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0月以來，烏茲別克斯坦與歐亞經濟聯盟的接觸備受世人矚目。先是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主席瓦蓮京娜·馬特維延科表示，烏茲別克斯坦正在考慮加入歐亞經濟聯盟。隨後不久，俄聯邦委員會的另一位高官法裡德·穆罕默德在訪問塔什干後也宣稱：烏茲別克斯坦或將於2020年先成為歐亞經濟聯盟的觀察員國。
早在歐亞經濟聯盟籌備之初，俄羅斯就向烏茲別克斯坦發出過入盟邀請，聯盟成立後，俄羅斯也再次表達了對烏茲別克斯坦的歡迎態度。面對俄羅斯的“熱情邀約”，烏茲別克斯坦一直反應冷漠，甚至擺出一副“打死我也不加入”的堅決態度。因此，當馬特維延科的消息傳來時，我們不禁好奇：原先的烏茲別克斯坦為什麼對歐亞經濟聯盟如此抵制？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又為什麼突然想要入局？難道連烏茲別克斯坦這樣一個堂堂國家也逃不過凡人的“真香定律”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歐亞經濟聯盟到底是“何方神聖”？然後再分階段地探尋烏茲別克斯坦“真香”的利益真相。
歐亞經濟聯盟
歐亞經濟聯盟成立於2015年1月1日，前身是成立於2010年1月1日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三國關稅同盟”，是在獨聯體的基礎上建立的由俄羅斯領導的制度性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歐亞經濟聯盟現有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亞美尼亞五個成員國，在成員國間設立了最高理事會、政府間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聯盟法院等跨國家的一體化合作機制與管理機構。歐亞經濟聯盟旨在加強成員國間的經濟聯合，努力實現區域內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建成一個涵蓋2億人口，面積超2000萬平方公里的統一市場，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類似於歐盟的，在經濟、政治、外交、防務等領域高度一體化的歐亞聯盟。
相比起鬆散的獨聯體，歐亞經濟聯盟一體化程度高，發展目標明確，各成員國的合作態度也較為積極，特別是俄羅斯，在聯盟的成立與建設過程中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但也正因為如此，歐亞經濟聯盟在外部世界招來了許多非議，認為歐亞經濟聯盟內部並不平等，俄羅斯“大權獨攬一切”，更有甚者，直接將歐亞經濟聯盟視為俄羅斯“陰謀復辟蘇聯”的嘗試，而這一點正是“敏感的”烏茲別克斯坦所害怕的。
（圖1：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
“敏感的”烏茲別克斯坦的相對收益考量
歐亞經濟聯盟成立之初，烏茲別克斯坦的最高領導人還是卡里莫夫。自烏茲別克斯坦獨立起，卡里莫夫就一直擔任國內總統，直到2016年9月2日逝世，執掌烏茲別克斯坦政壇長達25年之久。卡里莫夫執政的這25年正是現代意義上的烏茲別克斯坦民族國家建立和鞏固的時期，因此，在卡里莫夫時期，烏茲別克斯坦對自身的政治獨立與主權完整極為敏感，在外交事務上著力維護自身的政治、安全利益。而在具體的國際合作上，烏茲別克斯坦關心的是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非常在意自身所得能否多於他國所獲，極為看重相對收益。
從蘇聯獨立出來以後，烏茲別克斯坦便將俄羅斯視為其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密切關注著俄羅斯的國家動向，尤其是俄羅斯在中亞的一舉一動。早在上世紀90年代，當俄羅斯提出要在獨聯體的基礎上建立跨國家的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想法時，烏茲別克斯坦就極為警惕，擔心著沙俄帝國或是蘇聯的“復辟”，後來發生的南奧塞梯衝突、烏克蘭危機以及克里米亞問題等一系列事件更是加深了烏茲別克斯坦對於俄羅斯的擔憂。所以，當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成立時，烏茲別克斯坦選擇了“橫眉冷對”，因為在彼時的烏茲別克斯坦看來，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實際上是將自己的經濟主權“拱手讓給了”俄羅斯。除此之外，更讓烏茲別克斯坦害怕的是，隨著政治、外交、防務等領域合作的開展，烏國內主權的其他方面也將一步步被俄羅斯所“蠶食”，直到最後，等待烏茲別克斯坦的是重新併入“大俄羅斯帝國”的“悲慘命運”。
第二，作為中亞人口最多的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在中亞區域擁有較為突出的國際地位和較強的國際影響力。獨立以後，烏茲別克斯坦的民族主義迅速發展，整個卡里莫夫時期，烏茲別克斯坦對自己悠久的歷史文化滿懷驕傲，對自身的綜合國力充滿自信，一直以“中亞領導國”的身份自居。在濃厚的民族主義的影響下，烏茲別克斯坦一度認為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將“稀釋”自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威脅自己在中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如果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就意味著自己承認了俄羅斯的領導，這是一直強調自身特殊的文化優越性和歷史使命感的烏茲別克斯坦不能接受的。此外，烏茲別克斯坦在外交上始終奉行“大國平衡”政策，引入美國的力量來對沖俄羅斯在中亞強大的影響力，加入歐亞經濟聯盟不但將削弱“美國牌”的威力，而且會引發美國對烏茲別克斯坦的不滿，阻礙烏美關係的發展，使得烏茲別克斯坦的外交靈活性大大受限。
（圖2：烏茲別克斯坦的歷史文化古蹟）
第三，現實的一點考慮是彼時的烏茲別克斯坦國內的經濟狀況並不允許其加入任何的經濟一體化組織。獨立之後，卡里莫夫並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而是在大量繼承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基礎上，採取了向市場經濟循序漸進的過渡措施。在漸進式的經濟改革的“保護”下，烏茲別克斯坦並未經歷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保證了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但也使得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運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家的指令，導致了烏茲別克斯坦的市場發育很不成熟，企業嚴重缺乏效率意識和競爭意識。因此，與經歷了“休克療法”的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國相比，卡里莫夫時期的烏茲別克斯坦在市場經濟的管理運營方面存在明顯的劣勢，並不能適應歐亞經濟聯盟內部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一體化模式，一旦開放國家邊界，允許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烏茲別克斯坦的國民經濟將遭受巨大的衝擊，極有可能面臨資金外逃、企業破產、產業崩潰的局面。
綜上來看，對於卡里莫夫時期“敏感的”烏茲別克斯坦來說，加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極有可能使得自己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外交上“受人牽制”，經濟上“被人掠奪”，即使能夠得到一些“小恩小惠”，但與“大是大非”的問題相比，這些“恩惠”也“微不足道”。所以，在相對收益的考慮下，烏茲別克斯坦對歐亞經濟聯盟“避而遠之”。
“實在的”烏茲別克斯坦的絕對收益考量
2016年9月2日卡里莫夫逝世以後，原總理米爾濟約耶夫接任總統職位，成為烏茲別克斯坦的最高領導人。與“保守”的卡里莫夫不同，米爾濟約耶夫在內政外交上更加“實在”，上任不久，米爾濟約耶夫便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著重推進市場自由化建設，努力提振國民經濟。米爾濟約耶夫改革所營造的新形勢使得原先的相對收益觀念逐漸淡化，絕對收益觀念的地位上升。烏茲別克斯坦開始只關注於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圖”，便可以考慮予以合作。於是歐亞經濟聯盟所能帶來的經濟紅利開始吸引烏茲別克斯坦的眼球，入盟事宜進入了烏茲別克斯坦的考慮之中。
在烏茲比克斯坦二十多年的國家發展歷程中，卡里莫夫時期保守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問題逐漸顯現：一是市場營商環境較差，經濟自由度不高，吸引外資較為困難；二是國營企業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嚴重，民營企業缺乏競爭力，資本積累不足；三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嚴重依賴資源型產業，出口競爭力下降；四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不足，資金短缺；五是人口增長過快，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保障壓力增大。受以上問題的困擾，烏茲別克斯坦的國民生產總值從2016年開始呈下滑趨勢，2016-2017年間直接減少了226.19億美元，跌幅達到了驚人的27.66%，國民經濟的形勢日益嚴峻。
（圖3：2010-2018年烏國GDP與人均GDP，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為了應對經濟衰退，米爾濟約耶夫除了對內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外，另一重要舉措就是積極尋求外部援助。為此，米爾濟約耶夫首先將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2018年5月，米爾濟約耶夫出訪美國並與特朗普舉行了會晤，雖然美國承諾將給予烏茲別克斯坦一定的支持與幫助，但受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的影響，烏茲別克斯坦能夠拿到的資金實在有限，而且西方世界的援助帶有許多政治附加條件，這是烏茲別克斯坦比較難以接受的。於是，烏茲別克斯坦開始重新權衡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利弊得失。
實際上，歐亞經濟聯盟的自身優勢及其所能帶給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效益還是非常實在的。首先是地理位置的優勢，烏茲別克斯坦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聯盟成員國相鄰，與俄羅斯的距離也不算遙遠，且在公路、鐵路、航空等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上，烏茲別克斯坦都與聯盟成員國保持著統一標準，以上優勢將便利於商品的跨境運輸，降低外貿成本，這對於雙重內陸國的烏茲別克斯坦來說意義重大。其次是語言、制度上的優勢，雖然烏茲別克斯坦獨立後，大力發展自身的民族文化，但俄語依然是國內的通用語言之一，在具體的管理制度上，烏茲別克斯坦也與歐亞經濟聯盟的成員國存在許多相似乃至相通之處，因此對於烏茲別克斯坦來說，加入歐亞經濟聯盟並不需要付出多大的適應成本，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的經濟改革則對其有很強的借鑑意義。再者，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後，來自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的投資、能源可以緩解烏茲別克斯坦的資金短缺和逐漸顯現的能源緊張等難題，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且在聯盟內部人員自由流動政策的刺激下，烏茲別克斯坦大量的勞動力可以前往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就業，緩解烏國內日益高漲的就業壓力。此外，歐亞經濟聯盟與越南、新加坡簽有自由貿易協定，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歐盟、東盟等都有合作、對接意向，因此，對烏茲別克斯坦來說，歐亞經濟聯盟能夠充當其走向世界市場，與世界主要經濟體開展合作的重要平臺，具有特別的優勢。最後，如果烏茲別克斯坦加入歐亞經濟聯盟，隨著未來聯盟內部共同邊界的確立，烏茲別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在費爾幹納盆地的領土爭端問題將得以擱置，乃至解決。
（圖4：烏茲別克斯坦地圖，地圖來源：“地之圖”網站）
撇開政治、外交等領域的相對收益不談，從絕對收益上看，歐亞經濟聯盟確實能夠給烏茲別克斯坦帶來許多經濟紅利，而這正是改革進程中的烏茲別克斯坦所需要的，所以這應該也是“務實”的米爾濟約耶夫時期，烏茲別克斯坦開始考慮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原因。
中烏合作的新機遇
實際上，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之間並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考慮之中，只不過在不同時期存在著主次之別。卡里莫夫時期的烏茲別克斯坦明顯更關注自身在政治、外交等方面的相對收益，強調政治獨立、國家安全和追求國際影響力；米爾濟約耶夫時期的烏茲別克斯坦則更傾向於經濟方面的絕對收益，尋求外資援助與發展對外貿易。因此，不管是在相對收益還是絕對收益主導下的入盟與否的抉擇，其背後反映的都是烏茲別克斯坦對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與追求，在最大化的國家利益面前，即使再“鐵骨錚錚”的國家也逃不過“真香定律”。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知道，烏茲別克斯坦尋求加入歐亞經濟聯盟更多是為了獲取經濟方面的絕對收益，但是俄羅斯在西方世界的重重製裁之下，自身經濟也不景氣，很難想象俄羅斯能夠在短時間內拿出足夠的資金來滿足烏茲別克斯坦的發展需求，另外，烏茲別克斯坦也與聯盟成員國之間存在產業趨同等問題，很難形成優勢互補。烏茲別克斯坦尋求加入歐亞經濟聯盟實際上釋放的是其渴望提振國民經濟的信號，作為外交上的戰略伙伴，中國應該抓住烏茲別克斯坦經濟改革的機遇，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框架下，與其開展全方位的經濟合作，努力實現兩國的共贏發展，將中烏合作打造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乃至“一帶一路”合作中的典範。
（作者：王凱華，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2019級博士生，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燕南66優創團隊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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