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山西省平魯縣出土的一批唐代金鋌，全金鋌共77件，25998.04克，成色95-96%。
唐代金鋌
山西省平魯縣出土處
甲條金鋌上正面寫著“×朝議郎××××御×賜紫金魚袋臣××進”，背後有三行字，首行為“乾元元年歲僧錢兩金貳拾兩”，中行不清楚，第一個字可能是“鋌”，第三行為“×××官朝議郎×××司馬賜×魚袋臣張昂”，簡稱“乾元元年鋌”。 自記重二十兩，重807.8克，每斤646.4克；
丙條是長14.7釐米、上寬1.5釐米、底寬2釐米、厚0.4釐米的梯形金鋌，毛重283克，成色為97%。上面有一行字，是鏨上去的，文字清晰，“金貳拾兩鋌專知官長員外同正”，簡稱“員外同正鋌”。自記二十兩，重283克，每斤重224克，當為小斤。
兩鋌同為一斤量的比值為2.8544倍，正好與唐代大小稱相比1：3接近。
因此，也正好證明唐代確有大小稱兩制並行的制度存在。
但按唐代法律的明文規定，小兩“三兩為大兩”，小兩是大兩的三分之一，而大稱每斤661克，一兩應為41.3克；小稱應為每斤220.33克，小稱一兩的“名義值”應為13.77克為妥。
從金鋌上的文字可以看出，這批金鋌是唐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肅宗時期產物，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平魯地區又是安史之亂的地點之一。因此這批金鋌又與安史之亂有關。金鋌均採用礦金模內澆鑄，長方形，扁平狀，正背面不夠平整，有錘鍛過的痕跡。唐《酉陽雜且》說，金鋌體小可以藏在靴中。這些金鋌是什麼？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李隆基頒佈《禁金玉錦繡敕》說到：“所有服飾 金銀器物 令付有司 令鑄為鋌 仍別貯掌 以供軍國”。這就是說：法律規定，以後所有的黃金都必須上交，鑄造成鋌的形狀，作為戰略物資供應國家，私人不得擅自藏匿。這批金鋌由於是礦金鑄造，還沒有精煉，所以提純度沒24K那麼高。這也在側面說明了唐代鑄造金鋌實際上還沒有統一規格和要求 成色也沒定論。唐朝時候的一兩約合現在43克，這批金器按照開元九年後的度量衡折算大約是50斤。如果再摺合當時一斤黃金兌換12萬8千文計算，總價值是646萬4千文。
為何金挺埋藏在這裡？
平魯縣平魯公社屯軍溝位於唐代河東朔州（唐代時設河東道轄十七州）到今內蒙古清水河一帶的交通要道上。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等書記載，安祿山部隊和唐軍郭子儀、李光弼軍隊之間，在河東道大同雲中郡、關內道單于都護府振武軍朔方郡等地不斷髮生戰爭。而平魯縣屯軍溝就位於這次軍事鬥爭區的中心地帶。因此，金器曾流散在這個地方是可能的。金鋌銘文大部分被鏨去，表示都曾易了主人。最後的所有者在戰亂時埋入地下，但自己卻在戰亂時死亡，於是這批窖藏就再無人知曉了。
什麼樣的黃金才能稱為“金鋌”？
把黃金鑄造成“鋌”型，在唐之前就有，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整個唐代也一直記載不斷。唐朝末年發生了大規模的戰亂，很少有實物流傳至今。
目前我們知道的出土實物金鋌：一處在西安，另一處就是山西平魯。
唐代黃金鑄塊，最主要的形式就是金鋌，具有規範的形制和法定重量單位。
附：
西安出土唐代金鋌
1974年陝西西安東南郊太乙路唐長安城東市遺址出土了二件唐代金鋌。
金挺，甲挺長15,4、寬4,1釐米;甲金挺重1215,98克，
乙挺長16,1、寬3,4至4釐米，乙金挺重1191,44克，
兩挺均厚約1.1釐米， 確比銀挺短小。就形制來判定，這金挺也應屬於唐代遺物。
平均重1203,71克，含金率93%。從同地出土銀挺推算出唐代1兩=41,2克，這兩個金挺各約重唐兩三十兩，這或許就是唐代金挺的法定重量。西安出土。
長安城東市遺址出土唐代金鋌
金挺是在模內澆鑄的，呈扁平的長方體，表面不甚平整，稜角不夠整齊，底面不平整處曾略加錘鍛使平。挺體中部較兩端向上拱起約3毫米。挺面上沒有銘文。
1999年西安新城區西七路西安中學廢棄古井內出土的唐代金鋌。
扁長笏型，長14.2釐米、寬2.4釐米、高0.7釐米、重412克，表面陽文銘“姚州貢金拾兩”，與其同出於古井內的還有一塊“饒州”銀鋌。姚州故城在今雲南的姚安縣，據《唐六典》與《新唐書》記載此地土貢黃金，而此鋌出土地的西安中學則地處唐太極宮東部的武德殿、兩儀殿舊址附近，或曾為唐宮中寶庫所儲，在戰火倉促中被棄藏於古井之中。摺合41.2克/兩。659.2克/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