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文
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四川省試點工作在閬中市(縣)進行。普查活動中,工作人員意外地在原元山鄉三清宮村小學(現併入洪山鎮一把傘村)發現了一通石刻觀音碑。此碑材質系細青砂石,線條為白描陰刻,觀音端莊慈祥,髮髻高挽,瓔珞盤繞,珠光寶氣,赤足踩踏祥雲,衣紋飄逸靈運,右中下有“唐吳道子作”楷書陰刻,左下有“清耳聞空宣述立石東龍山”字樣,兩種字體風格特徵明顯不是出自一人所為。
閬中錦屏山吳道子行道觀音石刻像
但時至今日,對這通“畫聖”吳道子(約680-760,唐代畫家,又名道玄,今河南禹縣人,畫史上稱吳生。被奉為“畫聖”,民間畫工又尊其為“祖師”)觀音石碑的重大發現,並未像其他人文景觀題材被妙作得沸沸揚揚,甚至還有些欲抱琵琶半遮面、三緘其口,一些重要的文旅宣傳資料中至今也鮮有提及,現除了有一通複製件存放於錦屏山碑林供遊客觀瞻外,也難以瞭解到更多的資訊了。
顯然,這裡面似乎還另有玄機。
原來,毗鄰的南部縣文管所也藏有一通類似的鎮館之寶,其名氣似乎還遠在此通觀音碑刻之上,因至少早在清乾隆七年(1742),就被當時精通滿、蒙、藏、漢多種文字的蒙古族學者工布查布注意到。他在《佛說造像量度經》引言中認定,該觀音像即為吳道子所作,並因此得到後來諸多學者的普遍認同。
南部縣羅寂寺吳道子《觀音像》
長期以來,吳道子白描線刻觀音碑之所以受到人們高度關注,除了真偽辨別所具有的意義和本身的文物藝本價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與“畫聖”的另兩個重要歷史事件還有很直接的關聯性：
一是吳道子究竟幾次、何時入蜀：這是一個信史記載與民間傳說交織在一起的問題。說來也的確費解，一個在當時就已很出名的大畫家,粉絲遍佈東西”二京”(洛陽、西安),幾乎“無人不知吳生之善畫”,居然“《唐書》無傳”,後人多半依據《唐朝名畫錄》(唐·朱景玄著)和《歷代名畫記》卷九《吳道子傳》(唐·張彥遠著)以及坊間流傳故事推測演繹畫聖傳奇。
說三次入蜀的不乏其人,說兩次入蜀的好像更煞有介事,就連“暮年入蜀,客死資陽”也缺乏足夠的證據,難以自圓其說。事實上,“據唐人記載,肅宗李亨即位後的乾元初,吳道子還露過面……自此之後,就連這樣簡單的敘述都沒有了”(《吳道子》,王伯敏著);
二是吳道子畫《三百餘里嘉陵圖》的故事,此事同樣正史“《唐書》無傳”,而最初出處也是在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中,原文內容為:“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駟,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後宣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
說的是在唐天寶年間,玄宗李隆基忽思蜀道嘉陵江山水,特遣早已召人禁中“非有詔不得畫”的吳道子,開著豪華公車(驛駟）前往蜀中採風寫生。用了近兩個月時間,也不知此趟美差花了皇家多少銀子,當秀色可餐,如詩如畫的巴山蜀水飽覽夠了,吳才回到長安交差。
玄宗問他交辦的任務完成得如何時,他竟坦然答道:“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隨後便在翰林學士辦公之處的大同殿牆上,一揮面就繪成了《三百餘里嘉陵圖》，當“通音律、多才藝”的玄宗皇帝仔細欣賞完眼前旖旎的蜀中風光和畫聖精湛的技藝後,也不得不頻頻點頭讚歎道:“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奇妙。”這則故事,也成了長期以來人們盛讚蜀中錦繡山川用的佐資和美談。
然面,此經典名畫不但後來未見傳世(或摹本)和更多的文字著錄,就連吳道子本人入蜀的具體行蹤也只在各地坊間流傳,以至於長期給後人留下無窮的想象空間,“
前人述錄,復相互牴牾,至往往莫衷一是,難擇趨從”(當代書畫藝術理論家姜澄清教授語),也就在所難免。前些年,有山西師範大學美術教授、碩士生導師袁有根先生,在充分考辨古籍史料和當代褚如王伯敏、陳傳席、王洪林、陳履生等專家觀點的基礎上,又先後多次沿著當年吳道子足跡,逐一考察流傳在各地的傳說故事,為紛紜迷離的昔之撰述尋出處、辯真偽、補闕漏、存疑義,出版發行了三十多萬字的人物專著《吳道子研究》(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修訂再版),受到了業內外高度關注,被視為近年來吳道子研究中“齋內求學者所不及”的集大成者。
袁先生對吳道子入蜀寫生及《三百餘里嘉陵圖》的實景探究有專門章節陳述,其中還提到了原奉國寺(在現閬中市老觀鎮)的“行道觀音像”,倒是過去重視不夠的。
他說：據民國年間《閬中縣誌》載:“奉國寺有一石刻,闊八寸許,高一尺有奇,上刻大士像,題'行道觀音之像'六字。右側題'定光院僧□澄立石'八字,'澄'字上一字已模糊。又'吳道子筆'四字在左行之下。'庭堅來觀'四字在右行之下。其為吳畫黃題,無從識別。而像與字俱非俗筆。殆從他本摹刻者。惜石理不堅,漸失本意。”(見《吳道子研究》)
據查,民國十五年版的《閬中縣誌》確有上述相同文字記載,但所謂的黃庭堅閬中之行卻只在《蒼溪縣誌》中查到:“黃山谷庭堅,字魯直,遊閬中,有《閬州整睱堂記》數百言。至蒼溪奉國寺(按:奉國寺所在地老觀鎮現屬閬中所有,民國時期曾劃給蒼溪縣管轄過一段時間),舊刻有唐吳道子觀音像,索觀之。因自署‘庭堅來觀’四字於石。”
而事實上,曾盛極一時的江西派文學開山之祖、做過國子監教授、校書郎、秘書丞的黃庭堅終其一生,並未到過閬中。地方文史典籍中記載他為當時的閬中市長(知府魯仲修)取名並撰寫的《閬州整睱堂記》,應該是他在貶巴蜀期間受朋友之託的消遣之作(詳見本公眾號《從未到過閬中的大才子黃庭堅，緣何寫了一篇“閬州整暇堂記”？》一文)。且更重要的是以這位文豪見多識廣的法眼,絕不會對一塊克隆的“山寨”版石碑感興趣。
從唐天寶至宋神宗年間也就不過三百來年,對於一塊尚未道受酸雨等外部環境汙染侵蝕的石碑來說應該經受得住考驗,但最大的遺憾在於這塊於民國初年“廢科舉、興學校”時修建老觀小學清理地基時才出土的石碑(這也是民國之前地方誌中無記載的原因),筆者卻只在1984年的油印稿《老觀鄉志》中查尋了蹤跡:“唐吳道子手筆觀音畫像碑,也在奉國寺觀音樓牆腳下,掘土發現,但已碎廢。”
聯想到當地另有一通《唐閬州奉國縣令鄭融墓誌》石碑,本邑志書無載,前些年被青年書法愛好者意外發現,後又轉從山東省淄博市博物館才尋訪到實物的故事,不禁讓人聯想到“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但都有驚人的相似”這句老話。
聚焦奉國寺行道觀音像,不僅因為這是迄今為止,所有傳為“吳道子筆”觀音石刻像中最早留下直接證據的碑刻(“庭堅來觀”),還因當時的奉國縣(今閬中市老觀古鎮,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鎮)為通往長安米倉道上的重要節點。
自漢唐以來,巴蜀往北的重要通道有三條:東為荔枝道、西為金牛道、中為米倉道,各途互為犄角,互有聯繫,平常(尤其是在戰亂時期)官使商族多選用這條路程稍遠,但自然條件較好的成都——漢中——長安之間通道,歷史上許多大事件如曹操出兵征伐張魯、蒙哥汗鐵路南侵等都是走的這條通道。
至今在南江縣琉璃關還有一處保存完好的石刻:“紹興三年(1133)二月十五日,金賊犯興元府帥程亟趨米倉道循入閬中。”可見,當年吳道子入蜀宦遊極有可能走的是米倉道,或者是人蜀時選擇金牛道,又在昭化上船,舟車並用,順江而下正好飽攬秀麗江河田野風光;而返程時選擇了米倉道,正是應好客的奉國寺或定光院長老之盛情，因而才留下了“行道觀音之像”墨寶。
袁有根教授在書中把研判的重點放在瞭解讀吳道子究竟是為奉國寺還是為定光院而作的觀音畫像上,疏忽了閬中民國縣誌所載的文字信息考證和奉國縣在當時的重要位置,更沒有對錦屏山“嘉陵第一江山”得名的由來和原有一通繪有作法通神的踏罡布鬥圖、題為“吳道子筆”的龜蛇鎮宅石,以及永安寺原天龍八部壁畫(雖為元代重建,但與劍閣縣覺苑寺壁畫的經歷相似,初建於大唐,後經屢毀屢建),還有在收藏大家陳堯諮之孫陳漢卿家見到的吳道子所畫佛像(參見蘇東坡詩《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袁本人在書中也寫道：“這很可能是吳道子到嘉陵江體驗生活時,在閬中給陳家畫的”（見《吳道子研究》)等作通盤系統考證。
閬中錦屏山吳道子筆《鎮宅龜蛇》石碑
若再用些功夫將唐代閬中的盛大佛事活動和影響,以及兩位皇室後裔(魯王、滕王)先後空降此地做刺史鎮守,並結合位於“醉美”嘉陵江中游段素有“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圍山勢鎖煙霞”的人文之都進行綜合考梳理,不僅“畫聖在天下閬苑”的傳說故事或許更加豐富可信,而且至少也不會過早斷言“西安碑林、閬中錦屏山、山西省高平市等《觀音像》都是直接或間接翻刻的四川南部羅寂寺的《觀音像》” (見《吳道子研究》)、“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此的翻刻碑”云云。
幾年前,西安外國語大學美術學博士李傑和美術教師弓淼,又重新對南部觀音碑刻像進行了嚴謹的考證辨析,他們著重從吳道子第一次入蜀與宣述法師活動時間是否相對應、從觀音頭像後掛披巾的頭冠形式和獨具特色的吳式“蓴菜條”線型筆法等入手,認為“這幅四川南部縣文管所所藏的《白衣觀音像》線刻的畫稿作者不是吳道子。就其線型中運用了大量規律的提按筆法而言,《白衣觀音像》應是唐代之後,假吳道子之名而作”(《榮寶齋》雜誌2014年9月刊《四川閬中唐吳道子稿線刻真偽考)。(按:清朝的工布查布和當代如李傑、弓淼二位老師,都沒有把閬中”和“南部”的行政區域及地名搞清楚,所以出現了一些混淆。)
筆者對現存於南部、閬中館藏的行道觀音畫像實地仔細辨識和比較後發現，兩碑上的觀音像披巾、眉毛、耳廓、瓔珞、衣紋以及文字筆法等有多處明顯的區別：
南部畫像碑通高160釐米,寬70釐米,觀音像高154釐米,肩寬38釐米;閬中畫像碑通高169釐米,寬72釐米,觀音像高159釐米,肩寬46釐米，體態豐滿似乎更符合唐朝以胖為美的時尚。 南部觀音像背面的畫像雖已嚴重漫漶風化,但觀音像的手印還能辨認,與該碑正面畫像和閬中觀音畫像都有明顯不同。今天,南部、閬中兩地文管部門所藏兩塊觀音石刻碑雖有細微差異,但整體而言,藝術上也難分伯仲,且同樣都已被鑑定為國家三級文物。
若袁有根教授放眼歷史的天空,能把視野再拓寬一些,以其專業的學養將考證的功夫再深入一些,或許對全國各地皆有這通“憐疾苦之人,行觀音之道”的碑刻畫像源頭就不會輕易妄言了。
譬如：北京《法源寺志稿)(民國・王樹柟、黃維翰編)也明確有載：唐吳道子繪佛像刻石,石高周尺一，尋廣三尺,中繪佛像,左方下刻“唐吳道子作”五字,右方下刻“清耳聞空宣述立石東龍山”(按:與閬中市觀音碑刻畫像文字落款相同，但左右文字又正好相反,原因待考;而南部縣觀音碑刻畫像文字落款是“清海峰建立東龍山”。這裡的“清”應為釋家的精華和要旨即“清靜”,可能與過去出家人的自稱習慣有關)十一字,清光緒三十三年仁和徐琪購置法源寺。
又如:在杭州舊超山報慈寺大明堂內之東廡同樣有一塊左下角署“吳道子筆”名的白衣觀音像碑刻(高170釐米,寬77釐米),與眾不同的卻是長著鬍子的男相,石則背面有文字:“
吾南城邑大夫武林燒邵候孟輝治政之餘，顧謂予曰:□歲,歷政部司,挈家邸,嘗切慕觀音大士,多獲靈□,暨再訊,茲已問過天□禪專,伏睹石刻觀音聖像,乃唐吳道子筆,極為精妙,神氣嚴然,真如補(普)陀洛迦山示現之身。遂用印打一幅裝潢,偕室人宋氏日夜禮敬。既又捐俸購一玉珉,命工匠刻□,同四方善瞻信禮永運,□傳用答鵠,庥幸為記之。予不敢辭,遂為書之以記。”落款為:“大明正統十年乙丑夏四月望日、前進士□□章文昭書”(按:應為章文昭,錢塘人,官至中書捨得人,明永樂十三年(1415)乙未科殿試金榜第二甲第28名,賜進士出身。)
顯然,這位“清耳聞空宣述”(或清海峰)也好,立石“東龍山”地名也好,長鬍須的男觀音也好,甚至同一觀音畫像出現了多種尺寸等等,都還大有文章可做。
曾記得明代有位詩人梁用行一次過江寧時,也慕名面去觀過吳道子的一通觀音石刻,後來賦詩記其事,其中有句感嘆雲:“真跡緲難得,摹跡遍江東”；到了宋代,大書畫家米芾在《畫史》也提到所見吳畫三百本全系“偽作”,何況時光如水又流逝了這麼多年。當然,所有這些並不影響我們今天對“吳帶當風”“吳家樣”“吳裝”“疏體”“蘭葉描”的技法和神韻，以及各地傳為畫聖所作的寺廟壁畫的欣賞和仰慕,因能尊奉為“畫聖”者,史上還別無他人。誠如蘇軾所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能事畢矣!”
藉此再贅述一句題外話,《唐朝名畫錄》)(又名《唐畫斷》)一書,其編著者朱景玄曾任翰林學士,生於吳道子逝世後約三十年,主要活動於唐憲宗元和至唐文宗大和(806-835)年間。他是在歷史上冒出“明皇天寶中(748左右)忽思蜀道嘉陵江水”故事的第一人,此前從不曾見過這位天子與“蜀道嘉陵江”有過任何交集。
吳道子《維摩詰像》（壁畫局部）
目前唯一可考的是天寶六年(747),玄宗將閬中城東十里的靈山敕改為“仙穴山”(見宋《太平寰宇記》)。對這位有著“不見者不錄,見者必書”“其落筆謹慎,少有臆斷之言”實事求是精神的朱翰林,既然史書不載,不知他又是從何處挖掘到近百年前的皇家軼事來的。竊以為,這一切一一當然包括吳道子入蜀寫生一一原來都有可能是為後來安史之亂玄宗“幸蜀”(756)而埋下的伏筆!
因為安祿山叛軍當時在長安東北部一路殺來,中原早被控制,西域多有戰爭,而北方又還有強敵突厥。掰起指頭一算,唯有西南蜀地雖有天險,但還算易守難攻,而且又是老前輩高祖李淵起兵時的根據地,群眾基礎較好。
恰如唐大曆年間的右羽林大將軍石藏用曾所言“天下將有變,而蜀為最安處,又多加山水,吾將避地焉”，再加上西南節度使的忠誠可靠,不往隱藏在巴山蜀水中的天府之國逃遁,難道還想上天?
但皇室貴胄和宮女,再加上朝廷官員一千多號人馬的末路狂奔,丟盡了大唐盛世的臉面,不在歷史上留一點玄龍門陣能說得過去嗎?俗話說,前面有個模樣,後面跟個和尚。從這位玄宗大人於公元756年開了好頭以後,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李之亂南逃,史稱“德宗幸蜀漢”,公元880年(廣明元年)唐僖宗為躲黃巢起義軍攻克潼關,又狼狽逃往四川,史稱“僖宗幸蜀”。
可見,即便在唐朝,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承平時期是朝廷的糧倉錢庫,危急存亡時又成了皇室的緊急避難所,難怪玄宗隆基先生居安思危要念念不忘蜀道嘉陵江水:朕,樂也思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