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敦煌學研究落後於國外，當時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經過40多年的努力，中國敦煌學界逐漸改變了上述局面。現在，我們不僅在敦煌學的各主要領域都取得了國際領先的業績，也完全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40多年來，我國學者在敦煌遺書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整理刊佈大量資料
與中國古代史的其他領域不同，敦煌學的主要資料如敦煌遺書、敦煌簡牘和石窟圖像，都需要在整理刊佈後才方便一般學者使用。如敦煌遺書散在世界各地，一般學者很難直接閱覽。20世紀90年代以前，除少數學者有條件到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查閱原件，多數中外學者整理研究敦煌遺書所依靠的都是敦煌遺書的縮微膠片和據縮微膠片印製的圖版。由於當時攝影設備和技術欠佳，不少世俗文書文字模糊，很難辨認，極大地影響了學術界對這批資料的利用。
20世紀9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編的《英藏敦煌文獻》（1—14卷）大型文獻圖集。該書由專業攝影人員用當時先進的攝影設備重拍；印製則採用了當時剛剛流行的電子分色技術；裝幀採用大八開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讀者展示敦煌遺書的文字內容。其圖版的清晰度大為提高，原來縮微膠片上模糊不清的文字，現在絕大部分可辨認出來。
《英藏敦煌文獻》大型圖集創造了新的敦煌遺書圖版編纂印製範式。在其帶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獻》（1—17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34冊）和國內諸多藏家的敦煌文獻圖版。甘肅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則分別出版了《甘肅藏敦煌文獻》（全6冊）和《浙藏敦煌文獻》（全1冊）。以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146冊）為標誌，中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四大敦煌遺書藏家和國內外散藏的敦煌遺書圖版絕大部分均已刊佈，這些文字清晰的文書圖版為國內外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整理和釋錄敦煌寫本
由於敦煌遺書的主體是幾百年甚或一千年前的寫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時期的俗體字和異體字，甚至還有不少寫本使用河西方音。所以，即使有條件直接查閱敦煌文書，在閱讀過程中也會遇到重重困難。為了方便學術界充分利用這批材料，中國敦煌學界所做另一項基礎工作就是對敦煌寫本進行整理和釋錄，把手寫文本釋錄成標準的方塊漢字。這項工作可以分為兩條路徑，一是按文獻的性質分類釋錄，二是據收藏地按號依次釋錄。
最早出版的分類釋錄文本是1983年出版的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可惜釋文存在不少問題。其後有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後出轉精。歷史文書的釋錄以1986年至1990年出版的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1—5輯）為最早，收錄了敦煌文獻中與社會經濟有關的重要文書和價值較高的歷史文獻1664件。此書雖然在資料蒐集、文字釋錄、文書定名、定性、分類、歸類、編排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但因其具有文書量大和附有圖版、釋文等優點，在很長時間內是史學工作者調查、利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的重要參考書。分類釋錄以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策劃並組織，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水平最高，影響也最大，這套叢刊共有十種十二冊，包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鄧文寬）、《敦煌賦匯》（張錫厚）、《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方廣錩）、《敦煌表狀箋啟書儀輯校》（趙和平）等。這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次按學科和專題對敦煌文獻進行系統蒐集、整理的大型學術叢刊，總結了此前幾十年相關專題敦煌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說是代表國家水準的標誌性工程，出版20多年來是國際敦煌學界引用率最高的圖書。
此外，由中國學者完成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本還有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黃徵和張湧泉《敦煌變文校注》、李正宇《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等多種。至20世紀末，中國學者完成的分類釋錄文本已經涵蓋了敦煌遺書的所有重要類別。在此基礎上，張湧泉策劃了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重新分類錄校各類佛經以外的文書，並於2008年出版了《敦煌經部文獻合集》（11冊）。該書將現在所知的敦煌經部文獻網羅殆盡，文書釋文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是一百年來敦煌經部文獻釋錄的集大成之作。
由於敦煌遺書的內容極為豐富，對其進行分類和歸類一直是目錄學家和敦煌文獻研究者深感棘手的問題。在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之後，目前被研究者納入分類整理範圍的仍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分類釋錄本加在一起並不能反映敦煌遺書的全貌。有鑑於此，郝春文策劃並組織實施了以收藏地為單位，以館藏流水號為序依次釋錄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整理路徑。經過30多年的努力，“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已經出版了15卷，大約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一半。假以時日，最終會完成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以及全世界各地散藏的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釋錄工作。“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是按館藏流水號依次對每件敦煌漢文社會歷史文獻進行釋錄，將數百年至一千多年前的手寫文字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並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儘可能地解決所涉及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每件文書一般包括文書的標題、釋文、說明、校記和參考文獻等幾個部分。其中“參考文獻”著錄一百多年來學術界研究該文書的有關論著目錄，為人們使用、研究提供方便。為了提高釋文的準確性，《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整理團隊幾乎每年都到英國國家圖書館核查原卷，解決依據文書圖版無法辨識的文字及其他問題。
以上成果雖然都是對資料的刊佈和整理，但仍然屬於具有世界意義的成果，因為對敦煌學來說，以上成果均屬無可替代的基本資料，不管哪國學者，要想從事敦煌學的研究，都只能使用這些成果。這方面工作，幾乎被中國學者壟斷了。
推出總結性和開創性論著
敦煌學研究的各個重要領域都推出了總結性或開創性的論著。所謂總結性的論著，是指那些既總結了以往數十年乃至一百多年相關研究，又成為以後進一步研究基礎的著作。這類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對歸義軍歷代節度使的卒、立、世系與稱號，以及歸義軍政權與中央及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都做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從研究戶籍法入手，探明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國家頒行的有關各級官府和官民私人土地佔有的法規；劉進寶《唐宋之際歸義軍經濟史研究》對敦煌遺書中有關歸義軍的經濟資料做了全面檢討；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論》調查考證了敦煌的古塞城和唐宋時期敦煌縣的疆域、四至、綠洲範圍、耕植面積、水利灌溉網絡、諸山位置等；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考察了敦煌寺戶制的各種表現形態及其衰落的演變過程；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對敦煌遺書中道教文獻的淵源、性質、名稱等做了全面考證；林悟殊所著的《摩尼教及其東漸》和翻譯的《古代摩尼教藝術》（克里凱特）對中古時期的摩尼教史做了系統總結；張湧泉《敦煌俗字研究》在總結以往幾十年敦煌俗字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大量字例的分類分析，構建了敦煌俗字研究的理論體系；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運用石窟考古學的崖面使用理論，對莫高窟開鑿史做了深入研究；王進玉《敦煌學和科技史》對敦煌文獻和敦煌石窟中的科技資料做了深入系統考察。
開創性論著是指該研究開創了某一重要領域。這類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季羨林《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開創了吐火羅語研究的新領域；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檢制及其實行情況，填補了唐官制研究的一項空白；高啟安《旨酒羔羊——敦煌的飲食文化》開闢了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的新領域；方廣錩《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系統考察了漢文大藏經的形成、發展過程；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開闢了利用敦煌遺書研究寺院和僧尼生活的新領域，揭示了與傳世記載不同的圖景。
中國敦煌學界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並沒有故步自封，而是高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旗幟，積極推動敦煌學的國際化。而今，中國的敦煌學已與國際敦煌學融為一體。每年都有很多中國的敦煌學家到世界各國參加學術活動，我們也邀請各國的敦煌學家來中國訪問和交流，併到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倫敦大學、法國遠東學院和東洋文庫等國際知名大學和研究機構講學。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師範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