主、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一些治標的辦法，在實際生活中已經產生了誤傷一些剛需的後果，並在更大範圍內抑制著改善性需求，違背了滿足人民在美好生活需要中得到住房有效供給的願望，這方面在基本邏輯上存在問題。”賈康表示，長效機制一定是一種更和諧的供需互動，和對於可持續發展的供給匹配。從一體化的關係來通盤理解，就不應該把房地產從整個經濟發展中間劃出去“入另冊”，關鍵是怎麼樣讓它健康發展。
在有效供給的組織方面，賈康提出應在政府力求高水平的國土開發規劃前提下，托住保障軌上的低中端收入者“住有所居”的供給，主打公租房和共有產權房，還要對接市場探索發展長租房；其後對於收入水平中端和中端以上的社會成員，應該更多地讓他們行使消費者主權，用他們的支付能力在商品房市場裡自主選擇。如果能夠真正把住房低端的保障軌託好了，房價就不是一個房地產市場是否健康的主打指標了，而是在已經有託底的“住有所居”的條件以後，有支付能力的人更從容地在競爭中去挑選自己住宅的市場配置機制。市場軌上政府要管的，主要是市場公平競爭規則以及必要的稅收調節，這樣的遠景才是長效機制，才是一種健康狀態。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顧志娟 編輯 陳莉 校對 李銘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