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兩宋時期有一個極其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宋朝發行的銅錢持續不斷地外流到周邊各少數民族國家，乃至於外流到東亞、東南亞等國。其實，銅錢外流的現象自古有之。但是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兩宋銅錢外流的現象卻遠遠超過前代。
宋朝銅錢幣值穩定、信用好、購買力強受到外國所愛
宋鑄幣的幣值穩定、信用好、購買力強，廣受境外國家的歡迎，是促使銅錢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秦始皇統一幣制之後，我國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的貨幣管理制度。至宋代，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強化及商品貨幣經濟的繁榮，貨幣制度更日趨完備。國家在貨幣鑄造、流通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也進一步加強。國家是法定的、唯一的貨幣鑄造者。同時，政府也是貨幣流通市場的唯一管理者。
宋政府為充分保證通貨的質量與信譽維持貨幣流通市場的穩定，對貨幣的流通、鑄造等有極其嚴格的規定與要求。
如在通貨市場的管理方面，歷代朝廷都嚴禁劣錢的流通與鑄行，禁止使用劣錢，對私鑄劣錢者以重刑論處。在錢幣的鑄造方面，政府不僅對鑄幣的內在合金成分有一定的標準，而且對單個錢幣的重量等也有一定規定。
北宋銅錢的合金成分較為穩定。經對宋元通寶等數十種北宋銅錢合金成分的實測分析表明，北宋銅錢的合金比例一般保持在銅70%，，鉛20%，錫10%。按照這一合金比例鑄造的銅錢具有強度大、耐磨性強等優點。
從北宋銅錢的單個重量進行的測量來看，儘管這些銅錢已在地下埋藏了幾百年，經受了不同程度的鏽蝕，但測定的結果表明，各種規格的幣重基本上都接近一定的標準值，這說明了宋錢的幣值穩定。
總的來說，正是因為國家對貨幣的管控，才讓宋朝鑄幣的幣值穩定、信譽良好，這是當時宋境外各國所不具備的。
例如此時宋境外的國家如日本，鑄造的錢幣不僅沒有統一的標準，有時同一種幣值大小份量也不相同，為了貪圖利益，日本政府常常用新錢充當十個同樣的舊錢，這樣造成幣制不穩定，信用低下。以致政府每鑄造出一種新錢投放市場，還沒有廣泛流通，又重新回到政府手中。
此時期的交趾由於鑄造技術的粗劣，所鑄錢質量不高，錢面不夠平滑，錢郭不夠均勻，且信用很差，因此十分歡迎質優價穩的宋錢。而宋政府就曾明令禁止這些質量粗劣、信用很差的交趾錢入境。
南宋時，在南宋境內一絡錢到了金朝就可抵數貫來用，同樣一絡錢，在金朝的購買力是在南宋的數倍。紹興三十年年，右正言王淮說：
“對境例用短錢，南客以一絡過淮，則為數絡之用。”
由此可見銅錢在海外諸國購買力更甚，海外諸國的物品用外幣要一百貫錢的，宋朝銅錢只需十貫，足足十倍之差。在重利驅使下，一些海商甚至可以冒生命危險將錢帶到國外消費。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一記載，紹興十三年，有位泉州商人夜裡用小船載這十餘萬銅錢飄揚入海打算前往外國，由於風浪太大不久便沉船了。
宋朝水軍也不能抵擋厚利的誘惑，史書記載屯紮在沿海的水師，每個月的軍餉一發放就會以乘著大船前往周邊小國消費。
高額的利潤，再加上一些別有居心者的推波助瀾，銅錢便不顧一切的衝破宋代的關防法禁，外流到周邊國家。
宋朝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是銅錢外流的主要原因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巔峰，它不僅商品貨幣經濟高度發展，在手工業生產、商業貿易也呈現空前的繁榮。
據記載，北宋都城東京的手工業、商業多達一百六十行，在東京繁華的大街上，沿街店鋪林立， 而且都是每一交易動輒千萬的大商店。東京市場上，各地商品彙集於此，包括日本、高麗及大食的特產如香料、珠寶等等，都有買賣。
當時東京城中有鬧市、有酒樓、有茶館，還出現了繁盛的夜市商鋪晚上三四更關門，早上五更就開門了，夜以繼日，人煙不斷。
南宋商業也很發達，紡織業、制瓷業、造船業有了極大發展，隨著這些手工業部門的發展，南宋的商業進一步繁榮。
表現在海外貿易方面，當時同南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五、六十個。從海外運入南宋的貨物計四百種左右，廣州、泉州和明州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國際性的港口。
同時，南宋境內許多商業城市都呈現一片繁華的景象，都城臨安為當時國內最繁榮的城市，世界上的國際性大都市，商業十分發達。在臨安城內大小鋪席交錯，沒有一戶是空的；大街上買賣晝夜不絕，杭州夜市五更結束後一會兒早市商販就出來開門營業了。
宋代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極大刺激了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對貨幣的需求。為了滿足社會對貨幣的需求，宋代歷代統治者皆大量的鑄行錢幣，這也就為後來的銅錢的流失做了鋪墊。
商業的繁榮，極大地刺激了社會對貨幣的需求。
為滿足社會對貨幣的需求，緩和日益加劇的錢荒，宋朝歷代統治者皆大量地鑄行錢幣，北宋初年至天聖年間，銅錢的年鑄造額約100萬貫左右。至熙寧末年，增至373萬貫，元豐年間更達506萬貫。
南宋時期，銅錢的鑄造量雖然大量減少，但也大都超過了10萬貫。如紹興二年至紹興三年，銅錢的年鑄造額約13萬貫，紹興二十六年年鑄造額有22萬貫。紹興二十七和三十一年銅錢的年鑄造額均為15萬貫。
大量錢幣的鑄造，一方面暫時滿足了國內市場對貨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內的錢荒，另一方面也為銅錢流向境外提供了前提條件。
除此之外宋境外的少數民族地區政權和國家商品經濟也己有發展，這就導致了他們急需大量的優質貨幣，而由於制度與工藝的匱乏，他們不得不放棄本國貨幣在境內的主要流通地位，反而選擇宋幣作為流通貨幣。
以較為發達的遼為例，遼在早期幾乎無商品經濟，仍處於“物物交換”階段，交換媒介是實物，建國年後不久，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很快地進入了使用貨幣階段。貨幣經濟發展之後，自己也開始鑄錢。但由於銅產量的嚴重不足，年額有限，有時不過500貫，很難滿足商品流通的需要。
為此遼朝政府還曾鑄造鐵錢使用，在幷州邊界換宋銅錢。而且，錢的質量也不夠好，如遼道宗時的清寧通寶：
“徑九分，重三株”
很難同宋錢相比。為了解決通貨的不足，遼朝通過貿易等途徑，大量的吸引宋錢入境。
朝貢貿易間接推動了銅錢的外流
朝貢貿易，是古代中原政權和四周藩屬政權之間維繫主從關係的一種外交活動。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把少數民族地區和其它國家的來品稱為貢，回報的易品改為賜，通過朝貢和回賜的形式而進行的貿易，稱為貢賜貿易。
由宋一代，政府對來朝貢的列蕃：
“莫不厚禮相贈”
甚至以高出貢品幾十倍的代價作為賞賜。
而銅錢是很受歡迎的回賜商品，時常有回贈數萬絡銅錢給供使的事情發生。
但是由於回贈所消耗的費用份額十分龐大，北宋末年宋朝在回贈朝貢國時，選擇了估值回贈，而且回贈之物需要通過市舶司納稅回國。
南宋偏安江南，朝不保夕，因此一再削減回贈銅錢、拒收貢物、限制貢使進京乃至不回禮給朝貢國。朝貢貿易處於宋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於宋政府的嚴格限制，宋朝貨幣銅錢由此通過這一渠道外流的數量並不多，但總體而言還是有所流失。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書上都提及兩宋年間的歲幣負擔是宋滅亡的主要原因。以澶淵之盟中宋所規定的歲幣：每年交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來說，這不及宋太宗兩次所花費軍資的百分之一，所以就歲幣而言並沒有成為兩宋的經濟負擔。
結語
大量銅錢的外流，不論是對宋朝和其他國家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對其他國家而言，他們可以學習先進的制幣技術和貨幣管控支付；於宋朝而言，大量的本國貨幣成為其他國家官方的流通貨幣，這簡介地提升了宋在國際上的地位。但其中也要不少負面影響，如其他國家的貨幣經濟權利掌控在宋的手中是極其不利的，而宋大量貨幣的流失也為本國屢次錢荒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宋史》
《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