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ker Barth 3O有機農業
編者按
2015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所宣佈草甘膦“很可能致癌”，這一發現引起軒然大波。至今，草甘膦在地球上的使用時間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它所帶來的危害已經開始在全球各地顯現。這部德國紀錄片採訪了草甘膦生產企業、科學家、農民等不同群體，以真實的影像記錄草甘膦造成的農作物減產、動物畸形以及對人體健康的損害。
然而，生產草甘膦的企業因其巨大的利益關係，強勢影響著政策、輿論，使草甘膦即便被不斷質疑、不斷證明有害，仍能大行其道。中國現已是世界最大的草甘膦生產國和出口國，草甘膦的危害近在咫尺。讓我們共同將這部紀錄片傳播出去，共同抵制，我們才有抗爭資本集團壟斷的空間!
紀錄片導演：Volker Barth
翻譯：人民食物主權
正文
它已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雜草殺手!
1964年，它最初的專利註冊為一種化學管道清潔劑。五年之後，農用化工公司孟山都把這種叫做“草甘膦”的化學藥劑按除草劑註冊了專利。從那時起的40年間，草甘膦成為了大多數除草劑的基本成分——它聲稱僅僅殺死雜草。
孟山都公司高管，Uphoff：“沒有別的化學藥劑像它這樣在全世界範圍進行過如此充分的測試。因為它如此‘出色’，所以受關注也最多。”
Jaap van Wenum：“如果我們想放棄使用草甘膦這樣的除草劑，回到過去的時代去徒手除草，在今天已經不可能了。現在沒有過去那麼多農民，沒有那麼多工人，這樣會讓食品價格上漲，上漲到人們無法負擔的水平。”
大工業和農民協會瘋狂地為草甘膦辯護。他們聲稱草甘膦僅僅對植物有毒性，不會影響動物和人類。然而科學家們的批評告訴了我們另外的情況。
塞拉利尼：“草甘膦致癌，我們用‘農達’做活體實驗證明了。”
Chris Portier：“如果這種化學品是安全的，就應該有相應的科學證據，而且公眾應該能看到並能閱讀這些證據。”
每年有6.5億升草甘膦被用在世界各地農田和花園裡。這種物質真的那麼無害嗎？誰在決定它無害？是否是獨立的科學研究？農民和畜牧養殖者的經驗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早在2000年，德國為歐盟檢測過草甘膦的風險。2015年他們又重複了一遍。這次的健康檢測由位於柏林的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完成。他們要判斷草甘膦是否對消費者造成風險，是否允許它繼續使用。
為了這一檢測，Roland Solecki和他的同事們審閱了超過1000項研究。2000年的檢測報告也正是由他負責的。
他和他的同事審閱了草甘膦產業領域的研究與其之外的獨立研究，評估這些研究的科學價值與可信度。
只有很少特殊情況下，聯邦機構才會自己做試驗研究。
Solecki：“根據我們的全面評估，草甘膦對眼睛有強刺激，這一點眾所周知。除此之外我們發現，如果按說明書使用的話，草甘膦用作除草劑不會造成致癌風險，沒有生殖毒性作用，沒有內分泌干擾作用，沒有神經成毒性，不會損傷免疫系統。這是這些評估報告的證據來源。”
總共七萬頁文件大部分由除草劑產業提供。來自科學網絡“歐洲支持社會與環境責任科學家團體”（ENNSER）的Angelika Hilbeck，對此提出了質疑。
Hilbeck：“沒有要求權威部門對原始數據進行評估。他們無法處理那麼大量的數據。如果評估這麼大量原始數據的話，他們就什麼其他的事都做不了。他們只看了孟山都公司提供的處理好的研究綜述。我也經常檢查這些綜述。如果你走運，也許能看到帶有數據的，但通常沒有。”
評估預計在2015年8月份完成。但在此之前，世界衛生組織的癌症專家們發佈了一條與之矛盾的信息：草甘膦是可能的“致癌物”。
Chris Portier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員。他也是美國風險評估研究辦公室的前主任。他就此事提醒了德國聯邦議會的農業委員會。在此之前，從沒有兩家衛生研究機構這樣公開給出相互衝突的結論。
Chris Portier：“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沒有使用任何流行病學數據。如果他們真相信流行病學研究中有某些關聯的話，那麼施用草甘膦的農業生產者和公眾之間對草甘膦的暴露差異就會小很多。因為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發現癌症有基因毒性，所以對癌症的風險評估就會大為不同。此外，由於他們認為所有的動物癌症研究結果都是陰性的，那我也沒法判斷他們對癌症風險的評估，因為他們沒有對癌症做風險評估。”
對於孟山都和先正達公司的代表們，這事關他們未來在歐洲的數十億美元的市場。
Küchler：“完全沒有理由擔心。草甘膦是安全的。這已經被世界各地監管機構評估了40年。它也使用了40多年。我們相信，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再進行一次評估，就會改變現在這個分類結論。”
在德國馬格德堡地區，Peter Gottschalk經營著一家現代家庭聯合農場。他擁有3500公頃土地，僱傭了34名農業工人。可持續農業對於大規模種植尤為重要。
為了減少犁地所造成的土壤侵蝕，他們20年來一直使用含草甘膦的除草劑。被除草劑殺死的秸稈能保護土壤免受水和風的侵蝕。
Gottschalk：“如果我們想把秸稈翻進土壤裡，加快其降解，就必須再次犁土。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避免水土流失，我們使用了草甘膦。這樣一來，不需要的秸稈就死光了。你看到的那些綠色植物，是施用除草劑之後殘留的的大麥穀粒發芽了。”
在播種之前施用草甘膦，它可以殺死與作物競爭的雜草或者有病害的作物。以前，這個工序通過費力的犁地工序來完成。施用草甘膦兩星期之後，田地就可以做條帶耕作了。這一工序防止了水土流失，節省了時間、燃料和機器成本。享受這一好處的同時, Gottschalk嘗試在電腦幫助下，儘量減小草甘膦用量。
Gottschalk：“這裡是我們使用的草甘膦和水的配比。這裡顯示，我們在每公頃土地上使用2.5升草甘膦，大約是用量上限的一半。”
直到2014年，作物在收割前都經常被噴灑草甘膦，加速乾燥過程。於是很多草甘膦殘留進入了麵包和穀物產品之中。這種操作在德國是被禁止的，但並不是所有歐盟國家都禁止這樣做。
Gottschalk：“我們需要平衡草甘膦的害處和益處。如果謹慎施用，並運用得當的話，草甘膦可以說是一種非常有效的除草劑，總體而言，就算它會產生危害，危害也是相對較小的。”
與此同時，僅在德國就有高達35%的農業用地噴灑草甘膦。難道它真的如多數農民所想的那樣無害，沒有長期副作用嗎？德國農業大學霍恩海姆大學的植物生理學家Günter Neumann在研究植物根系問題和營養物質攝取方面已經有超過二十年的經驗。他所在的學院研究根系的形成，並關注實驗室環境與大田實際耕種之間的互動。
Neumann：“這些都是細根，在其周邊密佈著更細的根毛，能夠以最有效的方式從土壤裡吸收營養物質。”
當地農業局聯繫了他。許多農民在他們的田間發現了作物出現了莫名其妙的減產。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甚至可以從上空看到作物所遭受的損害。綠色的區域使用草甘膦僅僅兩年，而淺色的區域則使用草甘膦長達十一年。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周邊的另外五塊地裡。
Neumann：“在同一片農田裡，使用草甘膦時間更長的地塊，我們發現作物的根系生長受到嚴重製約，細根遠比未使用此種農藥的作物少得多，這樣的情況在作物生長過程中當然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國家資助下，我們對草甘膦以及其它農藥進行藥殘分析。有關草甘膦的數據一致顯示，即便噴灑草甘膦已經過去六個月後，它的殘餘物濃度仍然保持在剛噴灑時的水平。而兩米以外的農田，使用草甘膦時間較短，殘餘物的濃度是低於檢測極限值的。”
如果健康的和遭受病害的區域並不是直接挨著，作物病害以及土壤貧瘠就不會增長得這麼明顯，一般而言它的發展很慢的。這些農民試圖通過使用更多的化肥增加產量，事實上卻沒什麼效果。
一個受到作物病害影響的農民不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接到一個威脅他的電話。他不應該在鏡頭前說草甘膦的壞話。
ATMO Leins (Voiceover)：“我意識到，自從我開始噴灑草甘膦以後”，他說，“矮病毒開始急劇蔓延。在乾旱的年份情況情況更為極端。在一些田地裡，它使得作物全部減產。此外，在別的年份裡，作物產量僅相當於前一年的50%。
Neumann：“不過有意思的是，這樣的情況只在長期使用草甘膦的區域裡發生，而沒有在使用草甘膦僅兩到三年的區域發生。”
植物生理學家發現草甘膦對於植物的進一步影響，這些影響到目前為止一直遭到忽視。
Neumann：“通過新的分子生物學的方法，我們可以看到被哪些基因出現下調，也會發現荷爾蒙紊亂正在發生。植物的生理過程也會受到不良影響，這時植物抗逆的反應之一。在受到損害的植物中，這些基因出現下調。調解水分攝入的基因也受到影響。這些基因開始變得不那麼活躍，還妨礙了側根的延伸。”
產業的官方聲明如下：草甘膦只會抑制單一的酶，這種酶能夠殺死雜草，它的功效是在計劃之中的。但是Günther Neumann證明草甘膦及其代謝物還會改變影響根系生長、水分攝取以及抗逆性的基因。在實驗室條件下，科學家排除了其他干擾因素，得出的結論仍然不變。
Neumann：“在此我們看到的是未受損害的小麥根系，它有許多細根。這是一棵受損植物的根系，它的細根遠遠少於前一種作物。”
這意味著施用過草甘膦的植物無法像正常的植物那樣有效地攝入水分。儘管如此，生產商還是不斷做廣告宣傳草甘膦能夠讓田地持續肥沃，即便在乾旱的區域也同樣有效。
在霍恩海姆的數據公佈兩年之後，德國農民協會主席對草甘膦表態了。這位主席從來沒有聽說過科學家們的發現。
Rukwied：“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科學證據表明草甘膦對土壤肥力有不良影響。在德國，我們只在特定的地區使用最少劑量的草甘膦。”
Joachim Rukwied代表農民協會中的30萬農民。他同時也是德國遊說組織“現代農業論壇”的主席，通過這個組織他為包括先正達、孟山都、巴斯夫以及其他公司在內的草甘膦生產商代言。
在丹麥的奧胡斯市近郊，Ib Pedersen運營著一個擁有4000頭豬的現代養殖場。在2011年，他開始懷疑他養的牲畜因為飼料問題而病重。身為一名養豬戶，他密切關注著這些牲畜的健康和生育能力。每一頭不生育後代的母豬都會對畜牧養殖帶來商業風險。正常一窩小豬應該有15只。但是Ib Pedersen的母豬們所生的豬仔變得越來越少。與此同時，流產和死胎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IB Pedersen：“在這裡我們有一隻昨天剛剛生出來的小豬，生下來就是畸形，它有一個象人頭，它的頂部沒有閉合，沒有頭蓋骨，腦袋也是敞開的。幸運的是它沒出生就死了。我們發現如果母豬吃的飼料含有草甘膦濃度越高，產下的豬仔畸變幾率越高。這是一頭有雙重性器官的豬，既有睪丸，又有陰道。我們這裡還出現了一些問題，14個頭在丹麥出生的小豬一出生便是畸形。其中至少有兩頭小豬的脊柱有一處沒有被皮膚包住。它們確實很讓我震撼，因為我不認為惡劣的影響會到此為止。我覺得其影響已經在人類身上發生。”
問題是，草甘膦究竟對於哺乳動物有沒有副作用？Pedersen獲得了科學的支持。通過實地觀察，他看到流產的數量隨著草甘膦在飼料中含量的增多而有所增加。
IB Pederson：“我們計算了一下有多少頭小豬出生畸形。如果草甘膦的含量是1.30 ppm (百萬分之一)，那麼每529頭豬中就會有一頭是畸形的；如果含量增加到2.26 ppm，那在240頭中就有一頭是畸形的。它的增長實際上是線性的，草甘膦含量從0.1 ppm開始增加，一直到2 ppm，小豬畸胎率也直線上升。事實上你可以在這條線上放一根直尺，這條線是筆直的。這意味著，草甘膦的劑量越高，畸形的數量也越多。”
在他換了不含草甘膦的飼料之後，畸形流產等問題有所下降。為了檢驗他的觀察，他再次將飼料換成含有草甘膦的品種。
Ib Pederson：“這些大豆含有高濃度的草甘膦。你無法用肉眼看出它是否含有草甘膦，但當我們一檢測就發現濃度很高。”
也許這只是過度揣測，但Pedersen的豬似乎不那麼喜歡這些飼料。相反，在正常情況下這些豬會狼吞虎嚥的。
這些豬患腹瀉的頻率也更高，這使得他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抗生素。
Ib Peterson：“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腹瀉。當我們使用低濃度或者不含草甘膦的飼料時，我們見不到這樣的腹瀉。”
丹麥農業類大學奧爾胡斯大學的研究者也表達了對草甘膦高濃度殘留物的擔憂，而德國當局卻將其定義為“無害”。
Martin Tang Sorensen 被委派去審核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的報告。
Martin Tang Sorensen：“基本而言，他們認為動物食用飼料中含有草甘膦是無須擔心的。但我們認為關注草甘膦的濃度是必要的，因為它們會影響動物體內的細菌。”
Sorensen提到草甘膦潛在的副作用。它會降低腸道內有益細菌的數量，而這是所有哺乳動物都需要的。
Martin Tang Sorensen：“這項關於草甘膦對於細菌影響的專利研究已經公開了，任何人都能通過谷歌查到。草甘膦對於腸道內的有益細菌的危害更大，相比之下，病原菌還更適應草甘膦。因此腸道內細菌的平衡被草甘膦擾亂，病原菌逐漸取代有益細菌，佔據上風。”
他擔心的那些問題已經正式提交官方，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回覆。
雖然草甘膦在專利上被定義為抗生素，但它從未被批准作為藥物使用。它主要殺死有益細菌，這樣有害細菌便存活下來，並進行傳播。
歐洲農民協會如何保護其會員免受這些潛在的危害？
Jaap van Wernum：“我們的任務是防範，但不僅僅是防範，也為了他們的利益積極主動。我從來沒聽說過草甘膦被認證為一種抗生素，如果它被認證為一種抗生素，並且具有抗生素的屬性，那麼它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土壤生命，進而使農民擔心。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關於草甘膦的風險，我們實際上都聽從歐洲食品安全局（歐洲權威）以及德國聯邦風險評估安全所(德國權威)對草甘膦風險進行的評估。到目前為止，這兩個機構聲稱我們使用草甘膦的方式是無害的。我們從中獲益很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還將繼續使用草甘膦，當然是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
不管是歐洲農民，還是政府部門，都不曾被公司告知過這種抗生素專利。那麼草甘膦的其他副作用也被隱藏了嗎？在德國的評估有沒有受到丹麥養殖場的發現所影響？
Solecki：“在對所有的報告進行評估之後，我們最終得出結論：我們並不能推斷出草甘膦對生物體的生長產生有毒影響，也不能推斷出草甘膦能干擾內分泌系統。這份評估不會受丹麥一家養豬大戶的個人觀察所影響。該農民檢測草甘膦的方法並沒有遵循我們的分析標準，他沒有將暴露於草甘膦的豬和沒有暴露的豬進行比較，他也沒有考慮其它可能的因素，比如病毒感染或者大豆本身所含帶的雌性激素。”
這個丹麥養殖戶是一個神秘的、偶然的例子可以被忽略不計嗎？幾百戶的奶農都遭遇了類似的現象，難道這些也都是孤立案件，不需要進一步的官方調查嗎？
在德國南部，Johannes Peter經營著一個家庭農場，有90頭牲畜，該農場為Allgäuer奶酪提供牛奶。
Hannes Peter：“這些動物看起來十分健康，從表面上你看不出任何問題，但是它們的繁殖能力有問題，這對農場的生存是個威脅。一旦停止繁殖，它們將會被排擠出整個生產之外。母牛主要投餵天然乾草和青草飼料，我們這個農場世代都是如此做法。”
“許多母牛必須授精四五六次，直到它們成功生育為止。常見的人工激素應用、囊腫治療或者進一步受精都沒能導致明顯改善，除此之外，獸醫也束手無策了。”
可以排除疾病的因素，但是農民也把濃縮飼料當做補充飼料來使用，包括來自海外的穀物和大豆。
Hannes Peter：“購買的濃縮飼料裡不可能沒有草甘膦殘留物。不管什麼生產商都會使用草甘膦，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卻沒有人做測試，也沒有哪家飼料供應商能保證他家的飼料是‘不含草甘膦’的。”
他不再購買預先混合好的濃縮飼料，轉而購買由當地鄰居們生產出來的飼料。18個月後，他收到了預想不到的結果。
Hannes Peter：“我們的數據證明在使用了不含草甘膦的飼料後，牲畜的繁殖率提高了一倍。一年半前我們開始試驗的時候繁殖率是30%，現在已經達到了60%。”
與此同時，草甘膦通過整個現代食物網絡繼續擴散，卻幾乎無人關注。
鹿特丹港口是海外大豆進入歐洲的主要港口。每年有超過三千萬噸大豆抵達該港口，對這麼多噸大豆進行草甘膦殘留測試能有多靠譜呢？我們向港口當局和主要的進口商ADM提交採訪申請，但都被拒絕了。
一個農藥專家網絡在做相關研究。布魯塞爾議會就毒素和內分泌干擾劑問題舉行了一次聽證會。Hans Muilerman已追蹤除草劑殘留的隱藏軌跡多年。
Muilemann：“我就運抵鹿特丹港口的大豆問題聯繫了國家相關部門，他們給我的答覆是，他們一直在做草甘膦殘留測試，其結果通常遠低於允許的殘留率最大值。在過去的幾年裡，經測試的大豆樣本只有兩例，而允許的最大值又非常高，因此有相關部門認為沒有理由再做測試，將來他們也不會再做測試。所以抵達鹿特丹港口的數量龐大的大豆都將不會被檢測。”
數千噸受草甘膦汙染的大豆每日抵達港口，其中大部分都在當地被加工成大豆粉和豆油。之後任何超出最高值的情況都無法再追溯到出貨源頭。
法國卡昂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吉勒斯·艾瑞克·塞拉利尼在大鼠身上發現了明顯的腫瘤形成。作為法國風險評估機構的一名前任專家，他了解到由產業提供的動物研究只持續三個月，對他來說，三個月的時間顯然太短了，並不足以觀察到緩慢發展的慢性疾病。
他開始了一項實驗，他給大鼠餵食含草甘膦的玉米粒和水，長達24個月。其中草甘膦的含量相當於給人類食用的許可限量。4個月之後，在母鼠身上發現了腫瘤，並持續增長。兩年以後，這些腫瘤增大5倍。就算對那些易患癌的實驗室動物來說，5倍也是罕見的高位值。
塞拉利尼：“這些腫瘤是出血性的，而且不斷壓迫有活器官，所以大鼠的死亡與自身大小和腫瘤相關。不僅如此，我們還發現肝臟和腎有了毒性，性激素遭到了干擾。此外還發現了腦垂體功能障礙，以及一般毒理學所面臨所有問題。”
只有三個月的產業研究發現不了腫瘤的逐步形成。塞拉利尼的實驗結果引起一片譁然。與產業關聯的科學家和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不斷說他的工作方法不科學，使用了錯誤的老鼠。
Solecki：“塞拉利尼的長期研究的問題在於，他在每個劑量組只使用了十隻動物，他使用的老鼠品種本身腫瘤自發率就非常高，且數據不夠充分，而原始數據也沒能記錄下來。”
這些指控在所有報紙上不停地重複報道，損害了他的聲譽，然而塞拉利尼從來就沒有聲稱自己做的是一項正式的“癌症研究”，而是一項“毒理學研究”，用來調查長期影響。再說，他使用的老鼠品種和實驗方法與產業科學家都一樣，只不過是延長了實驗時間。
塞拉利尼：“需要搞清楚的是我們並不是在做一項癌症研究。當我們首次對一個產品進行測試的時候—以前對GMO或者農藥就沒有像我們這樣全面--我們需要研究所有的器官以及所有的毒理參數。我們做的是這個工作。因此我們需要每組研究十隻大鼠，這個方法符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標準和藥品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範。”
同時，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風險評估因其主要依賴“產業研究”而遭受指責。
Chris Portier：“全球農藥安全評估並沒有秉持開放和透明的科學審查態度。只要關鍵性的研究細節不公之於眾，科學審查就不可能做到開放和透明。審查科學證據的程序通常也是不對外公開的。程序要麼只告知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要麼是保密的，而且難以詮釋。”
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們在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的風險評估中發現了嚴重缺陷，包括對國際標準的忽視。
Iwan Russyn—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所專家組成員：“我所看到的BfR文件一直都在否定動物實證研究。如何進行規劃良好的動物實驗有一個程序，不是尖端技術，這個程序已存在超過四十年。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家風險評估機構居然會因為劑量與人類攝取無關，而忽視一項動物實證研究。”
WHO的科學家們對幾個被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稱為“不可信”的研究進行了複查。
Chris Portier：“在癌症研究裡，癌發生有十個主要特點。我們認為這是由環境中的化學物質或環境因素引起癌變過程的十個關鍵點。所以氧化應激是癌症的一個潛在前兆，在一項又一項研究中我們看到草甘膦能引起氧化應激，這表明草甘膦會加強整體的癌症顯現。”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拒絕了所有的證據，Chris Portier在美國遭遇了同樣的拒絕。
Chris Portier：“環保署看到的動物實驗證據和我們看到的是一樣的，起初他們從這些實驗證據中發現了‘致癌性’的證據，隨後環保署將此發現提交給他們的科學顧問團，這是由一群環保署以外的科學家組成的團體。科學家覺得環保署的判定太嚴重了，希望環保署重現做評估。於是，環保署以‘沒有相關性’為由放棄了這些研究，並把結論改為 ‘無致癌證明’，這點我們是堅決反對的，而且我個人也是非常反對的。”
事實上，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評估報告是由業界的“草甘膦行動小組”事先炮製出來的。BfR僅僅精簡了報告，或者用“斜體字”的添油加醋。批判的學術研究被定為“不可靠”。
美國允許的殘留量甚至更高，而且官方沒有人討論可能帶來的副作用。獸醫Art Dunham在愛荷華州治療農場牲畜超過四十年。他發現隨著草甘膦殘留量的增加，牛的受孕次數逐漸變少。
ART：“沒有明顯的囊腫，感覺很正常，右邊有一點封閉，她（的宮頸口）已經打開了。”
育種問題正著困擾全國的畜牧養殖者。
OT ART：“她好像不太行…我得給她打孕激素，但是她已經不是一頭稚嫩的小母牛了，是的，她已經打開了，一段時間內她是沒法再宮縮了。我還得留著她嗎？”
和之前提到的丹麥和德國的情況一樣，獸醫發現只要停止餵食含有草甘膦的飼料，育種問題就能緩解。草甘膦所造成的荷爾蒙問題沒有被官方承認。
ART Dunham：“我們和植物、昆蟲共享著一些同樣的酶系統，所以當我們大範圍使用螯合劑或者干擾激素類除草劑，卻不做任何長期的測試，這簡直太魯莽了。然而我們真正的問題是，幾乎沒人有決心，有動力，有勇氣去對抗產學的政治聯盟。”
這位獸醫要求對飼料和草料進行獨立測試。
Art Dunham：“疾控中心顯示人類的不育率在升高，我們對動物的相關研究也表明同樣的問題。這明顯與草甘膦除草劑的越來越多使用相關。”
健康狀況統計顯示，隨著草甘膦的使用增加，各種疾病的發生率也增加，諸如不育、甲狀腺紊亂以及肝腎類疾病等。美國官方沒有承認其中的任何聯繫，但是草甘膦測試樣本再次讓人目瞪口呆。
Art Dunham：“這是針對四種不同鐮孢黴的微毒測試單，有300多個樣本。我們在辨別黴的時候，發現有32%是鐮孢黴，52%是盤尼西林。如果這些黴能在在青貯飼料中找到，那麼它們也會流入一些穀物內，進入乙醇工廠加工，甚至混入供人食用的物品中。T21是已知的毒素中最毒的之一，和這些毒素的毒性相當，如黃麴黴毒素、蓖麻毒素和橙劑。如果攝入幾百ppb就會出問題。”
這些地區的生物毒素過去是很低的，但現在卻在擴散。官方從未調查這其中與草甘膦的聯繫，但植物病理學家Don Huber 認為，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兩者間的關係了。作為生物毒性領域領頭的專家，Don Huber 曾任“國家植物疾病康復項目”的主席，直到2011年退休，至今他依然為不少農民做顧問工作。
Huber：“你有硫磺、鈣和石膏，還有硫酸銨，或者你為什麼不用硫酸銨呢？”
Huber和細心的農民發現，土壤內的微生物正在逐步緩慢地減少。他們對比了多種土壤類型，其中一些施用了草甘膦，另一些則沒有。每克土壤包含四千萬的細菌，它們幫助將磷、鈣、錳等礦物質轉化為寶貴的土壤營養成分, 起至關重要的作用。看這些聚在一起的土壤，肉眼雖然看不見，但有益的細菌也會限制產生毒素的細菌的的擴散，從而保障土壤健康。
Don Huber：“使用了草甘膦，其抑菌活性極大傷害了有益細菌，抑制了其他有機物的作用，但卻給致病的有機體帶來了機會，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在美國，細菌引發的玉米內州萎蔫病以前只發生在內布拉斯卡和卡羅拉多州，但在過去兩年，它已經擴散到1000千米外的印第安納州，甚至更遠。致病菌滲透了整個作物。
Don Huber：“你看，全都是的，這是系統性疾病。”
Keith Schleppkohl：“旁邊的作物有一塊塊巨大的拇指印，是內州萎蔫病的症狀，最少染上了三四種不同的病。”
Don Huber：“噴灑了多少次殺真菌劑？”
Keith Schleppkohl：“就用了一次殺真菌劑。”
玉米作物已經被細菌感染削弱，因此一些從未致病的病原開始感染玉米作物。與此同時，重要的經濟作物大豆也遭受了一系列新疾病的襲擊，跟隨Don Huber和農民Keith Schleppkohl來近距離看看。
Don Huber：“你看這‘突然死亡’，從這兒開始，都在變黃。”
綠油油的大豆田內突然出現了一片片枯黃區，一種名為“突然死亡綜合症”的疾病導致減產40%。
Keith Schleppkohl：“在過去的六到八年內，這種疾病癒來愈猖狂，隨著越來越多的草甘膦使用，這種疾病也越來越嚴重，你能解釋一下嗎？”
Huber：“那時因為你只看到了葉子上的症狀。這種病是一種生理失調，就像你中毒後的反應。鐮孢黴與此相關，不過它殘留在根系統內。”
鐮孢黴菌是一種能用顯微鏡看到的真菌，大部分副種都是無害的，但是也有可產生的毒素的副種。隨著有益細菌和真菌的減少，有毒的鐮孢黴菌不斷繁殖擴散，最終導致“突然死亡”。
Don Huber：“所以我們在幫病原菌攻擊我們的農作物，鐮孢黴菌只是其中一種。如果你開始見到這些症狀，就看到作物開始落葉，接下來所有的情況就開始急轉直下，而不是越來越好。這些豆子的尺寸應該是現在的兩倍大，沒有光合作用，沒法合成能量，所以我們損失了大概四五週寶貴的生長週期。”
大豆大部分出口到歐洲和中國，其中可能暗藏疾病也會跨境傳播。
Bob Streit是“草甘膦行動組”的一員，行動組比較大量使用草甘膦的國家有毒真菌病的傳播情況。
Bob Streit：“農民的做法是，他們在玉米和大豆身上用著同樣的除草劑，連續用了16年－這是在製造災害。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它簡單便宜，而且被當作良藥賣給農民們。”
Atmo農民：“實際上卻讓作物枯黃。”
他詢問了農民，“突然死亡”並不是他們的唯一問題。
Atmo農民：“在我看來，種子裡有什麼，人也會照樣吃進去什麼，這中間沒什麼差別。要我說，我們的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根本不會讓別的國家知道，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走漏了消息，貿易就受影響，我覺得這就是讓整件事兒悄無聲息的目的。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抗草甘膦植物，每株植物能產生近100萬顆種子。但它們不再被農藥控制，這些所謂的“超級野草”快速擴散，第一種抵抗市面上所有農藥的物種已經出現。”
Bob Streit：“沒有一家農業雜誌願意碰這種話題，也沒有一家報紙和廣播希望談論這個問題的頭號原因。”
官方還未發起任何調查，來評估這些令人不安的現象。人們所要求的草甘膦標示也未出現在食物產品上。官方的聲明是這樣的：草甘膦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被人體排出體外，這引起了“媽媽縱橫美國”這一組織的關注。
Zen Honeycutt：“美國政府告訴我們，母乳是健康的。我們這些媽媽想知道，到底我們的母乳是否安全。我們發現現有最佳的樣本中也含有75 ppb的草甘膦。我們想不到母乳裡會含有草甘膦，可是事實卻擺在眼前。在弗吉尼亞州是76 ppb, 佛羅里達州是166 ppb。”
“這些結果太嚇人了。因為這些水平意味著—166相當於歐洲飲用水安全標準的1600倍。另外，又比塞拉利尼研究所認定的安全標準高3000倍，超過這個標準會引發肝腎損傷和性激素變化。”
“草甘膦不僅在我們的尿液中被檢出，也在兒童的尿液中存在。我的兒子尿液中含有8.7 ppb。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自閉症突然爆發了。他的嘴上起了皮疹，他到處砸東西，他的成績下降，他的行動怪異。他的尿液中被檢出真菌和艱難梭狀芽胞桿菌。”
這位母親對草甘膦的假設僅僅是推測嗎？
美國一項“人類微生物”的研究表明，只需要改變腸道細菌，就能讓自閉症複製。流行病學數據顯示，隨著草甘膦使用的上升，腸道疾病和自閉症也越來越頻發，這只是巧合麼？
Zen Honeycutt：“因此，我們改善了他的飲食，6周後對他進行重新檢測。他體內不再檢測到草甘膦殘餘，同時，他的自閉症症狀也消失了，再沒有復發過。”
有關當局和相關企業以測試方法不符合國際標準為由，否決了母乳實驗的結果。
Zen Honeycutt：“這個實驗室的測試是我們目前能找到最可行的測試。現在，雖然有批評指責實驗室和我們這項測試，但是，我強烈要求你捫心自問，或問問政府，為什麼一位母親不得不做這樣的測試?為什麼我們的政府沒有做？為什麼我們製造草甘膦的化學企業沒有做？為什麼食品公司沒有做？為什麼嬰兒奶粉公司沒有做？”
這些獨立母乳研究的發現只是偶然嗎？研究人員在歐洲18個城市進行了草甘膦殘留的隨機尿液檢測，可是並沒有探討草甘膦與現代疾病增加的相關性。2015年，德國的16位母親也將她們的母乳用於綠黨的一項研究。Maria Lustig參與了這項研究。研究結果讓她和她的醫生丈夫目瞪口呆。
Maria Lustig：“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母乳中檢測到草甘膦。要知道我在生活方式選擇方面始終試圖避免攝入這樣的東西。”
Dr. Jonathan Lustig：“安全限值就是安全限值。權威機構制定這些標準。你被檢出是0.2，而安全限值是0.1，因此我覺得有問題。”
Maria Lustig：“草甘膦會在母乳中出現，意味著它被人體吸收了，卻並沒有被完全排洩掉。”
Jonathan Lustig：“這項實驗是用來檢測草甘膦的。如果有對測試方法有質疑，那權威部門應該採用更大樣本量，開展更大規模的實驗。”
Maria Lustig：“我們已經符合了歐洲的安全限值，但是當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進一步擴大時，這是否意味著德國也能接受美國的安全標準？這是讓人擔心的。”
在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主席向全國農業委員會彙報時，這項母乳實驗也遭到了質疑。
Hensel：“我們很難處理一些被檢測出含有“某物”的例子。我們對此有一手的經驗，幾百位憂心忡忡的母親給我們打電話，問她們是否要停止餵養。這樣的事情發生是僅僅因為一項實驗，而這項實驗缺少正確的方法、因而其聲稱的結果也不靠譜。”
一項批判性的研究又一次被認為是不科學的。與此同時，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承認他們從未對農田裡所使用的農藥完整配方進行檢測。
Hensel：“許多研究的分析證實，根據我們現有的科學知識，如果使用得當，草甘膦是不會致癌的，不會引起生育問題或者胚胎中毒的。我們的研究只是針對單獨分離開來的草甘膦，而不是針對實際使用中除草劑的所有成分。”
在每一種草甘膦產品中，草甘膦只是20多種化合物中的一種，它們構成了一杯複合的雞尾酒。其它的成分比草甘膦單項的毒性高出1000倍。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承認這一點，並曾提議將其它農藥成分也納入調查。然而，複合化學品的成分被認為是商業機密，BfR的提議並沒有得到支持。
全世界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對其它成分進行檢測和分析，法國科學家塞拉利尼就是其中之一。
塞拉利尼：“農藥生產企業並沒有公開或公佈殺蟲劑由哪些物質混合而成。我們仔細地進行了分析。最重要的信息是: 它們的毒性是草甘膦的1000倍，即便在那個毒性水平以下，它們也會擾亂內分泌。這意味著他們的激素作用甚至會引發乳腺癌，或其他與激素有關的疾病。”
實際上，草甘膦從未被單獨出售，而總是與其它毒性更大的成份一起混合出售。歐洲的風險評估並沒有檢測這些有毒成分——即便這一次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已經承認了塞拉利尼的發現。
Solecki：“塞拉利尼教授與其法國團隊的論文證實了我們在2000年提出的懷疑：農藥中的其它成份比草甘膦的毒性更高。我們正在自己的研究實驗室驗證他們所用的方法。”
德國聯邦風險評估所（BfR）正在將塞拉利尼所使用的實驗裝置標準化，以便將來能評估其它成分。儘管BfR已經知道自己的評估程序不完善，他們仍然駁回那些對其它成分的所開展研究。繼草甘膦之後，一系列未經測試的有毒成份就這樣進入了人們的食物網絡。
諷刺的是，塞拉利尼不是單獨評估草甘膦的危害，而是評估除草劑完整配方的風險，卻受到了來自業界和政府部門的攻擊。
塞拉利尼：“如果我不說出真相，不說出我的發現，我將死不瞑目。我並不是真的針對孟山都或先正達或其它公司，我只是對有毒物的綜合效應感興趣。我最擔心的事就是這種化合物會奪去全世界兒童的生命。”
儘管他取得很大成就，但他的研究經費卻被削減了。為了支持他的團隊，他發起了一項眾籌。
Lüttmer（孟山都公司德國經理）：“我們生產的物質當然是有毒的。只是問題在於到底哪個產品的毒性更大。草甘膦是我們公司生產的化學物中毒性較低的一種。如果某種成份毒性水平更高，那我們當然必須說：‘它的毒性更大。’ 但如果草甘膦位於毒性等級較低的一頭，那麼，其它的物質都更毒。對吧？“
早在2000年，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就曾向歐盟提議檢查商業草甘膦產品中其它化學成份的風險，但從未獲得官方授權，因此也沒有資金去做。
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為何不批准調查其它有毒成份？遊說觀察組織的執行總裁透露了幕後一角。在歐美之間秘密協商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中，農業安全已經成為重要議題。
Nina Halland（遊說觀察組織CEO）：“我們通過《信息自由法》得到委員會的文件，表明歐盟委員會和農藥生產企業的合作是多麼密切。大致來說，歐盟要求企業在大眾面前捍衛TTIP時要發出更大的聲音，要大家相信TTIP並不是要解除歐盟化學品管理條例。然而事實上歐盟向企業提議的正是解除監管。”
所有這些化學品在美國都是被允許的，而在歐盟被禁止。
比如在美國，草甘膦在蘆筍中的殘留安全標準是0.5毫克/公斤，而在歐盟則是0.01毫克/公斤。
為了理解布魯塞爾的決策制定過程，我們來看一下游說制度。
Nina Holland：“我們看到遊說諮詢公司Fleischman Hillard，還有其他組織和公司，這在布魯塞爾是很常見的。所以，是這個遊說諮詢公司與其他組織一起為孟山都和拜耳服務。這就表明，他們看似是競爭對手，但實際上擁有同樣的遊說諮詢公司，也就是所謂的‘買兇遊說公司’，來向歐盟機構開展遊說活動或發表遊說文章。所以，最終所有的公司和組織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Fleischman Hillard在這裡，拜耳在那邊，它們緊密相連。”
然而，協商中關於風險評估的調和細節仍然未知。同時，世衛組織組成了一項新的工作組，重新評估之前由內部癌症專家所發表的癌症批判性發現。新的工作小組由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Roland Solecki牽頭。因此，他將帶頭重新評估他自己曾批判的研究。初步結果看起來是正面的。歐洲食品安全局此前也曾聘用行業的首席遊說公司，現在也立即建議提高草甘膦許可限值。
這一斗爭不僅僅關乎食物與安全。
在歐洲之外，90%的轉基因作物是抗草甘膦的, 可是又離不開草甘膦。對於像孟山都、先正達、拜爾這樣的轉基因公司，草甘膦關乎他們全球數十億美金的生意。如果沒有了草甘膦它們會倒閉。
與此同時，孟山都委託了一家科技公司，這家公司聲稱可以證明世衛組織癌症專家的批判觀點——是“垃圾科學”，一無是處。
責任編輯：Barbara Schmitz
共同製片人：ARD / WDR Fern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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