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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1月上旬前往美國加州舊金山，那時加州的機場和海關還沒有采取任何預防和篩查措施，美國社會對此次新冠疫情的瞭解基本處於未知狀態。到了1月中下旬，武漢的疫情開始顯現，1月23日武漢“封城”，我就意識到中國疫情的嚴重性。1月20日，美國華盛頓州確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但在當時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足夠重視，總統特朗普對此的態度基本是將之視作“大號流感”，彼時美國民眾的生活尚未受到疫情的影響，上班、上學和各種集體活動照常進行。我因中國疫情一天天加重而感到憂心忡忡，美國的華人社群也開始紛紛組織力量捐錢、捐物給中國，當時我去美國超市已經不容易買到口罩了。1月31日，美國宣佈自2月2日起禁止來自中國的外國人入境，這時歐洲的疫情也在逐步蔓延，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警告疫情會在全世界快速擴散，但美國政府和整個社會還是處於不重視疫情的狀態，對中國疫情采取觀望態度。果然，美國疫情的社區傳播很快就開始了，報告病例最多的先是華盛頓州，然後就是紐約州和加州等人口大州。經過了近兩個月，特朗普才有點緊張起來，在3月13日召開新聞發佈會，正式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宣佈一系列應對措施，如對於中小企業的貸款，對困難民眾的補貼等。發佈會上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美國總統召集了互聯網公司（如谷歌）、大型超市（如沃爾瑪）和生物科技公司，宣佈要合作抗疫。由谷歌公司開發平臺對疑似病人進行症狀篩查，確定是否需要去醫院就診，全美設立開車（Drive-Through）檢驗點，加快監測設備和試紙的開發，限制對養老院等場所的訪問，從這時候開始美國才真正全國行動起來對抗疫情。隨著檢測能力的大幅度提升，美國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以每隔幾天就翻倍的速度快速增長。截止到4月18日，美國確診人數為740788人，死亡39081人，在一個月的時間裡成為全世界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這當然跟美國聯邦政府應對不夠及時、行動遲緩有很大關係，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使得美國不可能採取和中國一樣嚴厲的“封城”和社區隔離措施。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地方各州、縣和城市有相當的自主權力。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的策略主要由各州自己決定。各州一般只有在本州應付不過來時才會求助聯邦政府。直到現在，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也沒有采取“封城”的措施，在紐約州已經死亡17000多人的情況下才開始強制民眾在公共場所戴口罩（而在很長時間內，美國政府和疾控中心是不建議普通民眾戴口罩的）。美國的基層行政組織（如鎮政府）沒有力量來監管人們的活動，美國大部分社區也都是開放的，更沒有安保人員，因此美國的防疫主要靠政府的臨時號令和民眾的自覺。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要靠民眾的自覺，自覺不參加大規模聚集活動，自覺保持社交距離，自覺居家。目前，美國50個州中仍有8個州對居民的活動沒有采取任何強制措施，沒有頒佈“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而所謂的“居家令”，其實也不是很嚴格的限制法令。比如加州的居家令，也只是關閉了餐館、酒吧、體育館、會議中心等大型人口聚集中心，其他重要生活設施，如商場、藥店、加油站、銀行和政府部門都還開放。居民照樣可以出門買菜、購物或運動。可見，美國防疫的組織和執行沒法做到像中國一樣嚴格，因此也很難像中國一樣在兩個月內把疫情基本控制住。中國依靠強大的國家動員力量和全國人民，尤其是武漢人民的高度配合初步控制住了疫情，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
儘管美國聯邦政府對疫情防控不力，但美國各州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卻表現出顯著的差異。通過比較美國加州和紐約州的防疫成效就能說明很多問題，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人口約4000萬，紐約州人口接近2000萬，但是截至目前加州確診病例為30774人，死亡1148人，每百萬人中死亡29人，而紐約州確診病例高達241910人，死亡17672人，每百萬人中死亡909人。雖然，紐約作為美國的經濟中心，人口密度很高（每平方公里1-2萬人），但加州的洛杉磯和舊金山大都市區，人口密度也相當高（每平方公里6000-8000人左右）。目前，紐約市的確診人數是135572人，死亡人數13202人，加州疫情最嚴重的洛杉磯市確診人數是12051，死亡人數577人，舊金山市確診人數是1137人，死亡20人，而我所在的硅谷核心地區屬於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人口約200萬，目前確診人數1870人，死亡73人，因此，相對而言加州的疫情還是控制得不錯的，這跟舊金山市長（London Breed）和加州州長（Cavin Newsom）的果斷應對很有關係。加州對於疫情的響應明顯快於聯邦政府和其它州，早在2月3日，全美只有數例確診病例時，聖克拉拉縣就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當時整個縣確診病例只有2例），舊金山市於2月25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是全美大城市中第一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整個加州於3月4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在3月19日最先頒佈“居家令”（stay-at-home order），要求加州民眾儘量待在家裡，遠離社交（social distancing）。大約從3月5日開始，硅谷的大公司員工開始居家辦公，大中小學校陸續停課，改為網上教學（斯坦福大學3月9日改為線上授課），同時取消各種集體活動，平時上下班都要大量堵車的硅谷101大道在這時也已空空如也了。而整個紐約州的防疫措施比加州要慢上一拍，3月7日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3月22日才執行“居家令”，而且直到目前紐約州疫情如此嚴重才開始強制民眾在公眾場所戴口罩。因此，在重大危機事件面前，政府的果斷決策和有力執行能夠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圖2：美國加州硅谷舊金山市-聖荷西市之間平時上下班高度堵車的101國道目前也冷冷清清
（圖片來源：https://www.telegraph.co.uk）
美國目前無疑正在遭受疫情重創，股市幾次熔斷，目前近1000萬人申請政府失業保險，失業率也達到了兩位數。而據我觀察，美國的社會和經濟秩序基本保持了穩定，一些數據甚至顯示犯罪率還下降了（因為大部分人居家了）。我所在的地方，除了剛開始的幾天裡周邊大型超市出現了米、面、麵包、洗手液、衛生紙等生活用品的短時間搶購和限購，絕大部分商品的供應和價格和平時沒有什麼差異，在我所瞭解的人群裡，更沒有出現去搶購槍支來自我防衛的情形。就我自己的體驗而言，目前的生活秩序除了“宅”一點，跟平時沒有太大差別。我所觀察到的美國加州民眾面對疫情的“坦然”態度跟疫情管理中的信息公開有很大關係，重要信息的及時發佈和溝通有效緩解了民眾的緊張情緒。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後，檢測設備開發和測試大大加快，並及時公佈數據，美國總統和各州州長頻繁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疫情和政府應對措施，回答各種提問。美國疾控中心及時公佈疫情數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一些公司也幫助收集、整理和發佈這些數據。我所在的聖克拉拉縣的官網上除了公佈詳細的疫情數據外（包括確診和死亡病例的年齡、性別和種族分佈），還公佈了該縣重要醫療資源的可得情況，比如截至目前，該縣還有723張緊急床位，92張重症床位，1615張手術床位，663個呼吸機空餘等。這些數據對於民眾判斷所在地的疫情現狀和風險等級有重要參考價值。
圖3：美國加州Santa Clara縣政府官網公佈的疫情數據和圖形展現
圖4：美國加州Santa Clara縣政府官網公佈的非常詳細的醫院資源目前的使用情況
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我也看到了美國社會開始團結一致對抗重大危機的一面。一些昔日處於市場競爭關係的生物企業開始合作研發抗疫藥物。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提供免費新冠樣本分析，斯坦福大學很快開發出能夠快速檢測新冠抗體的試紙。美國各地的志願者也紛紛支援紐約，一週前就有20名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醫護志願者奔赴紐約支持。硅谷著名的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開始生產呼吸機援助紐約，服裝公司蓋璞（Gap）開始生產口罩。我也看到我所在的幾個舊金山的校友組織募集資金和口罩等醫護物資支援美國的醫護人員。加州聖克拉裡塔市（Santa Clarita）的居民Flo Spiegel利用自己孩子的多餘布料自制口罩免費送給醫護工人。這些都是抗擊新冠疫情中堅定和感人的力量。
圖5：加州Santa Clarita市的居民Flo Spiegel自制口罩免費送給醫護工人（圖片來源：https://laist.com）
目前來看，美國的抗疫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每天的新增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驚人，這無疑是對美國的一個重大挑戰，有人甚至把這次疫情對美國的打擊和二戰時珍珠港被偷襲時的慘況做類比。但整體而言，美國社會經濟秩序目前基本保持穩定，還沒有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事件發生。不論如何，這次疫情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失，疫情也凸顯了全球作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和價值。只有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通力合作，一致抗“疫”，世界才能儘快恢復到正常軌道。希望這一天早點到來！
作者簡介
何曉斌，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社科學院縣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社科學院研工組組長。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和統計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與組織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創新與創業等。目前已在國內外期刊上發表論文50餘篇。主持和參與國家級及省級課題10餘項。
說明
本文2020年4月18日20:30寫於美國加州帕拉阿圖（Palo Alto），感謝何老師授權發佈。
責編：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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