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爺大媽們圍著娶親者討要紅包
“最忙婚禮季”隨著假期的結束，基本上走向平緩。然而在這期間，河南潢川的“大爺大媽”卻讓人感到很不地道，他（她）們專挑好日子組團等在路邊“攔婚車討紅包”，“不給就不讓走”。按照當地婚車司機的說法，這種現象在當地已經有10多年，大家都很反感。然而反感歸反感，該怎樣就怎樣，畢竟結婚這種大喜的日子，沒有人願意發生不愉快。
要知道，這樣的事情肯定不只河南潢川獨有，畢竟以鄉土秩序為核心的婚禮風俗在國內還是比較普遍的，即便現在國內的婚禮也流行“穿西服戴白紗”，卻不見得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西式化。甚至，就“婚鬧”來講，在一些地域依然大肆盛行。
雖然每隔一段時間，主流媒體會抓一些典型事例進行報道，但是所起到的約束作用微乎其微。就以“大爺大媽路上攔婚車討紅包”這種事情來講，其實在過去的鄉鎮中也是存在的，不過多是熟人之間的風俗遊戲，如果陌生人強硬介入，是會被打入不道德的序列。
只可惜，就河南潢川的“大爺大媽”而言，雖然滿口風俗禮法，可輪到他（她）們自己卻顯得毫無道德章法。因為他（她）們的介入已經跟所謂的風俗禮法不太沾邊，只是借風俗之名行盜賊之事而已。按照婚車司機的說法，他（她）們真可謂夠拼的，爬車頭，躺車底，總之花樣出盡，只為蠅頭小利。
很長一段時期，人們更多將類似的惡行歸為“惡俗”使然。可事實上，我們要知道風俗禮法只不過是擋箭牌而已，真正的惡意在於“大爺大媽”深知娶親者不會輕易翻臉，也就是完全吃準其中的“道德心理”，所以才會將“爬車頭，躺車底”進行到底。
很多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道德化越是嚴重的社會，可能越是容易形成反噬的困境。說實話，要是“大爺大媽”在平日裡敢這樣耍流氓，可能早被打進棺材見閻王。然而弔詭的是，就因為“大喜的日子”這一條，娶親者就只能眼睜睜地吃啞巴虧，受窩囊氣。
當然會有人強調為何不去報警，只是在娶親的過程中，就算真正報警又能怎樣？並且我們也很清楚，就算民警趕來也只是能緩和矛盾，並不能真正抑制類似的事情再出現。這種情況下，比起浪費半天時間，可能真的不如拿出幾個紅包更省事兒，畢竟娶親當天時間耗不起，而這似乎也是“大爺大媽路上攔婚車討紅包”存在的基本邏輯。
不過對於類似的問題是不是“嚴懲”就能解決，這似乎也是個很難定性的問題。因為在一場婚禮中，如果因婚鬧出現案情時，這本身意味著很不吉利。所以，一般人真的不願意去計較這種事情，更不願意讓民警介入其中，附加相對緊張的氣氛。
所以，唯一可成立的方式是，社會治安管理條例中要明確風俗和違法的邊界，只有如此，才能讓“大爺大媽”有所收斂。當然，對於類似的行為，可能也只有“大爺大媽”才能做出來，他（她）們一方面能拉下臉來，另一方我們所處的社會中，對“老資格”有絕對的寬容度，所以才會導致她（她）們敢如此肆無忌憚。
與此同時，當道德尺度成為唯一的尺度時，就很容易觸發不道德行為的泛濫。就以“大爺大媽路上攔婚車討紅包”來講，其實也算“婚鬧”的一種，只不過相對邊緣化而已，可共同的屬性在於都是道德化的行為，只要不出人命，貌似法理層面很難有所幹涉。
這也導致，在不少婚禮中，“婚鬧”始終陰魂不散。說實話，如果一場婚禮中不鬧不歡，其實也沒什麼意思。但是鬧的尺度怎麼定，這就相對比較模糊了。所以遇上不地道，沒節操的親友，就很容易把婚鬧推向無法收場的局面。這導致新郎新娘只能全程忍著，即便心中早已奔騰著千萬頭草泥馬。這樣的邏輯一旦形成，外圍的婚鬧也就跟著一哄而上。
就以“大爺大媽路上攔婚車討紅包”的行為來講，他（她）們其實也看娶親者的來勢，如果實在攔不住，估計也不會硬攔。不得不說，這種意願的達成，貌似已經到不謀而合的地步。只不過需要“爬車頭”和“躺車底”進行渲染，就好像這是達成意願的儀式而已，只有“鬧一鬧”，“攔一攔”才能顯現出娶親者的大方，才能體現出“大爺大媽”對風俗禮法的融會貫通。
說到底，類似風俗禮的機制普遍存在於各種需要人為排定啄序的組織中。比如，大學裡老生儀式性的欺負新生，軍隊中老兵考驗新兵，秘密會社的殘酷入會儀式，監獄裡對新來囚犯的凌辱，往往是極具羞辱性和虐待性的，這導致排定啄序的用意昭然若揭，而極度誇張的婚鬧習俗，或許也是出於這樣的邏輯。
於此，很多時候新郎新娘被各種鬧騰，其實屬於社會性的問題，而非只是爛俗的存在。那些已經年過六旬的大爺大媽，並不是不知道臉皮的重要性，而是對於她（她）們來講，總覺得新人好欺負，並且容易達成蠅頭小利的掠奪。於是，組團圍攻，無往不勝。
只是，我們還是希望，類似的行為該收斂還是收斂一下為好。那些沒底線的婚鬧者以及攔婚車的大爺大媽們，如果你或者你們的兒女也辦婚禮，別人也這樣整蠱，你們什麼滋味真該好好想一想。很多時候，陰德是需要往日去積累的，而非真正遭遇時才想起來曾經不該那樣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