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時期，非常重視科舉。科舉改制是武周革命重要的政治策略，在中國古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大致從兩個維度展開：其一，研究武周革命者，如呂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武后政治"一節，認為武后暴主任刑，著力揭露其高壓手段和強硬作風，於其科舉用人則否定批評，沒有充分關注科舉改制之於武周革命的意義。
其二，對於武則天的科舉改制，學界重視不夠，其實，陳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講義及雜稿》、《金明館叢稿初編》等論著中，早已明確指出，武則天科舉改制旨在打擊關隴貴族，對其顛覆李唐王朝的意圖，從不同側面曾做出過重要論斷，他認為科舉在武望之時特見隆重，武則天通過科舉竭力使文學、經學分途，文智與武力分途，將科舉與文學兩相綰合，以科舉對抗門蔭世襲，以文學來弱化經學。武氏的科舉改制是一個系統複雜的工程，關涉門閥觀念、儒學態度、文學思想等諸多方面。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政治指向為經，以科舉改製為緯，發覆其深層內蘊。
從傳統觀念來看，武則天在通往權力頂峰的道路上，其最大阻力來自兩個向度：女人角色與庶族出身。武氏重視科舉，是因為武周革命所遇到的難題，科舉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科舉制度是基於反門閥而出現的，它在發展過程中，生成權利集中性、鬥爭性、開放性、公平性與儒學化等主要特徵。權利集中性與鬥爭性相伴而生。權利集中是科舉制度生成的終極目標，而鬥爭性則是權利集中的手段，旨在對抗地方分權和地方壟斷，通過開放性和公平性，達到權利集中的目的。
而被賦予正統性質的儒家思想科考內容，將來自於全國各地的士子訓化為忠實的臣僕，這對於固化統一政府的權利集中性，極為奏效。以上諸多特徵，權利集中性、鬥爭性、開放性、公平性是科舉的結構性特徵，而儒學化則是其精神屬性。前者具有相對穩定性，而精神屬性雖然能夠按照歷史的慣性發展，卻可以被改易。武則天敏銳地認識到科舉的特性及其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於是他改制科舉，發展了科舉的結構性特點，並利用文學來改造原有的儒學化精神屬性，從而引發了一場前史無前例的社會鉅變。基於女性與庶族這兩大革命難題，武則天科舉改制的目標始初便直接指向了儒學與舊門閥。
武則天一方面從精神層面，通過崇文抑儒來弱化儒學的影響，一方面將科舉利益大力向庶族傾斜，以此來消解舊門閥特權，以新貴族群體的擴大來打擊舊門閥。此其破也。科舉制度的儒家精神是在歷史中生成的，唐太宗時期，在學校建制上，使得科考生員教育儒學化、科考重點儒學化，以及政府對於儒學權威的維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