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
懷念我黨早期的卓越理論家蔡和森
何長工
1985.03.24 人民日報
“世亂吾自治，為學志轉堅。從師萬里外，訪友人文淵。”“匡復有吾在，與人撐巨艱。”“雖無魯陽戈，庶幾挽狂瀾。”這是蔡和森１９１８年由湘赴京，船過洞庭時寫的光輝詩句，集中反映了蔡和森青年時代的恢宏志氣與偉大情懷。他這次是為組織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而去北京的，我們也就相識在這個時候。
那是１９１８年秋天，我在長辛店留法高級預備班學習，和森在布里村留法初級預備班既當學生，又當先生。布里村是在法國的華僑之鄉，又是清廷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的家鄉。當時這個村去過法國的華工很多。預備班便一面請歸國的老華工教法文，一面從法國購進機器，開織布廠，自織紫花布。預備班的學生除學習國文、法文、物理、化學外，還要學鍛工、鉗工，修理機器，實行半工半讀。為聯繫學習的事，和森曾幾次從布里村來到長辛店。因我是湖南甲種工業學校畢業的，英文較好，法文學得快，和森幾次來長辛店都是我接待。我們都是湖南人，過去雖未見過面，但我知道他，見面後一談就很合拍。記得他頭一次來時，穿的是一件青竹布長褂子，個子單瘦，樸素、熱情、彬彬有禮。他詳細瞭解我們預備班課程設置、課本選用、老師教課及同學們做工等情況，我一一向他作了介紹。他聽後深有感觸，認為布里村閉塞，學習條件不如長辛店優越，特別是對法國工程師自編課本進行教學，很感興趣，覺得比華工教課質量高得多。以後，他兩次來長辛店，曾打算把布里村預備班的學生合到長辛店預備班來一起赴法，但是這件事沒有辦成。他便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從上海放洋赴法。我是以後拿著退還給湖南的庚子賠款出國的。抵法後，和森在蒙達尼，以讀書為主。我在雷諾工廠做鉗工，半工半讀。
在法國，我與和森有過四五次接觸。“二·二八”事件主要是蒙達尼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進行的，我未參加。１９２１年６月的拒款運動，我與和森在巴黎開過幾次會，反對賣國借款。當時，和森頭腦清醒冷靜、很有主見，態度很堅決，已是一個起領導作用的人物了。參與領導這一斗爭的，還有趙世炎、周恩來等同志。同年夏，關於建立共產黨問題，我與和森也都參加了討論。這年９月佔領里昂大學的鬥爭，我參加了營救被捕的一百零四人的工作。這時我們從領事館搞了兩張護照。一張用來進入兵營交涉，一張用以營救一個同志。經研究，趙世炎被營救出來，留在法國繼續領導鬥爭。
和森回國後，在黨中央工作，我回國後在湘西任農軍總指揮。我在《嚮導》週報上讀到和森寫的文章，對他很是欽佩。大革命失敗後，和森轉入地下，在白區工作，我上了井岡山。在中央蘇區時，聽到他犧牲的消息，悲痛不已。幾十年來，他那革命理論家的形象一直活在我的心底裡。和森在理論上的貢獻是卓越的。
首先，他在我國最早系統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思想。早在１９２０年９月，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就非常明確地提出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他說：黨應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動者，領袖者，先鋒隊、作戰部，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神經中樞”。建黨工作做不好，“民眾運動、勞動運動、改造運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在此前後，他還詳細論述了黨的階級基礎和產生的經濟政治條件，黨的性質、指導思想，黨的綱領和策略，黨的組織原則和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建黨的方法和步驟，以及黨應有自己的理論系統等等。他在１９２６年作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的報告，是我黨早期黨的建設經驗的概括，也是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真實紀錄，更可以說是我黨的第一部黨史。
其次，蔡和森是黨內最早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進行系統論述的領導人之一。他曾誓稱：“我是極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１９２０年秋，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我以〔為〕世界革命運動自俄革命成功以來，已經轉了一個大方向，這方向就是‘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專政是由資本主義變到共產主義過渡時代一個必不可少的辦法。”“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隨後，他又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作了一系列的論述，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闡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作用和任務；強調黨必須“注重‘無產階級專政’與‘國際色彩’兩點”；說明作為無產階級政權消亡的條件。這些見解在當時都是很傑出的，罕見的。
第三，蔡和森關於中國新式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和策略的論述在黨內也是很早很卓越的。早在１９２６年，他就認為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分為兩個階段，五四運動後，中國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新階段”。他還指出了新階段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特點，革命的綱領和前途，革命的對象和動力，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繫，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特別是在革命聯合戰線中堅持批評同盟者、保持獨立性的問題。他在論述新階段的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時曾這樣寫道：第一，這一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第二，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換句話說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而農民問題即土地問題；第三，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只有在工農聯合的條件下才能完成；第四，這一革命的前途不是資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民權主義獨裁製；第五，這一革命的徹底勝利，不僅是徹底肅清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障礙，而必然要轉到社會主義的前途。與此同時，他還指出：“這一革命的根本任務不僅是反對地主階級，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而且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形成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並且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在這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編輯《先驅》第九期和主編《嚮導》週報時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正如李立三同志所說：“我們還記得和森同志等在《嚮導》上，開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的時候，甚至胡適之先生忙以他的學者態度譏笑這一口號為不通。然而就是這一口號推動了而且正在推動中國千百萬群眾起來進行革命鬥爭。”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蔡和森在《革命中的希臘》一文中又最早提出了英帝國主義及其在希臘的同夥維尼齊洛是“紙老虎”。雖然他當時沒有把這個思想加以發揮，然而這對於提高人民群眾反帝鬥爭的勇氣和信心是很有作用的。在黨的“五大”期間，和森負責起草的土地革命綱領，儘管有其侷限性，但仍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革命綱領。所有這一切，無疑地對於我黨的理論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第四，蔡和森很早就論述了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武裝鬥爭問題。早在１９２３年１月，他在《四派勢力與和平統一》一文中指出：“必須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壞舊軍事組織，由民眾武裝去解除舊支配階級——軍閥的武裝。”１９２７年４月，他尖銳地指出：“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充分使農民得到武裝，革命基礎方不致動搖”。在“六大”的發言中，他進一步從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論述了農村武裝鬥爭的出路問題。他說：“中國革命，還有他發展的特性，這就是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在估量革命形勢上，當然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如果忽視了這一點，的確可以使我們走到極左或回覆到極右的道路上去”。緊接著，他認為從這一特性出發，發展農村遊擊鬥爭，就能“得到割據局面，現在切實說得到建立紅軍，得到使敵人軍隊瓦解”，“部分的政權建立和部分的沒收土地”。這是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結我國土地革命初期實際經驗的產物，而他的這個發言比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結論要早三個多月。可見，這在當時是多麼難能可貴啊！
第五，蔡和森的哲學思想和經濟思想在當時也是相當傑出的。他在１９２０年給毛澤東的書信及其他著述中，堅持一元論的唯物史觀，堅持社會革命論，再三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論述了必須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打破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集產製”，和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發展中國的大生產事業，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等。這些思想都是很光輝的。他寫的《社會進化史》一書，是我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論述人類社會發展及其必然趨勢的重要著作，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及使之民族化、通俗化方面作了最早的嘗試。這些都為我們黨的理論武裝增添了新的武器。蔡和森一生，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力主向外發展，他是新民學會和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赴法後，他“日惟手字典一冊”“鹵莽看法文報”，“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半年多就讀了約一百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他是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最力者之一，被人稱為留法青年的先驅。１９２０年７月，他在蒙達尼會上的主張和在此前後給毛澤東的幾封信中所闡述的觀點，標誌著他已由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１９３１年初，他接受黨的派遣前往香港開展工作，不幸被捕殉難，時年三十六歲。他犧牲前最後的一句話是：“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這充分表現了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中國人民永遠記著他。蔡和森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說過：“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由於蔡和森及其他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持不懈地學習、探索，終於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靠這“治世亂”、“撐巨艱”、“挽狂瀾”，匡復神州，振興中華。歷史雄辯地證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今年是蔡和森誕辰九十週年，我們紀念他，就要更加堅定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結合起來，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探索前進，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
有的圖文摘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QQ674232630刪除）本資料上傳只提供學習研究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