Господи! Помоги мне выжить среди этой смертной любви
上帝！請將我從這 致命之愛中解救出來
30年前的今天，柏林牆被拆了。
2014年柏林牆倒塌25週年，這幅著名的柏林牆塗鴉《兄弟之吻》，原名《神啊，並將我從這致命之愛中解救出來》的作者 Dmitri Vrubel 接受了莫斯科《生意人報》的採訪，講述了他兩次在牆上畫下「歷史」的經歷。 採訪記者是 Andrey Borzenko，下文是兩人的對話。
AB：你記得1989年11月9日嗎？
DV：記得。那天我有可能會在柏林，但我沒去。我和一個朋友開著輛伏爾加轎車，從巴黎回莫斯科。因為我朋友路過漢諾威（西德）的時候買了一臺電腦，所以我們有被逮捕的風險。
當時蘇聯禁止攜帶任何電腦入境。 朋友非常肯定，他不想冒任何風險在柏林過邊境（畢竟可以選擇風險小的其他地方）。而且，我們在巴黎看電視說，柏林那幾天正在遊行，非常激烈，各種衝突。
所以如果我們正巧帶著電腦去了柏林，被發現了，電腦不僅會被沒收，我們還會被毒打一頓。所以我們決定繞開柏林。 從來沒人告訴我，我當時也沒有預料到，自己的命運會與柏林牆產生關聯。
1979年，勃列日涅夫與昂涅克親吻的真實新聞圖片。
AB： 但是柏林牆的倒塌對你來說非常重要？
DV：在那時，我甚至不知道，說真的，那是真實的牆。
我在蘇聯生活了29年，被教育成為一個有文化的標準「蘇聯錘子」。（在這裡，藝術家用了「sovok」這個專有名詞，略帶諷刺和自嘲的語境，有點「社會主義一塊磚、螺絲釘」的意思。） 在那時，我藝術創作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片段，都與歷史性事件緊密聯繫在一起。
比如說，1989年我第一次出國。柏林牆的倒塌對我來說，就是極其真實的一個身邊的歷史事件。我在法國巴黎住了兩個月，坦白講，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不如我身邊發生的事情讓我感興趣。
1991年，作品剛剛完成時的樣子。
AB：你是怎麼想到在柏林牆上搞個塗鴉的？
DV：一個在巴黎認識的女孩來到莫斯科，她給了我一張照片，是勃列日涅夫跟昂涅克親吻的照片。她說，「這照片太酷了，你必須把它畫出來。」 我開始非常反感，但像往常一樣，我想在藝術中保存一些生活中無法保存的東西。於是，慢慢地，關於這幅畫的念頭就在我的腦子裡瘋長。我開始畫一些草稿。
這時候，詩人和藝術家朋友 Dmitri Prigov 看到了我的草稿，就跟我說，「如果能在柏林牆上畫出來就太好了。」我們大笑一場，然後就忘了這件事兒，真的忘了。 過了一陣，有一個叫 Alexander Brodovsky 的人拜訪我的工作室。他剛從柏林回來，正在策劃一個展覽，想把蘇聯的當代藝術、先鋒畫家都弄到東德做一個展覽。
我們討論了一切可能，他正式邀請我加入。 於是，1990年4月，我去柏林見到了他。他見到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哥們，牆是我們的了！
藝術家本人
AB：你對柏林牆，對柏林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DV：我第一次看到柏林牆的感覺就是——這牆也太矮了吧。對我來說，這是「那座牆」啊！應該像一座防禦工事一樣，難以逾越。我覺得東德人當時肯定做錯了，他們應該把這座牆建成50米高的那種，這樣東邊的人們就徹底看不到西柏林了。
當時牆邊停著一輛小貨車，裡面裝滿了塗料，有人已經畫了東西在牆上；當時就已經有人管那裡叫「東區畫廊(East Side Gallery)」了。 這個時間段，一切都陷入混亂。牆上還有邊境守衛，他們不允許我進入西柏林，但是他們給了我一些畫畫用的水。沒有人想承認這牆歸自己管——也沒有人知道，該歸誰管。 西德表態說，他們什麼也做不了。東德國防部表示，牆也不是他們建的。當時已經沒有斯塔西(Stasi，東德秘密JC組織)了。蘇聯還很遙遠，太遠了，沒人管這裡。
當時我看見一個蘇格蘭女孩在那裡，到處分發在牆上繪畫的許可證——完全就是忽悠。但是我看到傳單上提到「畫廊」的字樣，這不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麼。我當時明白，一個藝術家必須籤個畫廊才行，我還有什麼可以要求的呢？於是我就立馬找他們簽了合同，直到五年後，我才讀過那份合同的內容，上面說，藝術家放棄對自己作品的所有權利。
AB：然後你就開始在牆上作畫了？
DV：這個蘇格蘭女孩說勃列日涅夫和昂涅克是政治人物，要畫出來的話她得跟人聊一下才能確認。有人告訴我說，西柏林政府擔心，如果戈爾巴喬夫當時看到牆上有這幅畫，可能拒絕東德和西德統一的方案。 我相信了這種傳言。但後來當局又同意了，發了許可。
然後我就回了趟莫斯科，告訴周圍的人，你們可以在柏林牆上創作了。但我的藝術家朋友們卻嘲笑我說，「你是傻麼？柏林牆不出一個月就會被拆乾淨的。如果你想在隔離牆上畫畫，在莫斯科畫啊。」 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幅《兄弟之吻》畫在柏林牆上。這幅畫裡，有太多的寓意了。一個德國人，一個蘇聯人，被分割的世界，還有「所向披靡的愛」。
當你在大庭廣眾之下，畫一幅大尺寸的畫作時，你考慮的不光是人們的對藝術的反饋，還要考慮人們的本能反應——我想要人們都在這幅畫前面感到驚歎，「哇」的一聲。 當然，我絕對不會想到，多少年後，這副畫成為了柏林牆的象徵。
2013年，被各種塗鴉覆蓋的復刻版。
AB：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你被人們知道是因為這幅畫？這幅畫又是如何成為一種標誌的？
DV：我最早是在西德雜誌上讀到相關報道的。作為一個「蘇聯錘子」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能比這更酷了。但是同樣作為一個「蘇聯錘子」，我沒有利用任何與此相關的知名度，我也沒有用這幅畫去牟利。我完全不明白，畫完這幅畫該怎麼辦。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過著自己的日子，那幅畫過著它自己的日子。我們是各自獨立的。直到2000年初的時候，我看到人們從柏林帶回來的紀念品都印著我的那幅畫——冰箱貼、馬克杯等。我才意識到，不止是「東區畫廊」在出售衍生品，整個柏林都在賣。 這時候，我才明白，這幅畫已經成為了象徵，一個標誌性作品。
然後2009年的時候，柏林牆倒塌20週年，我從電視上得知，畫著這幅畫的柏林牆將要被拆掉重建。我意識到，我必須做點什麼了，重新拿回對這幅畫的控制權。 1990年，我畫這幅畫並不是為了吸引眼球，它能火純粹是一個意外。但重新復刻我的作品，如何決定它未來的命運——這件事情我必須參與。最開始，我付出了很多，就為了保留原始的那段有畫作的牆體。因為我不想像它變成「莫斯科風格」——拆掉，重建，再畫一遍，然後叫它「原作」。 要麼是東區畫廊沒錢做一個高規格復刻，要麼就是牆的保存狀況真的很差了，必須拆掉——無論怎樣，他們都不聽我的。
我清晰地記得，2009年3月，我走到柏林牆邊的時候，看到《兄弟之吻》不在了。我當時在崩潰邊緣，感覺非常不好，我告訴自己：挺住，這事兒不對，你得做點什麼。 我給現場拍了照片，然後通過媒體讓德國人都一起來關注這件事情，我告訴他們《兄弟之吻》沒了。
德國人的反應是，「難道有人剛剛把我們的歷史給抹去了嗎？」人們意識到，這副牆上的塗鴉，代表的是一段歷史。 之後的三天，記者排著隊採訪我，也採訪了抹掉那幅畫的人。我開始復刻一副新的作品，並且召開了發佈會，讓大家一起來記錄下這些時刻——這不僅是為我自己，也是為了柏林。
2009年，復刻版完成時的樣子。
AB：對你來說，第二個《兄弟之吻》跟第一個有什麼區別？
DV：1990年，那是我第一次在工作室以外的地方畫畫。之前的15年時間，我一直都在畫布面油畫，那是我第一次用丙烯畫畫。也是因為這個原因，1990年的原畫有些幼稚，很多小錯誤，我在2009年的版本中修正了這些錯誤。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修復技術上的失誤：而是不要讓這次畫的比之前糟糕。
我開始畫草圖，但突然我想到，人們已經記住了原畫的樣子，集體記憶中的那個樣子已經根深蒂固了，而我卻早就忘了當時是怎麼畫出來的。 這是我人生中最夢魘般的日子裡。我感到害怕，我想到人們會說：嘿，之前的那個更酷一些，但我們懂，你沒辦法把作品一模一樣再畫一遍，你已經不年輕了。
我好不容易擺脫了這些想法，才重新進入到繪畫狀態。當時剛把臉的局部畫出來，就已經有德國媒體過來拍照，然後頭版頭條告訴大家：我們的《兄弟之吻》回來了。
這時我才放下心來——我做到了，它再次成為了焦點。
翻譯 | 吳韃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