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最璀璨的文學形式。在眾多文學形式之中，詩歌可謂是獨樹一幟。
歷史學界認為，詩歌的起源是從《詩經》開始的，也就是說詩歌的歷史已經有3000多年了。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詩歌的形式也在不斷的發生著變化，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唐朝之後雖慢慢低落，但宋朝的詩也不容小覷。
在世人眼中，宋代給我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當屬宋詞，但研究古代文學會發現宋代是古代文學全面新生的時代，也是詩歌發展的重要變革階段。在300多年的宋朝歷史之中，詩歌文化可以說是圍繞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這兩個名詞的交融與變革之中所展開。
一、隨著歷史的發展，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這兩個概念被提出，詩人之詩重在抒發內心的志向，而學者之詩重在說理，高度概括
“詩人之詩”這一概念的提出要遠遠早於“學者之詩”，“詩人之詩”乃是從“詩人之賦”這一賦學批評概念轉化而來的，早在西漢晚期，辭賦大家揚雄在《法言·吾子》中就提出了“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概念: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詩人之詩，是意境的代名詞，他主要是指通過詩歌的語句描述來描繪出詩人之“志”，這個“志”包羅萬象，大可達天下萬物，小可至喜怒哀樂。詩人之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宋朝文壇對唐詩的一種繼承與發揚，也是唐詩對後世文化的影響所在。
詩人之詩主要是詩人通過詩文的語言藝術，將詩人自己的心中所想貫徹在字裡行間，讀者通過閱讀，可以清楚瞭解詩人的所感所悟，這就是詩人之詩，它少談政治，愛論風月。
學者之詩這一概念是由南宋中期著名的理學家張栻相對於詩人之詩的概念所提出的。它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儒學的發展，在宋朝出現了舉世聞名的程朱理學。他的出現使得儒學文化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巔峰，宋代也湧現出了一批文學大家。他們將儒學文化與詩歌舞文化很好的結合在了一起，也就出現了的讀者之詩。
與詩人之抒發頌情感相比，學者之詩更傾向於體現一個人的學術功底與學術成就，它傾向於用自己的學術研究構造出新的意境。學者之詩不以揞扯零散的知識、典故為主要框架，而是以學術入詩詞，以理敘事，重在說理。正因如此，學者之師也可以看為高度概括的文章。閱讀這類詩歌，可以從字裡行間提煉出作者的學術精華。
詩人之詩與讀者之詩，這兩個命題的出現主要原因還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封建階級的士大夫們在審美趣味與人格追求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變。詩人之詩代表原來的標準，學者之詩則代表如今的標準。如果追根溯源，兩者都可以追尋到“風”於“雅”的兩大詩學傳統，詩人之詩盛行於唐朝，這一類型的詩具有“風人之致”，學者之詩則盛行於宋朝，它的內涵更指向於“雅人深致”，兩者雖在形式與格局上不同，但細細品味又不難發現二者同根同源。
二、詩人之詩，盛行於唐，學者之詩，盛行於宋，二者的差異是內容與格式的差異，也是文化的差異
宋朝時期，文人的地位十分尊貴，宋太祖趙匡胤更是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國策。這也使得宋朝的文學體系較中國任意朝代而言，都是十分優越的，底層的百姓很樂意通過習文來達到光宗耀祖的目的。這也造就了宋朝文化的空前繁盛，湧現了蘇軾、歐陽修、辛棄疾等一大批優秀的詩人學者，重在表現儒學之風的學者之詩也就盛行於宋朝。
但在宋朝之前的唐朝，也是千年歷史文化之中，詩歌文化發展的黃金時代。它為後世留下了許多的廣為流傳的優秀詩歌，也塑造了多位優秀的詩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重在訴說風雅的詩人之詩也盛行於這一時期。兩個時代的文化不同，也就產生了學者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的差異性。
讀者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差異性，主要在於學者與詩人的差異。宋人眼中的學者與詩人與現在的定義其實是不一樣的。在宋代國民的眼中“詩人”特指那些沒有或不屑於做官，在隱士或半隱士的身份特徵下，擅長於進行詩歌創作的中下層知識分子。
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沒有受過系統的儒學教育。而宋朝人眼中的“學者”則指那些強調“道問學，尊德性”、闡揚道德義理的士大夫一類的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程朱理學一派的人物。這裡的學指的是儒學文化，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學者之詩看為理學與詩歌的統一彙總。這類人物大多出身名門望族，從小就接受過系統的教育，受儒學文化影響較深。
宋代的歷史重文輕武，重學輕文。文人特別重視儒學文化,“以才學為詩”這個概念指的就是在詩歌創造之中強調儒學文化，體現一種濃厚的道德意識和學術精神，也就造就了學者之詩這一概念。而且在宋朝中文的大背景之下，這個概念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許多當時的知名人士，即便做詩能力突出，仍然不願意以詩人自居。社會的現狀也使得世詩人這一群體在文壇中逐漸被邊緣化，而且詩人之詩不強調學術更加註重詩歌本身，飽含詩人的“志”。
這也造成了一些想要通過武力而光復北方的愛國人士，通過詩歌表達自己內心的憤怒與不滿，對統治階級的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使詩人的仕途受到了的影響，進而詩人與貴族階級逐漸分隔開來，這也就造成了詩人之詩在宋朝貴族階級流傳度不高的現象。
同時，二者在題材與格式方面也有著差異。詩人之詩的題材很少涉及時事政治，多以風花雪夜、人情往來為主，在取材方面稍顯狹窄。
形式上又多以五言律詩和七言絕句為主，且講究對仗與押韻，存在形式化的現象。學者之詩則體表現出與詩人之詩明顯的不同，它的題材更偏向於國家大事、王朝更替。與詩人之詩相比，它的格局更加的大，角度更加的客觀。在格式之上，他不拘泥於呆板的形式，作詩之時，不過於講究格式、韻調、對仗公整，語句樸實自然，平淡的同時蘊含著深厚的道理。
總的來說學者之師與詩人之詩的差異，主要是文化背景和當時的社會階級下，所產生的。
三、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本同根同源，但在歷史上形成了對立的局面，對詩歌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二者若統一，勢必會讓詩歌等文化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其實，宋朝以前，是不存在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它們是隨著宋朝理學的發展，詩歌有了不一樣的味道後，才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的。
長期浸潤於經學環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經學中心”意識造成了“學者之詩”、“詩人之詩”相互對立的現象。但是二者多年的對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歌文化在後世的走向。研讀後世相關史料，詩歌文化在宋朝滅亡後發展進入一段時間寒冰期，這未嘗不是受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對立的影響。
二者的對立局面，使得宋朝對之前的詩歌文化並沒有很好的繼承，雖然開創了新的文化形式，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出現了小幅度的斷層。詩人之詩在民間的流傳度雖然高，但是國家並不支持；學者之詩則相反，它在統治階級流傳度非常高，但是普通民眾對他的瞭解卻非常片面。
並且學者之詩對詩人之詩的打壓應該可以講成是文化的倒退，限制了詩歌文化更好的發展。二者雖然爭鬥多年，但從後期發展來看，二者不應該是對立關係。詩人之詩的創作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他將詩人的風骨融入到了詩歌當中，為詩歌賦予了精氣神。
但學者之詩的出現也並不應該是偶然，他印證著儒家學說的發展，有著屬於自己的歷史必然性。二者相互借鑑、相互汲取對方的優秀之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相互融合、相互統一，才能發展得更好。
於是乎，一個新的觀點“二者合而為一”被清朝學者朱棄粵所提出，並且朱棄粵以詩人兼學者的身份結合兩家之長開創了浙派詩，在幾百年之後迸發出新的光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由此可見，詩人之詩與學者之詩的對立本就是一個錯誤的局面。二者同根同源，應該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而不應該成為多年對立的局面。
詩歌是中華文化千年的瑰寶，它或許在改變之中有過分裂，或許在輝煌之後有過沉淪，或許發展之中有過低谷，但是我們依然相信它統一之後的魅力，我依們依然相信它沉淪之後的璀璨，我們依然相信它低谷過後的巔峰。
它依然擁有眾星捧月的氣勢，和無與倫比的美，不它如何變幻，其實始終與時代藝術審美及歷史背景息息相關。而通過這，我們依稀可以窺見中華文化壯美磅礴的一面。
參考文獻；《宋史》、《法言·吾子》、《新唐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