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道義觀
人要有道義，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轉，必有道義的原則，必有道義的支持。而文學卻就具有培養人之道義的得天獨厚的功能——當初文學作為一種精神形式，之所以被人類選擇，就是因為人們發現它能有利於人性的改造和淨化。人類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樣一部文學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些文學家。因為文學從開始到現在，對人性的改造和淨化，起到了無法估量的作用。在現今人類的精神世界裡，有許多美麗光彩的東西來自於文學。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我們只要稍加分辨，就能看到文學留下的深刻痕跡。沒有文學，人類依舊還在渾茫與灰暗之中，還在愚昧的紛擾之中。沒有文學，就沒有今日之世界，就沒有今日之人類。人類當然應該像仰望星辰一樣，仰望那些曾為我們創造了偉大作品的文學家。
毫無疑問，文學從一開始，就是以道義為宗的。
道義於社會，不可有須臾缺失。
世風日下，文學的力量也許不如從前了，然而，它的意義卻越發重大。也許，我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文學——文學能夠與其他精神形式一起拯救我們，至少文學能夠讓我們保持一份對道義的神聖回憶。
其他精神形式當然也具有幫助人類親近道義、委身道義的功能，從表面上看，文學在這方面甚至不是最有力、最擅長的，哲學、政治學、倫理學，他們的直接目的就是對人類進行道德規範與道義教化。但事實上，文學在這方面的功能卻一點也不比哲學、政治學、倫理學遜色，它也許更具有感召力、浸潤力和持久不衰的生命力。因為它是通過形象，通過情節，不著痕跡地、細無聲息地將那莊嚴的道義輸入人的心靈的。
營造審美境界
一個人完整的精神世界，是由許多緯度組成的。這其中，審美怎麼說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緯度。而文學對這一緯度的生成，幾乎是最有效的。文學的根本性的功能之一，就是審美。如果說，遠古的文學可能更在意的還是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話，那麼後來的文學則越來越在意它的審美價值。而人們親近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於它們能夠滿足人們的審美需要並能夠培養人們的審美經驗、提升人們的審美境界。
審美，使人類漸漸變成了有情調的人類，使人生變成了有情調的人生。今日之人類與昔日之人類相比，其一大區別就在於，今日之人類有了一種叫做“情調”的元素。而在情調的養成中，文學立下頭等功勞。
人類有情調，使人類超越了一般動物，而成為高貴的物種。情調使人類擺脫了貓狗一樣的純粹的生物生存狀態，而進入一種境界。在這一境界之中，人類不再僅僅享受種種官能得以滿足的原始快樂，而有了精神上的享受。人類一有情調，這個物質的、生物的世界從此似乎變了，變得有說不盡或不可言傳的妙處。人類領略到了種種令身心愉悅的快意。天長日久，人類終於找到了若干表達這一切感受的單詞：靜謐、恬淡、散淡、優雅、憂鬱、肅穆、飛揚、升騰、聖潔、素樸、高貴、典雅、舒坦、柔和……
文學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幫助人類養成情調。“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閒上山來看野水，忽於水底見青山”；“黃鶯也愛新涼好，飛過青山影裡啼”……文學能用最簡練的文字，在一剎那間，把情調的因素輸入人的血液與靈魂。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泰戈爾、海明威、屠格涅夫、魯迅、沈從文、川端康成……一代一代優秀的文學家，用他們格調高貴的文字，將我們的人生變成了情調人生，從而使蒼白的生活、平庸的物象一躍成為可供我們審美的東西。
情調改變了人性，使人性獲得了質的提高。
情調當屬美學範疇。
培育悲憫情懷
古典形態的文學，始終將自己交給了一個核心單詞：感動。古典形態的文學做了若干世紀的文章，做的就是感動的文章。
古典形態的文學之所以讓我們感動，正是在於它的悲憫精神與悲憫情懷。慈愛的主教借宿給冉•阿讓，而冉•阿讓卻偷走了他的銀燭臺被警察抓住，主教卻說這是他送給冉•阿讓的，這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當簡•愛得知一切，重回雙目失明、一無所有的羅切斯特身邊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當祥林嫂於寒風中拄著柺棍沿街乞討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當沈從文的《邊城》中爺爺去世，只有翠翠一個小人兒守著一片孤獨時，我們體會到了悲憫。我們在一切古典形態的作品中，都體會到了這種悲憫。
在沉悶蕭森、枯竭衰退的世紀裡，文學曾是情感焦渴的人類的庇廕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我曾斷言：文學在於為人類社會的存在提供和創造一個良好的人性基礎。而這一“基礎”中理所當然地應包含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悲憫情懷。
其他文類——比如哲學、倫理學方面的文章，一樣是講悲憫情懷的。但這些文章僅僅是讓我們明白悲憫情懷的必要性。我們只是接受並懂得了一個關於悲憫情懷的觀念。但文學作品——比如《呼蘭河傳》《邊城》《賣火柴的小女孩》，我們會在閱讀這些文字時被感動，悲憫情懷會油然而生，我們會在對文學作品的無休止的閱讀中，成為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人。
輸入歷史意識
文學可以幫助我們記憶歷史，而一個具有歷史意識的人才可能是一個有質量的人。
事情就是這樣奇怪，專門的歷史記載（比如各種各樣的史書、傳記），在記錄歷史方面未必就比文學（甚至是虛構性的作品）更真實更準確。而在文學的各種門類中，小說又尤其擅長這一點。
下這樣一個結論大概沒有多大的疑問：小說是最能滿足人們將生活與藝術緊密結合之願望的文學形式。
個人經驗在未有小說這一文學形式之前，大多都被歲月的風塵淹沒了。以傳記形式出現的對一個人形狀的記載，實際上只能記載一些沒有血肉的個人經歷。這種類似於簡歷的傳記，使我們根本無從瞭解傳主豐富的日常生活以及他複雜的心路歷程。可以說，傳記錄取的恰恰是個人經驗中並不重要的東西，而省略掉的恰恰又是個人經驗中最重要的東西。安•莫洛亞在談到傳記與小說時，用他一個小說家的方式談到了傳記的無用：“一個幽靈從我們面前逃之夭夭，這個幽靈偏偏正是有關人物的真實狀況，害得我們一起追了五個小時。我們不免尋思，傳記作者究竟能不能追上這個幽靈呢?據我們看來，傳記作者恐怕追不上。每當我們以為手已經放到幽靈透明的肩上時，這幽靈就化為兩個幻影，從小路上落荒而逃，各奔東西了。”傳記之所以無法抓住這個幽靈，是因為它有許多侷限性。其明顯的一點就是它無法進入內心生活。它只能寫人物的外在動作，而無權寫人的內心動作——一寫，就跌入虛假，而不寫這個人物的內心動作又必定難以真實——這是傳記面臨的兩難困境。“正由於不可能對內心生活與表面生活進行綜合，傳記作者與小說家比較起來就失去了優勢。”據安•莫洛亞分析，傳記與小說相比，在視點上也有侷限。傳記作者只能有一個視點，即他本人能夠目擊的視點或他人所目擊的視點。一句話，他必須寫他看到的和別人也確實看到的。他不能超出目擊者的身份。而小說作者的視點卻可以有兩個。安•莫洛亞又打了一個比方：“在一場進攻中，有個士兵躲在彈坑裡，這時他原可以前進，但稍稍延遲了片刻，等炮火封鎖解除後才趕上戰友們……如果這個行為日後被他的傳記作者知道了，他就會作為缺乏勇氣的人進入歷史……但對我們這個士兵本人來說，他實際上可能滿懷勇敢的希望。他並不是膽小鬼，他本想前進，但他的身體不允許他前進，幾乎迫使他留在原地。這種情況，小說家就可能瞭解……他可以把兩個方面都表現出來。”只有小說家才能聽到這個士兵的內心語言，因而，也只有小說家才能公正地寫出這個士兵。歷代的傳記，又往往受一種統一的道德標準的要求，加之相當大一部分的撰寫是在官方的組織下進行的，因此這些傳記所記無非是一些功名功德上的事。當然也有一些今天看來非常個人化的傳記。但這種傳記畢竟鳳毛麟角。
大量傳記，並未用文字的形式向我們記載下一個活生生的個人。
我們面對著一個悖論性的事實：書寫個人經驗的文學，卻把最生動也最完整的歷史的集體經驗活生生地保留了下來。
有一套美國語文教材，它的全部文本都是美國的著名小說。這些著名小說按時序排列，一路讀下來時正好就是一部美國的歷史。
激發想象潛能
這個世界既是物質意義上的，又是精神意義上的。最初，造物主把第一世界交到人類手上時，這個世界是單調的和枯燥的。造物主給人類的只是一塊未經加工的物質毛坯，是人類前赴後繼、調動偉大的想像力和付出巨大的勞動以後，才使它呈現出今天如此斑瀾多彩的形象。如果有一天造物主從蒼茫的宇宙中邀遊歸來，會對人類說：這不是我給你們的那個世界。至於人類的精神世界，則與造物主毫無關係，完完全全是人類在沒有任何外力幫助下自行創造的。造物主給予時，有《荷馬史詩》嗎？有《哈姆雷特》嗎?有《蒙娜麗莎》嗎?有《英雄交響曲》嗎？有一種叫做立體派的繪畫嗎?有哲學嗎?有—種叫做“行動決定本質”的道理嗎?沒有。造物主只給了我們陽光、空氣和土地這樣一個純物質的世界。造物主在精神上是赤貧的，拿不出一點東西可以施捨給人類。人類自己建造了一座碩大無朋的精神宮殿。如今，在人類浩瀚無涯的思維空間裡，已飄滿了概念、音符和畫面。
創造，從而使人類不斷進化。
這個世界無休止地、不可擺脫地被達爾文的進化論所制約。但是事情並不像他的理論所說明的那樣簡單。這個世界從無限的時空性來講是進化的，但在某一個宇宙時間裡，並不是什麼都進化的，或者說，並不是什麼都能讓人看得出進化的跡象的。今天的一隻耗子與兩千年前的一隻耗子，究竟有什麼不同呢？它的部分性質改變了？它的生存方式改變了?它比以前更聰明或更愚蠢了？動物科學的研究沒有找到任何根據說，今天的耗子的打洞技術有了革命性的突破。但在這個世界上，在一個宇宙的時間裡，人類的進化卻是分明的。人類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感覺能力、心理結構等，較之兩千年以前的人類，有天壤之別。人類以連自己都感到吃驚的速度不斷改變著自身，一次又一次地超越祖先，甚至超越本我。除了基本慾望仍然保持著必要的自然性質(即使這些基本慾望也有了新質)，人類的心理內容幾乎完全是新的。人類一步一步地走出蠻荒，使自身的文明程度一步一步地提高。人類的聰明甚至達到了妨礙和破壞自己的程度。
那麼，人類為什麼進化了呢？
原因頗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人類有創造的能力。
這種能力既是天生的又是後天培養的，並且後天的培養才是最主要的。如果說這個能力是可以培養的，那麼文學大概就是培養這種能力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了。因為，集中在文學這裡的就是“想象”、“虛構”等要素。“無中生有”在文學這裡，並非一個貶義詞。
一個母親帶著她有數學天分的兒子去見愛因斯坦，對愛因斯坦的點撥不滿意，追問說，希望能夠得到真正的點撥。愛因斯坦說：那就讓他看更多的文學故事。
時至今日，文學對於我們也許變得更加重要了，因為我們面臨著一個事實：人類在想象力方面並沒有什麼長進，甚至有所衰退。
因為概念的纏繞，人的想象力被束縛乃至被窒息了。人類數千年的歷史，已積累了大量無窮的知識。圖書館、學校等，都是知識堆積與輸送的地方。知識帶來了現代文明。但人們在通常情況下對“知識”這一概念的理解是有很大問題的。“知識”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個“籠統”抹煞了知識與知識的差異，麻痺了我們對知識應有的警惕性。其實，在“知識”這一籠統概念之下的知識，除了有大量無用知識而外，還有相當大數量的壞知識。人類從建立知識系統的那一天起，這個系統就不是完全純潔有益的。這些壞知識產生的動力和源頭，或是人性中的卑劣部分，或是由於錯誤的實踐。它們與好知識一樣，也一直處於增長的狀態。知識史，實際上是好知識與壞知識對抗，甚至是惡鬥的歷史。壞知識指導了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實踐(如希特勒發動的世界大戰)——而我以為，壞知識最可詛咒的地方，是它破壞了人的想象力。它讓無數的僵死的、違揹人性的甚至是充滿惡毒的概念，成為數不勝數的可怕的藤蔓，對人的想象力進行千纏萬繞，直至想象力枯萎。
如此情景之下，文學的意義則不言而喻了——它至少可以幫助我們保持住一份想象力。
強化說事能力
一個人應當有兩大基本能力：說理的能力和說事的能力。
但在我們的理念裡，說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而說事的能力幾乎就不被我們所意識到。一個孩子從出生，到進幼兒園，到上小學、上中學、上大學，全部的教育，就是為了獲得知識，就是為了培養一個人的說理能力。無論是蘇格拉底與門徒們的雄辯，還是孔子與弟子們的對話，都是為了操練說理的能力。如今，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會議，人們粉墨登場，都是在說理。人們就是為了說理，為了在說理上一決高低，而從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評價一個人的質量，從來就是以一個人的說理能力來衡量的。沙龍、講壇、聚會、廣場，實際上都是說理的場所。人們被理性而征服，而興奮，而愉悅。
如此情狀，使得許多人在經過良好的教育後，僅僅在說理能力方面得到了提升，而說事能力非但未能得到提升，反而越來越退化。我時常看到，某些雄辯滔滔的博士生，一旦說事則顯得十分的侷促，往往連一隻狗如何不幸喪生汽車輪下都不能向人生動地描述。
摹物狀態，能將世界的形狀、顏色、動態等描繪出來，是一個本領。一個人擁有一堆事，是富有；一個人能說一堆事，也是富有。一個只會說理而不會說事的人，大概算不上是一個完美的人，至少是有些索然寡味的人。
而文學除了抒情就是說事——說事是主要的。人們為了說事，而創造了文學。
文學將說事變成了一種藝術。對文學的閱讀，無疑會有助於我們對說事能力的培養——文學，最能幫助我們培養說事的能力。
提升語言文字水平
20世紀哲學大轉型，就是爭吵乃至惡鬥了數個世紀的哲學忽於一天早晨都安靜下來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語言問題。哲學終於發現，所有的問題都是通向語言的。不將語言搞定，我們探討真理幾乎就是無效的。於是語言哲學成為幾乎全部的哲學。一個個詞、一個個句子，不只是一個個詞、一個個句子，它們是存在的狀態，是存在的結構。海德格爾、薩特、加繆、維特根斯坦等，將全部的時間用在了語言和與語言相關的問題的探討上。甚至一些作家也從哲學的角度思考語言的問題。比如米蘭•昆德拉。他寫小說的思路和方式很簡單，就是琢磨一個個詞，比如“輕”，比如“媚俗”、“不朽”等。他告訴我們，一部小說只需要琢磨一兩個詞就足夠了，因為所有的詞都是某種存在狀態，甚至是存在的基本狀態。
從前說語言使思想得以實現，現在我們發現，語言本身就是思想，或者說是思想的產物。語言與思維有關。語言與認知這個世界有關，而認知之後的表達同樣需要語言。語言直接關乎我們認知世界的深度和表達的深刻。而後於語言的文字使一切認識得以落實，使思想流傳、傳承成為可能。
語言文字能力，是一個人的基本能力。
文學的語言是豐富多彩的。相對於其他文類，比如論說文，文學作品既有書面語又含有口語，而論說文與口語是切割的。文學作品中的動詞、形容詞的豐富性大概也是其他文類難以相比的。文學作品使用了一切修辭方式，並且由於它的積極修辭態度，從而使語言的神奇與魅力令人感嘆不已。
沒有一種文體比文學更能幫助人們培養和提升語言文字能力了。
也許文學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創造了一個能夠讓我們可以永生的世界。在那裡，你在現實世界中深感無奈的缺陷可以得到彌補；在那裡，你躁動不安的靈魂可以得到安寧；在那裡，你可以擺脫塵世的一切煩惱；在那裡，你可以夢想，並在充滿詩意的夢想中享受精神的快意；在那裡，你可以追回失去的一切，其中包括時間；在那裡，你能夠實現你所渴望的一切，包括你想成為世界之王。
意大利人多納戴拉•阿切比（Donatella Acerbi）在一本書中寫道：“與其他培養教育方式相比，文學在意大利學校教育中佔有十分突出甚至是極度重要的地位。它在人的培養和開拓認識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學生成長和學習的漫長階段，它是極為重要的倫理道德和美學教育。它通過描繪和想象來開拓人的思維。對於各類各級學校，從小學到各種不同類型的中學，突出文學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而有效的。”他是針對中小學說，但我以為他的看法同樣適合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