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通河，發源於今天吉林省伊通縣境內哈達嶺山脈青頂山北麓，史籍中對多多有記載，《金史》《明一統志》等史籍中稱之為“益褪水” “一禿河”，有時也寫作“易屯河”、“亦東河”或“一統河”。
作為松花江的二級支流，東北平原並不是很名氣，但卻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但她是東北文明的的發源地，著名的左家山文化就位於它的岸邊。更重要的，她還是長春的母親河。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第一批從河北平泉等地套到此地的流民中的一部分，就將家選在伊通河與黃瓜溝之中，並將居住稱為寬城，長春就此開始誕生。因為它從長春城東側流過，所以長春人還稱之為“東大河”。
伊通河畔
在歷史上，作為母親河，它哺育滋養了伊通、長春、農安三個城市的人們，為人們提供水源，曾經作為航道，運送物質到農農、吉林等地，但它曾多次發生水災，給依河而居的人們造成了巨大損失。
古人說，“一方水養一方人”。伊通河雖然給沿河而居的人們帶來了一些災害，但是她對長春的孕育和滋養卻功不可沒。回溯歷史，不難發現，我們這座城市的文明與這條流淌不息的母親河息息相關。
一、長春城的孕育者
正如長江和黃河孕育了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伊通河也孕育了位於農安縣的左家山文化。這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緊鄰伊通河，1985年出土的一件石龍，經測定早於著名的紅山文化玉豬龍，被譽為“中華第一玉石龍”，目前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此外，伊通河邊還誕生了漢代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夫餘王國的後期王城和金代著名的黃龍府—農安縣城。此外，依河而建的遼金古城還有很多，比如長春市寬城區奮進鄉的小城子古城等。當然，伊通河還孕育了一座富饒美麗的城市——長春。
清代，長春一帶屬於蒙古王公領地。乾隆五十四年(1789)，一群群流民從直隸平泉、建昌等地取道赤峰，繞過柳條邊門，選在伊通河西岸與黃瓜溝之間平坦之地落腳安家，並將這裡取名“寬城”，俗稱“寬城子”。之所以稱為“寬城”，可能是由於早期的很多居民來自今天的河北省寬城縣，即當時的寬城驛，他們用原住地的名字來稱呼這處新家。也有學者認為，“寬城”是因此處曾有一座處南北窄、東西寬的古城而得名。不管怎樣，依河而建、伴河而生的寬城子迅速發展起來，並於嘉慶元年（1796年）出荒立市。
伊通河岸的馬市
據文獻記載，長春老城是由南關大街、頭道街直到四道街組成的。由此推斷，長春最早的街道應是伊通河邊的“南關大街”，即全安街，也就是今天亞泰大街的一部分。全安街呈東北—西南走向，與其東北街口相連的，一條是後來長春最為繁華的南大街，另一條則是向東越過伊通河的大道，通往長春廳衙署所在地——新立城、省城吉林和奉天（今瀋陽）。
長春最早的廟宇朝陽寺也在其東北街口附近。《長春商業志》記載，從清代長春附近開始墾荒起，寬城子就有全東北著名的馬市，直到清末，這這個馬市仍就存在，位於全安街與伊通河之間，這裡也應是嘉慶元年寬城子“立市”所在地，全安街兩側，理所當然就成了長春人最早的落腳點和聚集區。此後，長春老城才沿著南大街不斷向西北方向擴展。嘉慶五年（1800），清政府在今天的新立城設立長春廳衙署。
道光五年（1825），衙署遷到當時長春廳境內最大的城鎮寬城子。此時的寬城子已經有了西四道街，五條街與南北大街構建了長春老城的骨架，居民已達2000多戶。
二、長春的地理分界線
成為廳治所後的寬城子，還未被稱為“長春”，官方稱之為“長春廳城”，到清末才簡化為“長春”。而當時的伊通河在廳城東側流過，所以長春人也稱之為“東大河”。
東大河不僅孕育了長春城，還是這座城的天然屏障。同治四年（1865）八月，馬傻子率領農民軍攻打長春城時，恰好趕上伊通河漲水，長春城因此以得免遭戰亂之苦。隨後，長春人所建的護城河，一半以上利用了伊通河及其支流黃瓜溝。
在近百年的發展中，不管是在官府眼裡，還是在普通市民心中，伊通河都有著重要的地理意義：
第一，它是恆裕和撫安兩鄉的地理分界線。
第二，它是城鎮與鄉村的分界線。如果過了東大河，就相當於出城到了郊區。每當長春廳新任通判或長春知府上任時，多數都要從省城吉林前來，而前任長官都會帶領“文武官員，均抵伊通河南恭迓”，即所謂“郊迎”，以示隆重和尊敬，再加上各界人士，可謂“車馬擁擠，實極一時之盛”。
第三，從城市發展角度看，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間，長春廳、城就在黃瓜溝與伊通河形成的三角地帶，自覺地向西、向北擴展，基本不會越過這條大河。甚至到了清末也是如此，似乎存在著一個“城不過河東”的法則。比如，俄國修火車站，是在河西岸；日本設立“滿鐵附屬地”，在河西岸；商埠地從最早規劃到後來建立，也都在西岸老城北。河東，只有南關橋外的小部分區域，藉助南關大橋的通行便利，才得到一定的發展，如距南門約一公里的小南嶺等村屯，才有幾家商號。
宣統二年（1910年），清朝要推行自治，建立城鎮鄉三級議事會，長春自治籌備公所在界定長春府城東邊界時，也基本上以伊通河為界，只將南嶺等小村子納入。唯一例外的是清末所建的吉長鐵路長春站，孤懸河東，這也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但它開闢了河東城市建設的先河。
偽滿時期，伊通河東也只有部分地區被開發。這種地理因素對長春城市空間發展的限制，直到建國之後才完全被打破。這種限制雖然受生產力發展的制約，但與人們的心理作用也有一定的關係。伊通河保護了長春，但在客觀上也成為長春城向東擴展的阻礙。所以，伊通河是一條地理界線，也曾是長春人心理上的一道界線。
伊通河岸的魁星樓殘跡
由於河東一馬平川，極目所見便是今天的淨月一帶。按照慣例，河邊是廟宇祠寺的首選地。長春最早的關帝廟、東大橋邊的龍王廟，以及同治十一年(1872)修建的長春文廟和學署，都距伊通河極近。光緒二十八年（1902），長春知府王昌熾將原在關帝廟內的魁星樓移建到文廟之前的伊通河邊。該樓建成後，王昌熾曾誇耀說：“膏雨時澍，熏風徐來，清溪環流，萬山遙映。”他還希望長春士子來這裡登樓眺望眼前的山河，“務發奮以自強，勿拘迂之是涸”，即思想解放、轉變觀念之意。他還要求士子們“為中華而吐氣”，這在今天仍有進步意義。
三、百年前的開發與利用
河流的運輸能力，是其價值的重要體現。史料記載，康熙年間，清朝籌備雅克薩之戰，曾用伊通河運送過糧食等軍事物資。雖然後來河道淤積，航運能力大大削弱，但仍然可以用來輸運貨物，“每逢河水大漲，常有船隻往來”“便於運輸貨物”，從長春出發，可“直通吉林”和新城、農安一帶。
1915年的《盛京時報》記載，有一名保衛團分所所長帶人趁夜幕攔截貨船，“將各船丁捕去十餘名”，每船要“出捐錢二十吊”才能通過，結果被船丁控告到縣署。從這些數字看，當時貨船的數量和運量都是比較大的。而到了冬天，河水結冰，這條河道又成為天然的公路，上面“糧車蜿蜒，終日不絕”。大量糧食送到長春後，再借助火車轉運到外地。伊通河是長春農業的一條生財之“道”。民國時期，東北籌邊使章太炎還曾提出在伊通河與東遼河之間開挖運河的宏大計劃。
19世紀末20世紀初，藉助鐵路的修建，俄日勢力開始進入長春，他們也都把目光盯在伊通河上。俄國最先將寬城子火車站的水源地設在伊通河邊的團山堡，此舉開啟了伊通河供應工業用水的先河。隨後，日本“滿鐵”在二道溝一帶建設火車站時，也感嘆“長春地方因河水甚少，凡火車所用之水供給甚難”，於是請工學博士中島專門來長“就地調查水流”。經過探查，中島認為“只能自伊通河用器引水到長春車站，始足供給”。於是，“滿鐵”火車站的水源地也建在了伊通河邊。“滿鐵”對伊通河的索取，並不僅僅是車站用水，他們還派出工程師，“勘測伊通河上游，以備敷設發電機器之地址”，並開設了長春電燈廠。
滿鐵長春發電所
為抵制日本勢力入侵，倡導實業救國，宣統二年（1910），時任吉林西南路兵備道的顏世清在今天的道臺府東側、伊通河支流頭道溝南岸，籌辦了商埠電燈廠（即小型發電廠），並於次年六月初一開始發電，這是長春第一個獨立官辦工業企業。宣統年間，吉長鐵路長春站也考慮到取水問題而建於伊通河東岸，但因離河過近，在伊通河發生洪澇時，其新建的大樓內，“水深曾四尺有餘”。
長春商埠電燈廠
到1919年，隨著長春城內人口的增多，頭道溝汙染極為嚴重，“於電機鐵器甚不相宜”，商埠電燈廠決定移建到“取水便易”的“伊通河之西岸”，並在1923年1月8日重新開始發電。除了商埠電燈廠，長春人還不斷探索開發利用伊通河。長春商埠電燈廠1923年7月，“農業畢業生”陳明哲在伊通河上“研究水磨已有成效”，並在長春招積股本，想辦一座水磨麵粉公司，還被當時的人們視為中國“實業上之一曙光”。到1930年，長春市政籌辦處曾計劃投資20萬元，鋪設水管，創建長春市自來水公司，其水源地設在南嶺大佛寺附近，距伊通河只有幾百米。
四、河岸上的長春舊事
據志書記載，伊通河“沙底無魚”，河中“衝淤沙灘”甚多，車輛在枯水期甚至可以涉水而過。但在春夏汛期，由於長春城東河道呈多個“之”字形，河床又高，導致“春夏泛漲，勢如莾莽”。如果再趕上天降暴雨，河水可蔓延兩岸數公里，所以近河地帶極少有人居住，而是“細柳成林，出自天然”。其中一些柳林是農民的私產，成為他們養家餬口的來源。
在清末，就曾有農民到道臺衙門控告說，自己在伊通河邊的樹林被寬城子車站附屬地的俄國士兵砍伐，要求西南路道照會俄國領事，要求賠償。除了柳樹，河套之中還會被種上莊稼，正常年份都有收成。此外，河兩岸還是長春人的墓地。從地圖中可見，大量墳墓分佈於此。由於這裡離城較遠，荒無人煙，也成為犯罪者出沒的區域，行人在此被劫被殺的消息時見報端，其中甚至還有日本人。
由於商埠和日本“滿鐵附屬地”的設立，清末和民國時期的長春是城市大開發、大建設時代，為城建提供磚瓦的窯廠，即在“伊通河西北岸一帶”，特別是今天的東大橋附近，如趙家窯、王家窯、萬勝窯等，都很有名。這裡一是取土方便，二是用水方便。但是一遇特大洪災，“磚窯一律浸沒”，“所存之青磚並土坯盡付東流，一無所存”，有的甚至“損數萬之資本”。水火無情，由此可見。
伊通河上戲水的孩童
清末和民國時期，每到炎熱的夏季，伊通河還是長春人的避暑勝地，“多有赴東大河洗澡者”，南關大橋和東大橋附近則是人們野浴的兩個主要地點。在這裡，“無數頑童泅水沐浴，相習成風”，但有人被“淹斃”的消息也經常見諸新聞，如民國時長春某茶園名伶張小樓的哥哥，在戲水時“一時不慎，即行滅頂”，張小樓聽到消息來到河邊，“急欲跳入河中，經多人勸解，乃始沿河呼泣”。他還拿出數百元請人打撈，幾天後才在下游發現哥哥的屍體。
而伊通河最能給長春帶來快樂的，當屬每年陰曆七月十五的盂蘭會。這一天，為了“施食濟孤，超度亡魂”，商紳各界“延僧道，支臺誦經，焚冥鏹”，可是人們最感興趣的是晚上的放河燈活動。這天太陽一下山，伊通河畔已是遊人三五成群，“粉紅黛綠，蹁躚道左”。晚上8點後，“萬家空巷”，而河岸兩邊則人流湧動。等過了晚上10點，在人們的翹首盼望之中，“紅白河燈，隨波盪漾，若隱若現，自上流而來”，於是人聲鼎沸，“互相歡笑”，“幾忘是日為盂蘭會矣”。
民國時期，長春有治理伊通河的呼聲，但那時的官府不管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不可能予以治理。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非常重視伊通河的治理。特別是近兩年，治理力度空前，成效也極為顯著。伊通河徹底變害為利，從解放之前的“枯藤、老樹、昏鴉”，變成為今天的“小橋，流水，人家”，成為長春名符其實的母親河。
作者：長春市社會科學院科研處處長 楊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