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後人尊孔子為“孔聖”，孟子為“亞聖”，兩人的學說合起來就稱為“孔孟之道”。孔子與孟子同為儒家文化的大師，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較大的區別。 如果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麼，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義”。仁與義不同，孔與孟也不同。讀《論語》如沐春風，讀《孟子》如聞戰鼓。
孔子為人比較謙虛隨和。他一直在推行周禮，非常注重禮儀，要講禮儀，就得謙和，禮之用，和為貴。對待那些諸侯、國君、大夫，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的，嘴上都不說出來，面子上大家都要過得去。魯國季孫氏的家臣陽貨邀請他去做官，雖然他看不起這個人，但還是要禮尚往來，專門找了一個陽貨不在家的日子去還禮。
而且孔子做人做事，一直都很低調，《論語.述而》中他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很謙虛，很謹慎，特別低調。
孟子則不同，孟子更偏向憤世嫉俗。孟子生活在戰國時期，在那個時期內諸侯們交相攻伐，仁義早被拋諸腦後，“興滅繼絕”的傳統也煙消雲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
孟子把個人與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懸為己任，自然是看不慣諸侯們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號迴盪在他的心中，更激起他的憤世嫉俗。孔子也憤世嫉俗，只不過他最大的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則不同，他是“當今之世，捨我其誰”。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讀到《孟子》的這一段文字，頗為感慨地說：
“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遷指出“義利觀”的重要。我們應當思考的是，面對這樣一個“利慾薰心”的現實世界，我們如何才能不失去“義”這樣的“本心”，保持一種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
總體上說，孟子比孔子強硬。正如孔子講仁也講義，孟子講義也講仁，孔子柔中有剛，孟子也剛中有柔。其給人的感覺是，孔子很慈厚，孟子很爺們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