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500年前的寶墩文化,已經證實了成都先民的早期活動跡象，這些成都先民已經在聚居地的周圍築有城牆,分佈於成都市郊各市縣的多處寶墩文化時期古城的城牆遺址至今仍然清楚可尋；距今3000年前的金沙文化時期，這裡還存在一個古蜀王國，它的都邑應當是現如今的成都地區；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成都地區成為秦王朝的一個行政區域蜀郡；公元前310年,秦王朝的蜀郡守張若在秦並巴蜀的主要策劃者與指揮者、我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張儀的策劃之下,主持修建了成都城牆,這就是文獻上有明確記載的成都最早的城—龜城。遺憾的是龜城的遺蹟在考古發掘中至今仍然未能發現，有一種說法是早期的城牆都是樹木柵欄，這也是一種可能。
在一些著名的古代典籍中,記載了這樣的一個傳說:秦統一巴蜀之後,張儀主持在成都築城,可是城是修了幾次,垮了幾次,只好按照巫師的指點,按照一個神龜行走的路線修築城牆,才得以修成,所以成都又叫“龜城”。這雖然是一個近乎神話的傳說,但是其中卻包含了一定的歷史真實。這就是說,由於古代成都地勢低窪,築城很難，只能因地制宜，“順江山之形”，不大可能按我國傳統的方方正正、正南正北的建築規劃進行修築。這樣一來,成都城就成了一個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形狀,因為有點略像龜的形狀,所以就得了這個“龜城”的別稱。關於成都神龜的傳說,後代還有一些衍生的更為玄乎的記載,大體是說成都每逢災難,錦江之中就會出現五丈為圓”、“大若夏屋(按:即大屋)”的巨龜,甚至還是綠毛龜,帶著成百上千只龜子龜孫浮於水面三日。這些傳說當然更是古人充分發揮想象的神話。
這個“龜城”的別稱,古人也稱為“龜化城”,在古人的詩文作品中多次出現,早的如唐代詩人戎昱在《成都暮雨秋》一詩中有“九月龜城暮,愁人閉草堂”之句,晚的如清代詩人王漁洋《金方伯邀遊浣花溪》有“人煙過蠶市,新月上龜城”。這種龜形建城的格局在後來歷代對成都城的重建或擴建時,直沿用不改,延續到近代,城仍然是不方不正、不南不北的形狀,城中街道的中軸線仍然是北偏東30度左右、東偏南30度左右。城牆雖然在今天看不到了,但是過去長期作為護城河的府河和南河的走向卻仍然為我們清清楚楚地保持了千百年來這種極有特色的形狀,今天還存在的當年城中的幹道東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和北大街,仍然保持著明顯的30度左右的偏角。就是近年才修成的紅星路和蜀都大道,也仍然保持著這種偏角(在新建的主幹道中,只有人民南路是按正南正北向建成的,連人民北路和人民中路都有偏角),新建的一環路也能明顯地看到這種不方不正的影子。至於城內的很多街道,也無不保存了這種特點。所有這些,都是兩千多年前龜城格局的延續。
為了尋找較為堅實的地基築城,才使得成都的城牆成為不方不正的龜形,這應當是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可是,為什麼老成都城中的街道又全都是不南不北而大多保持著30度左右的偏角呢?這並不是我們的祖先不能準確地辨別正南與正北的方位,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把成都地區古蜀時期的考古遺址進行一番方位的考察就可以發現,這種現象是古蜀文化中很常見的現象。三星堆的三個土堆(也就是當地老百姓所稱的“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即由此得名)和名震中外的兩個器物坑都是有大約北偏西35度的偏角,三星堆的房基遺址則大約有45度的偏角,十二橋商代建築遺址也有大約45度的偏角,羊子山古蜀祭臺遺址(有關介紹見“駟馬橋”)也有45度的偏角,近年來發現的年代比三星堆還要早的寶墩文化中的新津寶墩古城、郫縣三道堰古城也有一定的偏角。這就說明,古代的蜀人在重要建築中都是有意地安排了這種斜向的佈局。
對於這一現象,目前學術界有過多種解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古蜀先民是從岷山山脈逐步遷移到成都平原的,遷移的基本方向是從西北遷往東南於對祖先的一種懷念,他們死後埋葬時的墓坑就是西北向,特別要把頭朝向西北方向,我們今天在金沙遺址博物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幾個墓坑的這種方位。這就是古代成都的各種建築所以多采取西北一東南向偏角佈局的最重要的原因。再加之成都平原本身就是一個東北一西南方向的平原,兩邊的龍門山脈與龍泉山脈都是東北一西南方向的走向,如果從氣象學上的“風向玫瑰圖”來看,成都全年的風向多數時候是從東北方向吹來的(成都人經常說的“西門是上風上水”並不完全準確,說上水是不錯的,說上風則失之偏頗)。我們的祖先為了適應這種風向,就有意把城市中的街道建為從西北向東南的斜向和從東北向西南的斜向佈局,讓南北向街道呈北偏東30度左右。所以,成都城市街道的這種特殊的佈局既符合在當時條件之下的祖先崇拜的意識形態,又符合人居與自然協調和諧的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是一種早期環境科學的最佳體現與生存實踐。這應當是成都歷史文化長河之中的重要成果。
下一期房發現來聊一聊【錦城 】的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