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湖北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強省，985、211高校林立，大學生人數達130萬，佔常住人口的2.25%。
教育資源的積累靠的是經年累月的養成。其中，不得不提一名來自瑞安的教育界達人——與孫詒讓並稱“二仲先生”的黃紹箕。
◎黃紹箕 畫像
黃紹箕畢生以教育作為主要職志，視之為“身心性命之事”。他不僅參與創辦了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還曾擔任湖北鄉試正考官、兩湖書院監督、湖北提學使等職務。他的身份很多、他的角色也很多樣，但無論哪一個，都與教育事業的發展緊密相關。
鄉試官——不拘文章選人才
黃紹箕（1854—1908），字仲弢，瑞安縣城人。清光緒六年（1880）中進士，入翰林，選庶吉士（相當於今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作為一名追求民族自強的有識之士，黃紹箕在京師大學堂組建伊始，從學堂管理方法到教育制度都一一著手籌劃。為了學校改制，他更是迎難而上，付出了大量的汗水與心血，還曾擔任京師大學堂總辦（校長）職位。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黃紹箕時任會典館（清代負責編纂會典的機構）提調，6月受命出任湖北鄉試正考官。為了國家選拔人才，黃紹箕不敢怠慢，表示“此則臣所不敢期，必而日夜禱祀求之者爾”。
黃紹箕認為當時選擇人才只注重寫文章，導致一些考生專靠華麗語言取巧，而文章本身沒有實質內容。作為一省的主考官，他在湖北主持鄉試時，堅持“凡空疏庸濫、支離怪誕之文悉摒不錄。”
為了勝任鄉試主考官一職，黃紹箕前期還到湖北做過調研，他在《丁酉湖北鄉試錄敘》中寫道：“湖北為古荊州之城，江漢炳靈、代產英傑，晉習鑿齒敘論人物，欲抗青齊而上之……”而在給父親黃體芳（晚清名臣，“翰林四諫”之一）的家書中，黃紹箕曾寫道：“近年主考多招閒話，嫌疑之際不可不慎也。”秉持著謹慎、廉潔、公正的態度，黃紹箕為國家選拔了一批優秀的湖北學子。
書院監督——出面擔保學子留洋
黃紹箕受業晚清洋務派代表張之洞門下，學識、才能、為人深得其賞識。黃紹箕髮妻去世後，張之洞將侄女（張之洞兄張之淵的女兒）介紹給黃紹箕為妻。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應張之洞邀請，黃紹箕赴湖北主持兩湖書院，出任書院監督。
◎早年的兩湖書院
兩湖書院是當時湖北書院中名氣最大的，管理書院的職責自然很重。黃紹箕到任後，每日都在講堂、操場上親自督課，不管天氣寒冷和酷暑都沒有停止，促成該院嚴謹學風的形成。黃紹箕惜才也識才。當時書院要選派學生考察留學，長沙市郊一黃姓子弟入選了名單。張之洞雖然應允了，卻沒有派遣他。黃紹箕出面為其擔保，才促成其留學。該學生正是後來的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
藉由留日機會，黃興學習了現代軍事和教育領域的知識，接觸了西方社會政治學說。黃興在日本留學時，特意給黃紹箕寫了長信，他說“徒憑書籍考查，尤有負吾師之厚意”，表達了對恩師的謝意。黃興1904年成立華興會，隨後積極聯絡會黨，策劃起義，成為辛亥革命歷史上最具影響的領袖之一，與孫中山並稱“孫黃”。
◎黃紹箕曾出使日本，抄錄元好問詩贈日本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教務主任青柳篤恆
在黃紹箕的主持下，兩湖書院教學不斷起色。光緒二十八年（1902），書院改辦為兩湖大學堂。次年，又改辦為兩湖總師範。在兩湖書院任監督之時，黃紹箕親自選拔30名優等生，赴日本遊學師範科。這批人學成歸國後，培養了新學師資數千，對當時教育改革和振興起到難以估量的作用。
撰史人——
編首部《中國教育史》，提倡“德知體美”
在兩湖書院工作期間，黃紹箕向張之洞倡議建立湖北省學務處，總攬全省教育事業。這一舉措實施後得到了良好效果，1904年向全國18個行省推廣。這是當時教育領導體制的一項重大革新，積極推動了教育發展。張之洞在《臚舉人才折》中讚揚黃紹箕：“品端學博，沉細不浮，於中西政治綱要、學校規制，實能精思博考……洵為今日切於世用之才。”
◎張之洞致黃紹箕的書信
1904年，黃紹箕還做了一件我國教育史無前例的事——編撰10萬餘字的《中國教育史》。當時，高等學堂設有教育史課程，卻沒有中國教育史教材，黃紹箕認為，中國廢科舉後，欲立新教育制度，必先研究教育史。
於是，黃紹箕根據我國古聖賢教育思想、結合當下新學經驗，對中國教育史進行梳理、編撰。此書雖為黃紹箕的應急之作，但其中所闡述的“德知體”三育並重，“情育”（即美育） 為“進德之基”，強調“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相表裡”以及“女學”、 “胎教”等觀點，迄今仍可供借鑑。
黃紹箕的《中國教育史》系統論述中國傳統教育學說和西洋教育原理，成為中國第一部中教育史專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人認為以中國教法作為根本，又學習借鑑日本、西方學制的新教育，便是自黃紹箕開始的。
提學使——
開新式學堂，劃“學區”就學
1906年4月，黃紹箕補授湖北提學使。當時湖北學務經費緊張，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資辦學，“首捐廉俸二千餘金，充為教育經費”，作為省初等小學堂辦學經費。黃紹箕曾在文普中學堂的演講中提到“環球各強國，所以能自立而日益強盛者，其真實力量全在國民”，如“通國皆成國民，必可出力扶助國家，我大清國無論到何地位必有翻身之一日”，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強國的必然性。
這一次，黃紹箕在湖北積極籌設各種新式學堂。1907年春，湖北工藝學堂停辦，黃紹箕便將其改建為湖北工業中學堂，開設理化、機器製造、染織、建築4科，學制為4年。
1903年，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合訂的《奏定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獲得清廷批准，因經費問題遲遲沒有開辦。1907年，湖北商業中學堂終於成立（現在變升為湖北經濟學院），開辦者便是黃紹箕。此外，他還開辦了湖北師範學堂、武昌初等小學，並以武昌為試點，在城區內外劃分28個學區，動員各學區子弟就近入學，這種“分學區就學”的舉措在如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學堂總理——鼎力支持家鄉教育
雖在外任職，黃紹箕也不忘支持家鄉教育。他與堂弟黃紹第回鄉時，會同孫詒讓等多位鄉紳，在家鄉創辦了瑞安學計館。後來，學計館與方言館合併為瑞安普通學堂（瑞安中學前身），公推黃紹箕為總理，孫詒讓為副總理。因黃在湖北任上，由孫主持學務。這期間，兩位學人過往甚密，交情深厚，人稱“二仲先生”。
◎黃紹箕墨寶“百尺闌干橫海立，一生襟抱與山開”
值得一提的是，學計館最初名為算學書院，為我國最早專門學習算學的專科學校之一。學校項目提出後，可惜響應者寥寥、經費捉襟見肘。開辦初期，僅有捐款1560元，除創辦學校費用花掉500元之外，所剩1000餘元就成為3年的日常開支。1898年，學計館經費更加緊張，孫詒讓率先帶頭捐款200元，又請求撥官款和外地募捐。當時在京中任職的黃紹箕鼎力相助，籌到官款2000元，幫助學校渡過難關。
當年，孫詒讓主持溫處學務分處工作時，相繼在溫、 處兩府創辦各類學校達 300 多所，教育普及面在全國都蔚為可觀。這背後，離不開黃紹箕的鼎力支持。
黃紹箕詩文俱佳，是晚清詩文名家之一。清史館傳稿評論黃紹箕文：“古文奄有水心（葉適）、士龍（薛季宣）、龍川（陳亮）之長，於止齋（陳傅良）尤近。駢體文兼宗初唐，不專主漢魏。”書富五車的黃紹箕藏書更是豐盛，藏書處“蓼綏閣”有書1100餘部，珍本亦有100餘種。他逝世後，後人將書捐給溫州圖書館，有9295冊。
光緒三十四年（1908），54歲的黃紹箕因心力交瘁卒於官舍。他辭世後，湖北學界送殯者數千人，京師及各省學堂聞訊紛紛停課一天以表哀悼。康有為身在海外聽聞噩耗，賦長詩《哭前翰林院侍讀學士、湖北提學使黃君仲弢》曰：“銜杯浙紹館，泣語至深更。勸吾夜密走，胡服或為僧。”
黃紹箕提倡廢科舉、辦新學，在湖北任職的幾年中，正值張之洞推進湖北教育改革的關鍵時期。作為湖北新教育的主要策劃人之一、瑞安新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在推行教育發展的道路上，黃紹箕可謂鞠躬盡瘁。《清史稿 • 儒林》稱：“今日海內學校如林， 教科成立，皆紹箕首先倡導之力。”
來源：玉海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