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這樣評價漢武帝：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這段話就是說：漢武帝窮奢極欲，刑罰繁重，橫徵暴斂，對內大肆興建宮室，對外征討四方蠻夷，又迷惑於神怪之說，巡遊無度，致使百姓疲勞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盜賊，與秦始皇沒有多少不同。但為什麼秦朝因此而滅亡，漢朝卻因此而興盛呢？是因為漢武帝能夠遵守先王之道，懂得如何治理國家，守住基業、能接受忠正剛直之人的諫言，厭惡被人欺瞞矇蔽，始終喜好賢才，賞罰嚴明，到晚年又能改變以往的過失，將繼承人託付給合適的大臣，這正是漢武帝所以有造成秦朝滅亡的錯誤，卻避免了秦朝滅亡的災禍的原因吧！
班固在《漢書》中這樣評價漢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渙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意思是說，西漢王朝承接前世落後殘破的歷史遺存，漢高祖劉邦撥亂反正，漢文帝和漢景帝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主要致力於社會經濟的恢復，顧不上文化建設。漢武帝剛剛即位，就罷黜諸子百家雜說，提高儒學經典《易》、《詩》、《書》、《春秋》、《禮》、《樂》的文化地位。於是聚集海內人才，舉用俊傑之士，和他們一同建立大功業。興辦太學，改定正朔，修正曆法，調和音律，創作詩樂，設立封禪，禮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緒統有以承繼，所頒佈的法令通告，煥然而多有文采。後世子孫遵行這一方向，於是有三代之風。像漢武帝這樣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棄漢文帝、漢景帝謙恭簡樸的作風，一心為老百姓謀利益，那麼，以《詩》《書》中的讚詞和頌歌來表彰他，一點兒也不過分啊！
從這兩段評價裡來看，司馬光的評價比較中肯，功過都有；而班固的評價就有些讚美之意，更多的是讚頌。因為班固對光武帝史的撰寫得到了漢明帝（光武帝第四子）的賞識，漢明帝希望通過班固進一步宣揚“漢德”，特下詔讓他繼續完成所著史書。這就是《漢書》的由來。
班固為東漢史學家，編寫《漢書》實為給當朝寫史，批評的負面的當然不能寫；而司馬光為北宋史學家，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千年，不存在政治因素，因此寫史相對客觀，評價比較中肯。
從這個對比來看，史書的作者受客觀因素的影響，難免會帶有主觀感情，很難完全客觀的記載事實，我們讀史，要多方面瞭解史料，儘量規避作者的主觀，挖掘事實，還原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