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電影《KANO》真正做到了讓歷史遠離政治。
這部時長180分鐘、頗具史詩格調的體育勵志片，根據1931年臺灣嘉義農林棒球隊的真實事蹟改編，雖然掌鏡人是青年導演馬志翔，但電影實際主導者是監製之一的魏德勝。
執導過《賽德克·巴萊》的魏德勝是華語電影界少有的具備知識分子視角的藝術家，他熱衷思考宏大題旨，探究逝去時代鮮遭涉及的未知領域，這一點在《KANO》裡也不例外。
《KANO》雖是一部體育電影，但故事背景卻無論如何難以繞過，須知在臺灣1895-1945的界定上，“日據”還是“日治”，一字之差都可能引發爭議。創作者選擇直面這段歷史時空，片中段落卻不符合主流認知關於“殖民地”的苦難想象，被扣的帽子自然會從《海角七號》的“精日”直接上升為“媚日”。
如片中看似與主線無關的“嘉南大圳開閘放水”的橋段，無疑構成了批評者立論的實錘。
那條歷時十年的大型水利工程，由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它在當年（實際是在1930年，劇情延後了一年）的開通，使得臺灣省內稻田產量增加十倍。電影通過描述彎腰耕作的嘉義農民在解放勞動力之後的歡呼雀躍，給了那位日本工程師一個正面特寫，當他遇到田野間肆意奔跑的棒球小將時，甚至還有一番鼓勵壯行的劇情設計。
那段被魏德勝認為是“難用二元法簡單評判”的歷史當然是無比複雜的，就拿八田其人來說，馬英九曾公開指出，殖民政府都是掠奪性的，這些工程的所得大都運回了日本，日本神社的很多木頭卻來自臺灣。八田與一的確促進了農業發展，但他只蓋了一座水庫，兩蔣時代蓋了十幾座，孰輕孰重？
KANO是嘉義農林的日語發音
可如果一部電影能同時容納“唯技術論”、“民族本位”與“個人主義”進行合理衝撞，啟發觀眾思考技術進步是否是真的進步，這本身就是一部電影的價值所在。主創們也只是根據史料研究與田野調查交出一份答卷，真正複雜的並非影像，而是影像背後不可逆轉的歷史深淵。
對於抵制聲，魏德勝這樣看：“我們是通過自己的工作傳遞一種歷史觀，從歷史觀裡認識自己，瞭解自己，你會有存在感，你會有創造一種價值的力量出現。這是日本人在臺灣的中國史，而不是日本人在臺灣的日本史。”
這很像上屆柏林電影節頒獎現場，評委會主席朱麗葉·比諾什對因“技術問題”退賽的張藝謀電影《一秒鐘》所做的評語——“我們需要藝術家幫我們理解歷史與情感，電影藝術可以轉變思想和生活。”
二戰期間，日本從臺灣強徵原住民從軍
有趣的是，《KANO》的故事正是魏德勝籌備《賽德克·巴萊》時翻閱殖民資料時發現的，他才是最先意識到矛盾的那個人——一邊是1930年，以莫那魯道為首的原住民奮起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發動霧社起義；另一邊是1931年，距離霧社100多公里的嘉義，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加入了一支團結無比的球隊，他們每天喊著同一個口號，向棒球少年心中的勝地（甲子園球場）高歌猛進。
換句話說，魏德勝是被錯怪了，一個人不可能前腳拍了一部抗日片，後腳就變成了“親日分子”。
在電影中，近藤兵太郎有句話叫“心不正，球就不正”，倒是可以用來直接反擊沸沸揚揚的批評聲，那些擴大化的指涉，會將所有從歷史塵埃中打撈上來的故事消磨殆盡，這無疑是一種莫大的遺憾。
畢竟，《KANO》講了一個相當純粹的故事：
電影中嘉農隊的合影
旅居嘉義的日本教練近藤兵太郎接手嘉義農林之前，這支當地棒球隊是從未贏過比賽的魚腩球隊。在近藤教練的選材調教之下，由日本人、原住民（阿美族、卑南族）與漢人（主將吳明捷是客家人）組成的“三族聯軍”獲得了脫胎換骨般的長進。
近藤兵太郎認為，原住民能跑，日本人善防守，漢人擊打力大，只要隊員們能通力合作，擰成一股繩，這個陣容配置足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績。
嘉農不僅勇奪全島冠軍、獲得出征日本的機會，並在1931年的甲子園比賽中挺進決賽，雖然勞師遠征的球隊最終與冠軍失之交臂，但全隊不放棄任何一球的拼搏精神與協作意識震撼了現場的五萬五千名主場觀眾，日本人齊聲高喊“英雄戰場，天下嘉農”來肯定這支客隊的驚豔表現。
在當時的殖民地，日本移民是一等公民，漢人是二等公民，原住民則是三等公民，族群間的矛盾、對立與仇恨似乎才是常態。基於這樣的前提，當魏德勝了解到嘉農隊完全摒棄了族群紛爭、一切按照運動規律行事時，才尤為感受到一份震撼。
毫無疑問的是，電影中衝著日本記者喊出“人種與棒球有什麼關係”的近藤教練在對球隊團結的塑造上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對於棒球運動的熱愛、訓練選拔的專業以及超越時代的胸襟，一路為球隊保駕護航，終於使得理論上的奇蹟成為不可磨滅的印記。
錠者博美來到對手昔日的場地
《KANO》予我最深的印象，是鏡頭中著墨不多的日本人錠者博美的主視角，1931年的甲子園遺事，正是在這位前棒球選手深藏於心的回憶中得以鋪展開來。
1944年的基隆，即將奔赴菲律賓的日本軍列上，載著陸軍大尉錠者博美心底的謎。他交代鄰座，火車開到嘉義的時候務必喊醒自己，他要趁著裝運間歇看看那裡是什麼樣子。
十三年前，錠者博美效力的札幌商業，正是在甲子園比賽中被初次參賽的嘉義農林擊敗，他的精英姿態隨著對那支遠方對手的觀察，逐漸由陌生轉向尊敬。趁著這次路過臺灣的機會，他想知道是什麼造就了嘉農那種一拼到底、決不放棄的毅力。
漢字：蘇正生
影片中段，一身戎裝的錠者博美來到嘉農隊那片草叢中的訓練場，荒蕪的場地空無一人。他望著這個訓練條件極為普通的昔日對手的營地，自言自語道：“就是這裡嗎？沒什麼了不起呀！”
可就是在這塊“並無不同”的場地上，歷練出了日本人自愧不如的“麒麟子”吳明捷，以及成為“第一位擊中甲子園全壘打牆的亞洲人”的蘇正生，他們之所以出人頭地，不是作為手下敗將的日本人原以為的“特異功能”，而是在任何場地上都可以有、也都可能無的天賦、努力和熱愛。
就像電影中一個橋段，剛到甲子園時，嘉義隊員捧起沙土想要帶回去，近藤教練卻告訴他們不用這樣做：“土就是土，跟家裡的一樣。”這是一個象徵，無論對於個體、球隊還是族群，於“大成就”最珍貴的東西，認對了也早在自己身上了，從來與那些徒有其表、慷慨激昂的符號無甚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