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為（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
2019年聖誕，一部備受關注的電影《教宗的承繼》（The Two Popes），在北美上映，好評如潮，入圍了三項奧斯卡重量級獎項（最佳男主、配角以及最佳劇本獎）。影片的內容是基於一則重大而真實的歷史事件改編而成，講述了21世紀初天主教會醜聞不斷被爆出後，教宗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由安東尼·霍普金斯飾演）主動請辭教宗職務，權力斡旋之下，阿根廷主教貝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由喬納森·普雷斯飾演）被選為新任教宗（即當今的方濟各教宗Pope Francisco）。當貝格里奧主教換上教宗專門的白色服制步入中央陽臺面向眾人時，首位來自南半球的教宗宣告誕生，他也是第一位出任教宗的耶穌會士。方濟各教宗對“宗徒聖伯多祿之位”的承繼，堪稱羅馬天主教世界裡最具有戲劇性的權力交接之一。
中國香港版將片名譯為“教廷白煙”，主要是以電影中的教宗選舉時，教廷煙囪升騰起的“白煙”，以示新人選出的意象為特寫，故此譯也可謂精湛。電影色彩明豔，西斯廷天頂壁畫的多彩、樞機主教的紅袍，以閃回形式呈現的黑白片段等等，顏色的衝撞似有著一言難盡的層層深意。故事的不少重大情節做了藝術化的處理，顏色的衝突影射重大，折射出宗教力量裹挾下的世界現代史中多方角力的事件與現實對歷史張力的反撥。
《教宗的承繼》劇照
顏色之外，對白也是本片的重大亮點。兩位教宗數場重頭“對手戲”，包括就神學觀點的論辯、教會發展的分歧、個人歷史遭遇的吐露等，數回合進退得體的針鋒相對可謂極其精彩。由此情節，作為觀眾的我們都可設想歷史真實對話場景中的“刀光劍影”。但筆者所關注的，恰是電影的留白之處，那些陷入沉寂的間隙，方才是教宗承繼之所以發生的關鍵所在。
保守與革新的承繼
但丁的《神曲》將教宗的退位，貶斥為懦夫的舉止。縱觀教會史，教宗在世宣佈退位的情況極為罕見。在聖統制運作的近兩千年中，僅在中世紀發生了一例。1294年，西來斯廷五世（Celestine V，？-1294）以85歲高齡被選為教宗，後因無力應付教廷內外事務，半年後即遭強勢的樞機主教、繼任的教宗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us VIII，1234-1303）逼迫遜位。當然，歷史上還有一些真偽教宗對立存在的時刻，通常因所持觀點相悖，而不得兼於教廷。至於主動讓賢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堪稱古往今來的第一人。
200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1920-2005）故世，分散在52個國家的112名樞機主教（Cardinals，根據服制顏色也可譯為“紅衣主教”）齊聚梵蒂岡西斯廷小堂（Sistine Chapel）參加教宗選舉，當選者至少要獲得三分之二的選票即77票。第一輪投票結束，不出意料，冒出的是黑煙，票數最高的是德國主教約瑟夫·拉辛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47票，第二位是阿根廷主教貝格里奧10票。拉辛格是一位著述等身、具有極高威望的神學泰斗，他是樞機主教團的首領，是若望·保祿二世的重要支持者與得力助手，同時也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貝格里奧則恰恰相反，是一名極具改革意識的耶穌會士，他深入民眾，主張教會應該順應時代的變化。午餐時，拉辛格遊說了多為紅衣主教，說明他的理念，希望能夠在第二輪投票中有結果。果然，第二次票決後，煙囪裡冒出了白煙，拉辛格主教當選，定名號為“本篤”，人稱“本篤十六世”。
樞機主教團投票選舉新教宗
然而，本篤十六世的就任已不合時宜。隨著信息革命的來臨，世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婚姻自由、墮胎自由、性取向自由等等，成為社會的常態，而本篤十六世是一位來自舊社會的精英主義者，結交的是銀行家、政治家，奉行權力結構與規則，與外界環境的變化與民眾的訴求相隔甚遠。他延續了上一任若望·保祿二世的立場，對避孕、墮胎、同性戀等不予支持，認為一切與《聖經》相悖的行為，都是倒行逆施，於是他的當選使得天主教會改革的勢頭再度受挫。加之，教廷內部眾多的派系鬥爭、銀行醜聞、孌童醜案迭起等，使得教會與外部社會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2012年，遠在南美阿根廷主教的貝格里奧特赴梵蒂岡向教宗請辭。時隔多年，兩位昔日的對手再見都已滿頭銀髮。年邁的本篤十六世，更是需要心臟起搏器支撐。尋常的寒暄之後，教宗對貝格里奧的辭職感到非常的不悅。處於醜聞漩渦的教廷如何應對一位改革派的代表請辭，此舉可視為對教廷保守勢力的直接抗議。貝格里奧也毫不掩飾對當下教會的失望，在他看來，教會如今已經和現實世界脫軌、失去公信力，而主教們和司鐸們就如同推銷人員，在向信眾兜售一種過期的商品。本篤十六世則認為，教義應該是靜態恆定的，而貝格里奧則認為教義應當與時俱進，兩人不免為此又爭論一番。
貝格里奧是本篤十六世嚴厲的批評者之一，自他上任阿根廷主教後，他拒絕住在奢華的主教官邸。他簡樸親民的生活作風，在本篤十六世為代表的保守派看來，簡直是用行動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其他主教，認為對照之下他們的生活是奢侈的。此外，貝格里奧接受同性戀、離異者再婚等，他也經常到人群中佈道，親自分發食物，包括向非教徒。因為在他看來聖餐的意義，不在於嘉獎賢人，而是提供食物給那些捱餓的人。這些解釋在本篤十六世看來都是強詞奪理，是“狹隘的相對主義在作怪”。如果因為立場和條件發生改變，就更改對教條的解釋，那教會還有什麼權威性可言。本篤十六世曾說這樣一句警示：“如果教會和這個時代聯姻，那必定在下個時代中守寡。”作為保守派的本篤十六與革新派的貝格里奧看似都難以說服彼此。
幾日後，本篤十六世私下告知貝格里奧自己準備辭任，並囑意貝格里奧接任。“上帝希望下一任教宗來修正上一任的錯誤。”貝格里奧十分震驚，因為教宗退位在天主教漫長的歷史中事極少有的情況。而且此時正值教廷接受外界質疑的時候，這必然會引發更多的猜測，而最重要的是信眾們難以接受。所謂教宗，正是被認為揹負著人類所有罪孽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繼承者。正是歷任教宗在世間佈道、受難、犧牲，才使得宗教權力的合法性得到保障。如果教宗辭任，甚至可以被視作為背叛，將會給羅馬天主教的合法性帶來難以挽回的損害。貝格里奧擔心的問題，教宗自然已經考慮到了。但是如今教廷內外交困，舊的秩序與經驗，已經無法幫助他管理。教廷面對的是十二億信眾，只有解決教會與時代之間的矛盾，完成這一過渡，教廷的權威才不會被信眾顛覆，所以他需要一個合適的繼任者，盡一切可能順利完成這一權力交接。而在本篤十六世看來，這個人選正是貝格里奧。
次年2月，教宗本篤十六世在演講中宣佈，由於個人身體原因決定辭任教宗一職，他在演講中對信眾說，自己將不再是天主教的領袖，而是一位在朝聖路上開啟最後一程的朝聖者。同年，貝格里奧當選新教宗，取名方濟各，他也是首位取“方濟各”為教名的教宗。他沒有按照慣例，換上教宗專用的精美披肩和綬帶，而是以衣冠簡樸的姿態出現在世界面前，接受人們對新時代的歡呼和期望。方濟各教宗上任後，致力於修正本篤十六世的一些錯誤，打破天主教的高牆，對避孕、同性戀等問題寬容，同時更加關注貧困、兒童、移民和經濟不公平的問題。他是信息時代的使徒，是天主教新秩序的捍衛者，也來自教廷最精銳的修會耶穌會的成員之一。
“黑衣教宗”與方濟各的黑色回憶
“黑衣教宗”（the Black Pope）是一則生動的比喻，指涉耶穌會總會長（the Superior General）。耶穌會士的服裝統一為黑色，與羅馬教宗的服裝形成黑白對撞的劇烈反差。由於耶穌會在拿破崙統治時期，在宗教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他們時常是國王的懺悔神父，甚至為教宗做禮拜。1814年，耶穌會恢復建制之後的階段中，他們很快又回到了教廷事務的中心。因此在修會權力日隆之際，耶穌會負責人常被視作真正掌握權柄的“黑衣教宗”。一位法國耶穌會士還將這個稱法運用到小說（Le jésuite，1865）中去。到了19世紀的末葉，“黑衣教宗”的說法已經在整個歐洲大陸成為一種約定俗成，但其實也藏著對於耶穌會使命方式的揶揄，具有某種偏向否定的意味在其中，意指耶穌會似乎存有密謀的活動屬性，而前臺的白衣教宗則好似提線木偶般受擺佈。並且這種偏向於陰謀論的臆測，還曾經被新教牧師以書作形式抨擊。當然，這些說法都不是無中生有的，但也不能夠僅從正面或者負面的單一向度來闡釋。的確，耶穌會士通常經過長期的學術訓練具有比較出眾的學識和能力，他們的陶成通常要花費15年的時間在各人文學科的涵養上，且修會具有相對靈活應變的機動法則，助會士能夠因地制宜地開展傳教活動，免受過度約束，比如明末時期來華的耶穌會士採取的“補儒易佛”契合中國文化，打開“上層路線”傳教。耶穌會士憑藉機敏與智慧進入社會權力核心在歐洲，他們傾聽王侯公爵的懺悔，逐漸成為封建國家權力人物，兼具宗教權威性和世俗影響力。在修會勢力日漸擴大至膨脹之時，被羅馬教廷鎮壓。
方濟各教宗與耶穌會總會長（左）
如果說，1773年耶穌會被敕令宣佈解散代表著修會與教廷關係的谷底時，那麼2013年方濟各教宗勝選或許可以被認為相處最融洽一項標誌了。但是電影中，貝格里奧面對本篤十六世的禪讓，卻猶疑起來。因他還有尚未洗清的罪孽，這是他心裡跨不過的一道坎，是未在教廷檔案中完全記錄下來的最黑暗的一頁，這與作為耶穌會南美省會長的經歷密切相關。
自大航海時代，耶穌會便已踏上了拉美的傳教之路。修會在拉美地區會省的逐漸成形和不斷重組，在很大程度上更反映了耶穌會士同當地原住民之間關係的深化與發展。拉美各個國家之間的種種政治、文化層面的力量都會影響到修會使命的發展，會士的人數消長也與之密切相關。在當地民眾中間活動，需要嫻熟的語言技能，要求掌握多種語言，並且彼此間又有不用的語法和詞彙要求，同時對民族歷史的熟捻和對當地文化的研究，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而這些往往是耶穌會比較擅長的領域。因此，修會也利用這樣的機遇建立了高等學府，為拉丁美洲的人才培養提供助力，同時修會的影響力和威望，也日漸擴大。
1976年阿根廷“骯髒戰爭”屠殺平民
1973年，貝格里奧被任命為耶穌會拉美會省的負責人。3年之後，阿根廷爆發了臭名昭著的“骯髒戰爭”（Dirty War），這場屠戮整整持續到1983年。恐怖主義方針支配下軍政府武力推翻民選政府掌權，許多敢於站出來發聲的人都無端消失，這引發國際社會巨大關注。耶穌會士被認為在這場戰役中一直站在那些貧窮的、被邊緣化的人群這邊，面對國家恐怖主義時，他們始終與當地人同仇敵愾。但當時的貝格里奧是耶穌會在該地區的首領，為保護其下的司鐸，對軍政府曲意逢迎，並讓屬下停止對抗活動。然而，耶穌會士們並不理解他，認為他投靠了軍政府，不再聽命於他，更將他斥為懦弱小人。貝格里奧一氣之下，將這些反對他作法的人踢出耶穌會。不想沒幾日，那些失去修會庇護的會士們就被政府軍抓走，等他趕去救人，為時已晚。之後軍事獨裁倒臺，民主迴歸。貝格里奧又被修會流放到了偏遠地區，他在那裡度過了人生中最灰暗的兩年，但正是這兩年的普通司鐸生涯中，他學會了去傾聽。他嘗試去反思，反思暴政的危害，也對自己年輕時候的獨斷專行展開反省，為自己間接害死的耶穌會士們懺悔，認為這都是他的自負造成的。因為自負，將築起自己與別人之間的高牆，並導致更多人蒙難。而軍政府的暴政，也恰是一種自負的表現，因為自負而傲慢，視人命如草芥。
1998年，貝格里奧再回阿根廷，將他這些年的思考悉數變為呼籲。貝格里奧國際會議多次發聲，也在平民中宣道。2003年，被任命為阿根廷主教的貝格里奧依舊堅持自己的作風，不做高高在上的神職人員。他常常走入民眾中佈道，親力親為給人們派發食物，他把這當作是一種苦修。因為懺悔和贖罪讓他更明白受難的意義。在看來只有受難者，才能看到他人的疾苦。
“聚焦”教宗的沉寂
在《教宗的承繼》中，有一處極為特殊的靜音特效處理。在聽了貝格里奧的懺悔後，教宗本篤十六世也試圖為自己的罪過告誡，他本應該體眾生受難，卻因為自己無法面對現實苦難，而躲在書堆裡，以維護教會的本壘為緣由，放任罪行。正是這些推諉，讓信仰遠離了他。這裡的一段沉默，實則正是對應了進入21世紀以來，日益爆出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侵害兒童案件。
電影《聚焦》的海報及標語“打開故事，打破沉默”
2002年，《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的深度報道專欄（Spotlight Investigation）將經年調查的神職人員孌童事件進行了報道。事實上，這類“醜聞”已在坊間流傳了許久。最令廣大讀者們震驚的不單單是犯案神職人員的可恥行徑，更是那些被認為是知識淵博、形象良好的主教或是修會負責人對於這類犯罪行為的故意掩蓋。他們未能夠保護那些無辜的孩童、未成年人，從而導致人們對羅馬天主教會救靈使命、教會以及修會的管理都大失所望。這一事件被翻拍成電影《聚焦》，並在2015年上映，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在內的眾多高規格嘉獎。
若以《聚焦》所關注的北美地區為例，實際早在1985年就有爆出這類醜聞，路易斯安納州的神父被指控犯下11宗孌童案件，由此波及整個美國，最後引發世界級關注，但主教們對之避而不談、沉默不答。有一些犯案神職人員接受了藥物治療，但絕大部分僅是接受調任，換到那些不再接觸未成年人的崗位上。《聚焦》案所指的大規模侵害兒童案中，也有一部分是北美的耶穌會士所犯下的。2011年，俄勒岡會省的耶穌會士被指控在所轄阿拉斯加地區犯下數宗案件，最後會省支付了高達2.5億美元的賠償金給700餘位受害人。這些受害人，主要北美的原住民或是阿拉斯加土居家庭的孩子，共有57名耶穌會士犯下該罪。會省也因為大規模賠償而破產。最臭名昭著的耶穌會士犯案者，被判處25年的監禁，並革除教籍。但這在最終判決之前，對他懲罰多是在不同的會省之間調動，而省會長甚至是總會長都未曾直面這類問題。
多年來，這類聳人聽聞的案件層出不窮，而教會的處理方式，大多則是掩蓋，將犯下罪行的神職人員調往其他的教區。於是很多情況下，這些神職人員有恃無恐，這樣可憎的罪行又重新開始。教會在自身周圍建起的高牆，不僅阻隔了人心，還掩護了罪惡。貝格里奧曾經親耳聽聞一位主教說“寧可讓九個孩子受罪，也不能讓九百萬人因一起醜聞而失去信仰。”眼看著教會向著他無法容忍的法相發展，貝格里奧不願意再做一個銷售人員，向信徒們兜售一個固步自封、不思進取的教會。本篤十六世無言以對，陷入一片寂靜。貝格里奧對教宗說：“懺悔可以消弭犯罪感，但是不會有助於受害者。”貝格里奧自己就是耶穌會士，他對於這樣的行為持絕不姑息的態度。自2013年出任教宗以來，方濟各教宗幫助建立了一系列旨在解決神職人員侵害兒童的措施，將之名為“希望與治癒：保衛孩童與青年”（Instruments of Hope and Healing: Safeguarding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在北美地區實行。以美國耶穌會為先行者，所有的美國耶穌會士都必須每隔三年接受關於防止、回應和監督這類事件發生的專門訓練。在歐洲，羅馬的宗座格里高利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作為主導推行該措施。2019年2月，方濟各在梵蒂岡召開為期四天的“在教會內保護兒童”的主題峰會，決心根除天主教內部氾濫的神職人員性侵害兒童現象。同年底，方濟各教宗宣佈廢止《宗座保密法規》，將那些以保密法規為藉口，掩蓋神職人員罪行的說辭廢除。沒有人可以打著信仰的旗幟再度行惡。
今天，我們依舊可以通過網絡翻閱到《波士頓環球報》電子刊上的專欄內容，同時，以耶穌會為箇中一例，修會在公開發行的著作中直面這段曾經不見天日的歷史現實。敢於面對，是邁向希望的重要一步。個體如此，修會如此，教廷更應如此。
兩位教宗的會面
遜位後不久，本篤十六世又回到梵蒂岡居住，他的影響力依舊十分強大。面對醜聞和自我懷疑，善於內省的本篤十六世勇敢地召見和麵對他最嚴厲的批判者和囑意的繼任者來到羅馬。梵蒂岡的高牆之內，一場傳統與進步、罪惡與寬恕之間的對話，由此展開。這兩位截然不同主體，理性與勇敢的本篤十六世、開明與仁慈的方濟各，直面各自的過去，在沉寂中試圖推倒內心高起的壁壘，打開教會入世的大門，為全世界十億信徒開創未來。教宗之位，或許象徵權力，但要保證權力使然，信徒的信任才是信仰存續的關鍵。沉寂的反思後，新的時代已經揚起風帆。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