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員:你是55年最年輕中將?謝有法答:是的,我當時38歲

劉智浚《與祖國同行》連載22

學員:你是55年最年輕中將?謝有法答:是的,我當時38歲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全軍有培養中高級幹部的三大院校,分別是設在北京的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後勤學院。特殊年代,三大院校遭到了嚴重破壞,一度處於癱瘓狀態,沒有向全軍招生。特殊年代結束後,才從全軍抽調人員,恢復正常教學工作,實施培養中高級軍官的辦學目標。能夠在這三所最高學府學習,是每一個軍人夢寐以求的願望。通過院校學習,可以提升自己職業軍人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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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師95團部分領導(從左至右:劉智浚、魯副政委、胡副團長、張團長、康副政委、周主任)

1981年8月下旬,我正在辦公室處理日常事務,幹部股長羅雲華,拿來師幹部科打來的電話記錄稿給我看。記錄稿寫著“令步兵95團政治處主任劉智浚,9月2日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報到學習。”我在電話記錄稿簽上“已閱。送團首長。”的字樣。羅股長將電話記錄再次送給我看時,我看到有關的團首長已經籤閱。其中,張登祥團長批示:“主任把工作交給盛副主任後,按時報到。”

軍人的職業素養之一,就是一切行動以命令為準,有令則行,無令則止。我按照規定的報到時間,滿懷希望地踏進坐落在北京西邊玉泉路上的解放軍政治學院。沒想到,迎接我的是我在11軍機關的戰友許家森,這讓我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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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學院畢業20年後在北京許家森戰友家留影

許家森戰友是1978年初調入政治學院幹部部工作的。他身材魁梧,為人豪爽,稟賦正直,工作積極,任勞任怨,是一個值得信任和極易相處的戰友。他告訴我,政治學院也選送了一些幹部,和我們在一個隊離職學習,他就是其中之一。有這樣一個知心戰友在一起學習,我心裡自然是高興的。

我們這期學員,全都編在一隊學習。隊長姓關,是安徽人,政委姓王,是河南人。他們都是抗日戰爭時期入伍的老同志,平易近人,工作踏實,作風深入。雖是正師幹部,但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還經常到宿舍與我們促膝談心,就像大哥哥一樣關心我們。入學以後,我才知道,我們這個隊叫中青幹部培訓班,又叫完成班,學制兩年,算大學文憑。據說,中青幹部培訓班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舉辦的。計劃用3~4年的時間,在全軍培養500名後備將領。所以,瞭解情況的人又把我們叫作“將軍班”“老虎班”。全軍一共舉辦了4期。每期分別在軍事學院和政治學院辦一個隊。我們是第二期。我入學時,第一期已經學了一年,何其宗,蒙進喜、馬子龍、陳培忠等均是第一期的學員。

我們這個隊,一共有72名學員,來自全軍各大單位。基本在40歲以下,絕大多數是團級幹部,少數是師級幹部。學歷均在高中以上,有不少是大學學歷。每個大軍區有3名,其餘大單位1~2名,如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都只有1名。我被編在7班,學員來自北京軍區、福州軍區、昆明軍區、海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和政治學院等9個大單位,一共9人,班長張傳久是空軍杜鳳瑞團的政委,副班長李存寶是瀋陽軍區16軍紅九連所在團的政委,黨小組長周永順是蘭州軍區某守備團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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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政治學院一隊七班學員留影(前排:周永順、張傳久、張守業、許家森;後排:李存保、都本堂、劉智浚、李維宇)】

在政治學院學習,無論是學習條件,還是生活條件,都比我上雲南大學時好多了。全部學習材料、筆記本和書包都是統一發放。平時吃飯是桌餐,也交伙食費,但是有補助。星期天食堂會賣一些小菜和酒水,可以與來客一起小酌。文藝活動比較豐富,隔三差五地會有軍內知名文藝團體演出。比如空政文工團、海政文工團、北京軍區文工團都來演過。不時會發一些地方演出團體的戲票和體育比賽的球票,由學院派專車接送觀看。如果家裡有人來,還可以通過隊裡,申請各種參觀券、入場券。學院經常舉行時政報告會,請一些權威人士來講課,政策研究室的袁木,農村工作部的杜潤生,總政主任餘秋裡,總後部長洪學智,都給我們做過報告。這對我們增長見識,豐富閱歷,提高境界,加深理解,大有幫助。由於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所以信息來源廣泛,各方面的傳聞都能聽到。到了學院以後,我的眼睛變得更明亮了,心胸變得更開闊了,頭腦變得更靈活了。

我們既學政工方面的知識,也學軍事方面的知識。在課程設置上,政工與軍事的比例是6比4。軍事學院完成班的課程設置,與我們相反,政工與軍事的比例為4:6。政工方面的課程,有經典著作,方針政策。軍事方面的課程有軍事地形學,國防科技,戰例選編,師、團攻防。與地方大學相比,既注重掌握原理,更強調實際運用。教學中注意發揚民主,調動學員自覺學習,善於思考的積極性,做到教學相長。教我們的老師,有延安時代走出來的教員,有軍中著名的理論家,也有大批中青年學者。後來在全軍名聲顯赫的侯書棟、許志功都是我們的基本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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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同學學攻防戰術時進行現地作業(1982年攝)

與地方院校比,教員與學員的接觸更密切。每次講課之前,教員都要徵求學員的意見,明確學員需要聽些什麼內容;課後要聽取學員反映,看哪些問題沒有講透。我們在學院學習的期間,正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時候。學校要求大家,摒棄思想禁區,全面、準確地理解理論。所以,教員能夠敞開思想地講,學員能夠毫無顧慮地問,學習氛圍濃厚,討論問題活躍。時常有學院領導來隊,參加我們討論。學院政委謝有法,副院長姜思毅,都參加過我們的討論課。

有一次,謝有法政委參加我們班討論事物的相對性與絕對性。班長讓我先發言,我說:事物的相對性就是有條件性,離開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等條件,事物就會發生變化。比如對物質享受是否奢靡的評價,脫離了時代條件,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不能因為武則天沒有坐過汽車、火車、飛機,沒有看過電影、電視,沒有睡過席夢思,而否定她生活奢靡。對她生活是否奢靡,只能用她所處時代的條件來衡量,而不能用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條件來衡量。否則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我的發言得到了謝有法政委的肯定。我們和學校領導相處是無拘無束的。

在討論之餘,有學員問謝政委:“政委,聽說你是55年授銜時是最年輕的中將之一。”謝政委笑著回答:“是的,我當時只有3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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