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皖平，國務院脫貧攻堅獎評選委員會副主任、民建中央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安徽省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劉文忠，山西省政協委員、民革山西省直屬農大支部主委、山西農業大學研究生院院長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議的提出，為全國農業農村的振興發展理清了思路，指明瞭方向，增加了前進的動力。
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現階段，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體現，農業農村仍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突出短板。面對當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歷史性目標，時間緊迫，面對未來進軍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偉大新徵程，任務繁重。
當前，我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存在哪些挑戰？如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民主黨派成員中的有關專家。
記者：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對此，您如何理解？
趙皖平：把“三農”工作作為中國共產黨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基於現階段我國實際國情作出的決策部署。中國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定位非常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三農”問題，沒有農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小康，就不成為真正意義的小康，也不可能實現社會現代化，是不完整的現代化。
無論從現實來看，還是從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來看，農民農業農村對於中國的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下一步把“三農”工作作為重中之重，把大量的資源、優秀的人才和優質資金向“三農”領域傾斜，這是一個明智之舉，也是現階段中國發展所必須要做的事。歷史上，我們農業農村為工業化發展、城市化建設等社會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所以現在進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發展策略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應時之舉、應需之舉。因而，我認為不僅是“十四五”期間，甚至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業農村工作仍然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重點。
劉文忠：“三農”問題是貫穿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基本問題。“三農”問題並不單純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問題，還關係到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續發展以及以人為本等一系列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中國的現代化，關鍵在“三農”問題的解決，即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村人口城市化。因此，解決好“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記者：“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謀劃，恰逢“兩個百年目標”交接、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銜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等重要歷史節點。總體而言，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面臨“五期交匯”。在您看來，當前我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存在哪些困難與挑戰？
趙皖平：“五期交匯”之時，對於農民農業農村發展是一個重要的挑戰，特別是打贏脫貧攻堅戰以後，我們只是解決了深度貧困問題。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滯後，仍然是我們當前面臨的現實問題。農村的耕地誰來種，現代農業誰來發展？我認為，首要需解決農業的人才問題。一個是管理人才，一個是現代農民專業技術人才和農村經營人才。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佔地等因素，“非糧化”情況比較嚴重，耕地也面臨著巨大挑戰。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糧食問題，他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我國於今年正式施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該法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將基本農田提升為永久基本農田，並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劃定的永久基本農田一般應當佔本行政區域內耕地的80%以上，從法律上牢牢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
劉文忠：當前存在三大困難與挑戰。首先，農業從業人員與農業現代化的需求差距很大。把我國從一個農業大國建設成為農業強國，從鄉土文明建設成城鄉融合文明，把農民發展成高素質的城鄉公民，關鍵在高素質的從業人員。現有農業從業人員老齡化、農民兼業化、要素非農化、農業副業化、農村空心化現象突出，不僅影響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國家糧食安全、農村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還會削弱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其次，消除絕對貧困即將實現，但緩解相對貧困的難度很大。2020年，我國將消除絕對貧困問題，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減貧工作的結束，貧困在我國將以相對貧困的形式繼續存在。相對貧困的人口基數更大、空間分佈更分散、致貧原因更復雜，因此，緩解相對貧困的難度很大。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的銜接點在於加快緩解農村相對貧困問題。解決鄉村相對貧困問題，不僅收入要達標，而且要在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方面全面振興鄉村，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最後，農業科技在農業生產中的關鍵作用尚待進一步發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科技取得了長足進步，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發揮了巨大作用，特別是農業機械、新品種、化肥和農藥的廣泛使用，極大改變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但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的農業科技水平總體上仍然落後，科技對農業發展的貢獻率仍然不夠。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基礎性和公益性、週期長、影響因素複雜、不確定性和風險大等決定了成果產出與供給不足，成果轉化隊伍整體素質不高，缺乏適應市場機制的專業化服務性中介隊伍，農民對農業科技成果的依賴性和重視程度不夠等問題。
記者：您認為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從哪幾個方面統籌發力？
趙皖平：針對上述問題，必須也只有通過農業農村現代化來解決。鄉村振興是實現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最有效的途徑。其中，在統籌推進組織振興、人才振興、產業振興、生態振興、文化振興的鄉村“五大振興”中，最根本的是產業振興，通過發展現代農業科技的運用，靈活運用5G技術，發展智慧農業，藏糧於地，藏糧於技；人才振興方面，則需要進一步的制度設計，不斷優化人才工作體制機制建設，促使優秀的農業專業人才留下來、當地人才留得住。同時，通過大量培訓職業農民，鼓勵職業院校向農村傾斜，為培養大量農業人才創造條件；同時，還要深化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激活農村沉睡的海量資源，打通工商資本下鄉以及金融下鄉、精英下鄉的綠色通道，帶動人力、財力、物力以及先進技術、理念、模式等進入農業農村，從根本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培養鄉村振興農業發展的主力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下紮實基礎。
劉文忠： 從三個方面統籌發力。一是要把握好關鍵少數和多數的關係。近年來，儘管有不少農民返鄉和市民“下鄉”，但很多農村年輕人既融不進城市，又回不到農村，而在中間“遊離”。如果說市民“下鄉”是關鍵少數，那麼適齡農民則是關鍵多數。因此，建議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充分把握關鍵多數，這將是一項具有基礎性、長期性、綜合性、創新性和複雜性的社會系統工程，要注重總結經驗，堅持做下去。
二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進一步深化實施。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三農”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決定了農業的出路，也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關鍵。當前，應在“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重新審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和辦法，進一步深化這一涉及國計民生的改革。
三是以農業科技現代化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的出路在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技術進步。”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本質是要通過農業變革，實現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提升。農業的高效率發展和農產品的低成本供給取決於農業科技。要在創新農業科技合作制度和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上下功夫，以農業科技保障糧食安全，築牢經濟安全堤壩。（吳姝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