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應該粗暴地用“成敗論”看待Clare Waight Keller為Givenchy做出的貢獻。如果說Riccardo Tisci是一個攻城勇士，那麼Clare Waight Keller則是一個守城匠人。
參加過兩場Clare Waight Keller時期的Givenchy時裝秀。
第一次是在2018年9月的巴黎女裝周，秀場在巴黎聖母院旁的Palais de Jutice。作為男裝編輯，我們很少有機會參加那些男女裝合併發佈的品牌時裝秀，它們通常都在女裝週期間舉辦，Givenchy便是其中之一。根據Givenchy與巴黎市政府簽署的一份申明，從2017年9月開始，這棟建於19世紀中期的歷史建築將連續三年作為Givenchy高級成衣系列的秀場。這也暗示了Clare Waight Keller的合同期限是三年。
這是時尚產業在兇殘的商業競爭下檢驗一位創意總監是否具有“商業才華”的時間節點，業績有提升就續約，業績沒有起色就趕緊走人。
作為Waight Keller的第三個成衣系列，如果你身在發佈會現場，你才能真實地體會到什麼叫作“突破束縛做自己”。
Givenchy 2019SS Ready-to-Wear
她在這個系列裡繼續強調了肩部線條的重要性。這也是品牌創始人Hubert de Givenchy生前對她說的，“我的設計一直都始於肩部，因為這樣才能塑造一個充滿力量感的女性”。這種肩部線條也被Waight Keller延伸到了男裝設計中，無論是西裝外套，還是無袖襯衫，它們都有著鮮明的肩部廓形，這樣的設計會讓穿著者顯得更加挺拔，更有精神氣。同時在這個系列裡，她也重點強調了中性衣櫥的概念。這也是Givenchy合併男女裝發佈會後在視覺形象上的統一，絕大多數男女模特的造型都呈現出了精心篩選後的情侶裝視覺感。當然，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對任何一位同時打理男女裝部門的創意總監而言，TA塑造的男女性形象從本質上就是情侶人設，同樣的印花和麵料呈現在不同的衣裝上罷了。
在此之前，Waight Keller主要的設計重心並不在於“做自己”，而是“追溯源頭”。首先她需要且必須重新梳理這家老牌時裝屋的脈絡，畢竟她不是一個走街頭風格的女人。上任之初，她特意拜訪了當時還健在的品牌創始人Hubert de Givenchy，以及距離巴黎需要驅車四個小時的品牌檔案館。其次，她在思考Givenchy的男女性形象到底要朝著哪個方向延展？現在來看，這才是一個隱患。
藉助兩個高級成衣系列和兩個高級定製系列，她完成了思想上的掙扎，以及對媒體輿論的試探。藉助這兩條產品線，以品牌的巴黎情懷為圓點，她向外發出了兩條光芒各異的曲線，偶有交集。
Givenchy 2018SS Ready-to-Wear
在第一個成衣系列（2018春夏）裡，她讓開場女模穿上了一件箱型雙排扣風衣，腰間繫中一款小巧精緻的腰包；男裝設計則在極力強調服飾的剪裁，這是她作為英國人的出生背景和教育背景所決定的。模特們幾乎都是穿著靴子，女生穿的是混合了西部牛仔靴和1970年代風格的粗跟款式，男生則都是清一色的切爾西靴。秀場上的男男女女都是酷且瀟灑的。
出乎意料地，她沒有呈現一雙運動鞋。
至於那些彩色的動物紋理、三葉草圖案和金色嘴唇印花，都源自品牌1960年代到1980年代高定作品中的細節元素，只不過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印象了。畢竟在此之前的12年裡，消費者對於Givenchy的印象都來自於意大利哥特仔，Riccardo Tisci，他偏離了Givenchy原始風貌，但這偏偏又是他帶領Givenchy持續得到關注並取得成功的關鍵。
三葉草元素2018SS Ready-to-wear VS 1981AW Haute Couture
豹紋元素2018SS Ready-to-wear VS 1969AW Haute Couture
Waight Keller也大方地承認，“我知道過去十二年發生了什麼，Riccardo在這裡做了一項偉大的工作。但我也知道還有另一段過去並沒有真正被挖掘出來”。這兩位創意總監有著鮮明各異的工作習慣：Riccardo需要大量的臨時僱員來確保每個系列能夠按照預期完成，但Waight Keller則傾向於以一種更有管理性的方式，與更資深的小團隊一起工作。
Hubert de Givenchy and Audrey Hepburn at his Paris atelier,1958
Clare Waight Keller in the Givenchy Paris atelier,preparing for her first Couture collection with a new vocabulary of materials and textures
在高級定製系列裡，她充分地致敬了品牌創始人，還有品牌沉重且豐富的偉大資產，有形的和無形的。而這也是新任創意總監來到一間被歷史故事和豐功偉績包圍的時裝屋後都要遵循的一套規則。就好比，你好不容易預約上了一家米其林餐廳，你自然很難跳過前菜和開胃酒，直接進入到主菜環節。事實也證明，Clare Waight Keller打造的Givenchy高級定製是石破天驚的，一方面這是品牌闊別T臺八年之後的首場高定發佈會，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巴黎高定週上已經很久沒有展現出那種帶有1950年代法式韻味的華彩和光芒了。作為高級定製世界最後的黃金年代，有錢且有品。同時她還為品牌推出了男士高級定製。
Givenchy 2018SS Haute Couture, Clare Waight Keller presented the men’s haute couture collection firstly
第二次現場看秀則是在去年6月的Pitti Uomo期間，Givenchy終於又為男裝系列單獨辦秀了（2020春夏系列）。
Givenchy 2020SS Ready-to-Wear
這場在佛羅倫薩市郊的一處浪漫鄉間莊園裡舉辦的發佈會卻意外地暴露出了一個問題：Waight Keller到底要Givenchy男性建立何種形象？你很難用一個特定的詞彙去定義它。當若干男模穿插在女裝發佈會中時，你其實是會忽視這種問題的存在。但是當其作為一個完整系列單獨拿出來接受“檢驗”時，問題都是會慢慢浮出水面的。
The Lookbooks of Givenchy Menswear
Givenchy男士形象始終缺乏一個清晰的人像作為參考，更像是在品牌女性形象的基礎上做出的延展。彩色西服套裝，喇叭狀的西褲，皮靴，皮風衣，整體感覺是一股駐足於1970年代的精緻Dandy Style，猶如最近熱門的意大利電視劇，《Made In Italy》裡的男士們。時裝造型編輯們無疑是喜歡的，因為它們很容易被用來打造一組漂亮的時裝片。看看Givenchy的Lookbook便能感觸一二。
然而走進店鋪的消費者卻望而卻步了，那種得益於廓形、色彩和線條的種種美好卻成為了試衣間裡的羈絆，穿成這樣的男性到底要去哪呢？工作，過於華麗；運動，不大現實。雖然Clare Waight Keller依舊做了一些“務實”的單品，衛衣、帽衫、運動褲、運動鞋……但奢侈品牌一直都是依靠造型在建立品牌形象，這個時候，“Givenchy男人”是模糊的，甚至有距離感。
有關形象的重要性，山本耀司品牌曾經的首席執行官在1990年代就指出，“一個設計師需要維持一個強大的身份和形象。雖然TA每一季都會推出新作品，但每個系列之間既要有連續性，又不能重複。如果一個設計師老是改變形象的話，TA肯定不能取得成功。” 這是讓Marc Jacobs栽跟頭的絆腳石，他塑造的女性每一季都在發生巨大的風格變化。孰能料到Givenchy也意外地面臨著相似的風險。
Givenchy 2020AW Ready-to-Wear
相反，Givenchy女性卻是極為迷人的，用一種專業套話來形容，那是“屬於當下的女人味”。一位女性創意總監在設計女裝時，她更多的是在展示自己對女性主義的理解，諸如風格上的柔與剛，或是設計上的長與短，永遠都沒有絕對，而是角力與權衡。Waight Keller呈現的是一個被高級定製精神帶領下的時裝屋展示高級成衣最好的一面。這種感覺像極了Raf Simons時期的Christian Dior。
她的全部熱忱，或是說她讓行業人士看到的成功依舊停留在了高級定製領域，為了讓高級定製保持生命力，她在設計團隊裡鼓勵並提倡一種“學徒制度”，建立了一個所謂的“3D工作室”，由一群藝術學校學生構成。他們的實驗性設計和想法既塑造了全新的高級定製技藝，也間接為高級成衣提供了前期試驗的溫床。她解釋說：“正是因為這群學生沒有接受過正規且傳統的高級定製培訓，他們會用非常不同的方式來學習和思考。”過去的五場高級定製發佈會，大家看到了這種實驗性的華麗施展。其實當Hubert de Givenchy最初聽到Waight Keller想要復興品牌高定工坊的想法時，他也是極為震驚的。畢竟這個投入巨大，卻很難盈利的產品線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被迫停滯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LVMH集團最初找到Clare Waight Keller的原因幾乎是眾人皆知的。
畢竟她在Chloé的豐功偉績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因為她的領導，Chloé成為了歷峰集團旗下最成功，最具規模的時裝品牌。數款熱門包袋的先後推出讓品牌的銷售業績年年躥升。她也為Chloé建立了清晰瞭然的波西米亞女性形象。同一時期，Riccardo Tisci為品牌塑造的奢侈街頭形象直接引領了整個時尚行業的潮流走向。但是，當時尚潮流進入到被大面積模仿的階段，也意味著它的快速隕落。LVMH集團意識到了這點，他們看到了一個歷史品牌又回到了需要強調歷史根基的“返璞歸真”的階段，這也是商業上的一種“念舊性”循環策略，就像是馬鞍包被重新復刻，尼龍包被再度大肆宣傳一樣，品牌的經典故事到了一定時期是需要交給一個新人去重新講述幷包裝的。就這一點，Waight Keller是成功的。在面試階段，Bernard Arnault和Delphine Arnault就給予了她極大的創作自由，只不過她選擇一頭扎進高級定製的世界。
Meghan Markle wearing Givenchy wedding gown by Clare Waight Keller got married to Prince Harry,2018
Waight Keller with the Duchess of Sussex at the 2018 Fashion Awards in London, where she was named British Designer of the Year Womenswear
Audrey Hepburn and Hubert de Givenchy in 1988 when he received the state of California’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為英國王妃Meghan Markle量身打造的雪白婚紗讓她在還未正式推出首個Givenchy時裝系列的情況下就率先贏得了全世界的矚目。這款婚紗也順理成章地被載入了史冊，併為Givenchy帶來了婚紗定製業務。2018年，她從Meghan手裡接過了屬於自己的獎盃。
如果我們快速梳理她的履歷，你會發現Waight Keller是一個不斷在工作中積累不同經歷的設計師。這種類型的設計師並不多見，有利有弊。她先是在Calvin Klein完善了對時裝品牌系統化的認知，緊接著在Ralph Lauren男裝部門工作了四年，接受了一套標準化的男裝剪裁訓練。然後前往Gucci女裝部門，與一群日後成為行業內領軍人物的同事們（Christopher Bailey、Francisco Costa、Frida Giannini和 Alessandro Michele）一起聽從Tom Ford的領導。首個創業總監的身份是在Pringle of Scotland，這讓她“偷師”了種種傳統和古老的針織技巧。如今她在Givenchy接觸到了系統化的高級定製“課業”。
All the collections by Clare Waight Keller at Givenchy
在Givenchy的三年時間裡，她的工作量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年有八個成衣系列和兩個高級定製系列要完成，定期穿梭於倫敦和巴黎兩座城市。三年時間過去了，由她帶領的Givenchy意外地沒有產生一款爆款性質的包袋鞋履，也沒有一件熱賣的成衣單品，商業上檢驗幾乎宣告了失敗。所以當新任首席執行官的上任正巧趕上了她的合同即將到期，和平分手似乎也成為了一種必然。
但我們不應該粗暴地用“成敗論”看待Clare Waight Keller為Givenchy做出的貢獻。如果說Riccardo Tisci是一個攻城勇士，那麼Clare Waight Keller則是一個守城匠人。
在創意和商業面前，Waight Keller毅然地堅持了前者，這其實是需要勇氣的。至於Givenchy這個品牌到底要走向何方？這不是一個創意總監能夠憑藉一己之力決定的。如果品牌高層沒有清晰的策略，那麼未來坐在這個位置上的新任創業總監即便依舊獲得了大展拳腳的機會和自由（這種可能性並不高），也依舊難以將Givenchy的業績提升到新高度。
如果我們把Givenchy、Valentino、Armani、Christian Dior和Chanel（按照年品牌年銷售額由低至高排序）放在同一個維度上，它們都有高級定製、男女裝高級成衣和香水美妝業務，你會意識到Givenchy的巨大名聲對應的卻是方才突破4億歐元的年銷售額。當然，在商人眼裡，這種尷尬的現局自然也意味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但Givenchy的目標不應該是成為“下一個某某某”，而是成為更好的自己。這不是鼓舞士氣的心靈雞湯，而是讓認清自己成為重新啟動的第一步。
Clare Waight Keller invited the atelier members to join her for a bow at Givenchy 2018AW Haute Couture show
文字：戚茂盛圖片：源自品牌/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