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說到，北宋王朝的冗餘積弊在仁宗一朝展露無遺，為此，慶曆新政便在宋仁宗的殷切期許下開展了起來。不過，由於新政觸犯到太多群體的既得利益，最終，在這些反對派巨大的反對壓力面前，對改革心生動搖的宋仁宗，在新政開始後的一年零四個月，親手結束了新政的生命。而北宋王朝至此也就錯失了第一次自我改良的機會。
不過，對於北宋王朝來說，冗餘問題只是其國境之內的長久弊病。在其國境之外，還有更加棘手的異族危機。
我們在上一集也提到過，包拯曾在《論冗官財用等》中向朝廷痛陳冗餘積弊，而那一句「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徵賦之入盡矣」，更是將北宋所面臨的財政窘境描繪地淋漓盡致。不過，在寫下這句話後，包拯筆鋒一轉，以一句「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將話題導向了「銳意而改圖」
換言之，在包拯看來，北宋彼時的財政狀況雖然危機重重，不過西北局勢的穩定，也為居高位者著手改革王朝內部的積弊提供了絕佳的時機。那麼，包拯在這裡提到的「西北無事」究竟所謂何事呢？這就要提到盤踞在北宋西北部的大敵——西夏。
西夏
不同於雄踞塞北，在北宋開國前便早已建立起獨立政權的遼（契丹），作為一個由党項人建立起來的政權，西夏正式建國於1038年，至於其開國皇帝，就是鼎鼎大名的李元昊。說起來，1038年也是宋仁宗寶元元年，此時距離宋仁宗繼位已經過去了15年，距離慶曆時代的到來，也還有三年的時間。
此外，不同於北宋與遼在澶淵之盟 chán後建立起的平等外交關係。西夏在建國之前，一直以附庸的身份臣屬於北宋。所以，面對西夏建國並獨立的事實，彼時在仁宗治下的北宋表現出了極大的不滿。為此，北宋政府下令，剝奪以往加封給李元昊的一切官職、爵位，並停止了宋、夏邊境的往來貿易。此外，北宋政府更是在宋、夏邊境貼出告示，張榜懸賞李元昊的腦袋。
不過，北宋還是低估了西夏建國的決心與實力。在遼國的「冷眼旁觀」下，宋、夏兩國於西夏建國後的第三年，進入到為期三年的戰爭時期，史稱第一次宋夏戰爭。在這一階段，北宋和西夏之間爆發過三次大規模戰役，即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與定川寨之戰。可是，令北宋方面無比沮喪的是，宋軍在這三場大戰中連戰連敗，以至於到最後被西夏收拾得沒了脾氣，不得不在客觀上承認了西夏的獨立事實，並最終在慶曆年間與西夏簽訂了著名的慶曆和議。
只能說北宋在軍事上的外強中乾，藉由這次戰爭暴露了許多。而遼國也趁火打劫，通過在遼、宋邊境陳設大軍，並派遣使者對北宋進行外交攻勢，遼國最終迫使北宋增加對遼的歲幣供應。因為這件事同樣發生在宋仁宗慶曆年間，所以後世稱其為慶曆增幣。
對於北宋在軍事上表現出的弱勢，歷代學者多有研究。不過，在造成這般弱勢的諸多原因中，有一項原因可謂重中之重，那就是北宋自建國以來便開始推行的重文抑武政策，史學家稱之為「防弊之政」。
因為北宋承自五代，而五代之前則是唐代。唐代中晚期的一大特點就是藩鎮割據，而五代的一大特徵則是武人當國，因此，五代的亂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藩鎮割據的延續。正如活躍在五代時期的後晉將領安重榮，就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新五代史》
只要你有能力拉起一支聽命於自己的隊伍，那麼你就有資格去爭奪天下。皇帝？皇帝難道就是生來註定的嗎？
正因為如此，在這種亂世中成長起來的宋太祖，自然在北宋建國之初就對武人懷揣著最大的提防與「惡意」。畢竟，前車之鑑就在眼前，而自己不也是憑藉多年來在軍中積累下的威望與實力，最終在陳橋驛搞了出黃袍加身，進而奪取了柴家小皇帝的皇位嗎？
於是乎，為了讓「黃袍加身」成為不可複製的歷史，放權給文人，並讓文人始終壓武人一頭，就成了宋太祖在架構北宋王朝政治體系時的最佳選擇。正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的那樣，
「宋代建國本於漢唐不同。宋由兵士擁戴，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亦即宋室政權惟一生路。即須裁抑兵權。而所有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亦一些沒有。」——《國史大綱》
至於杯酒釋兵權的後續行為，只能說趙皇帝的馭下之術終究要比朱皇帝高明。
從結果來看，北宋政府對武人的壓制達到了其預期的結果，而北宋自始至終也沒有發生過武人奪權的惡性事件。但是，凡事就怕過猶不及，而由此帶來的種種悲劇，既是那個時代個人的不幸，也同樣是那個時代國家的不幸。
其中，北宋名將狄青的悲劇結局，與種世衡的唏噓結局，無疑為這一抹不幸增添了更加濃重的陰影。
狄青
說起來，狄青與種家的開山人種世衡，都發跡於第一次宋夏戰爭。更為巧合的是，這二人的發跡與范仲淹都離不開關係。話說，范仲淹為什麼會和宋夏戰爭扯上關係？對此，我們在上一集中也稍有提及。在慶曆新政期間，范仲淹向宋仁宗解釋自己對朋黨的看法時，曾拿自己在軍中的見聞做例子。而那段在軍中的過往，就發生在第一次宋夏戰爭期間。
因為北宋軍隊在三川口之戰中遭遇慘敗，以宋仁宗為首的北宋政府意識到西夏的威脅非比尋常。於是，在宋仁宗的首肯下，以夏竦為首、韓琦與范仲淹為輔的陣容便被派往前線，共同負責對西夏的作戰事宜。
如果各位對活躍於北宋時期的名臣多有了解，那麼便不難發現，夏竦、韓琦與范仲淹都是文臣出身，而以文臣之身統兵，也實在是北宋時期的一道別樣風景。不過，這在當時看來則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雖然比起對軍事的熟稔，文臣在整體素質上不如武人。哪怕在有宋一代，確實出現過像寇準、李綱與虞允文等兵帶得不錯、仗打得也不賴的文臣，但帶兵打仗的事兒，終究還是武人們的業務範圍。
以狄青為例，哪怕宋夏戰場的局勢對北宋愈發不利，但彼時正值壯年且聲名不顯的狄青，也得以在那片嚴酷的戰場上錘鍊自己，進而打出了「面涅將軍」的赫赫威名。
所謂「面涅」，指的就是狄青臉上因黥刑 qíng留下的疤痕。相傳狄青在從軍前有過犯罪記錄，所以被判處了黥刑 的處罰。不過，這並沒有影響狄青的報國之志。根據《宋史》的記載，
「（狄青）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宋史》
正是憑藉著這股敢打敢拼的勁頭，與頗具個人特色的外在形象。久而久之，時人便將狄青稱為「面涅將軍」。
狄青的傳奇並未止步於宋夏戰爭，隨著多年後儂智高在北宋西南部發動叛亂，面對前線宋軍的作戰不力，已經憑藉戰功升任至樞密副使的狄青，便在宋仁宗的許可下，率軍親自前往西南前線。最終，狄青「一晝夜絕崑崙關」，並在隨後的歸仁鋪大戰中擊潰儂智高主力、順利地平定了此次內亂。
對於狄青做出的功績，大喜過望的宋仁宗下令將他升任為樞密使。樞密使是北宋的最高軍事長官，相當於今天的中央軍委主席。至此，狄青來到了他仕途的頂峰。不過，他的悲劇也由此開始。
因為樞密使一職在北宋一向只由文臣擔任，而文官在軍中一向沒什麼根基，所以讓文官擔任如此重要的軍事職位，「大家」都很放心。現在，狄青以武人之身身居樞密使高位，無疑是亂了祖宗家法。更何況狄青有膽有識、在軍中素有威望，「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引自歐陽修·《上仁宗乞罷狄青樞密之任》）
因此，頗具危機意識的文官群體，便在仁宗沒有做出明確表態前，開始對狄青群起而攻之。
最終，面對宋仁宗「狄青忠臣」的疑慮，文彥博對宋仁宗敦敦勸誡道：
「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野客叢書·野老記聞》
文彥博的「諫言」顯然起到了誅心的效果。而朝野上下那場針對狄青的輿論風暴，也隨著狄青被朝廷藉故貶謫而迎來終結。至於狄青，面對著「無他，朝廷疑爾」的冰冷現實，最終在被罷免後的第二年抑鬱而終，終年49歲。
文彥博
因此，從狄青的例子中哪怕是管中窺豹，也不難窺出武人們在北宋面臨的尷尬處境。亦如活躍於仁宗時期的另一位名臣尹洙，這位與范仲淹素來交好的河南先生，就曾對北宋重文抑武的現象頗有微詞，
「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也。」——《儒林公議》
微詞終究只是微詞。為了壓制武人，重文抑武的政策在有宋一代都得到了貫徹。不過，當國家面臨戰爭局面時，素來抑武的北宋政府通常會如何應對呢？對此，宋太祖早在北宋開國之初，便通過對軍事制度的改革解決了這個問題。你像在當代學者易中天所撰寫的《易中天中華史·大宋革新》中，易先生便為我們清晰地梳理了北宋的軍事制度：
「中央軍平時由三衙養著管著訓練著。一旦需要戍邊或者打仗，對不起，交給樞密院調度。樞密院遠籌帷幄，調兵遣將，但是部隊到了駐地或前線，則交給邊將和統帥指揮。就是說，三衙有管理權無調度權；樞密有調度權無指揮權；邊將和統帥有指揮權，卻不知道手下的兵將從哪裡來，能幹什麼。」——《易中天中華史·大宋革新》
僅從制度的架構層面來看，宋太祖也算是煞費苦心。而管理權、調度權與指揮權三權分立，雖然可以從制度上有效避免兵權專斷，不過也極大地削弱了宋軍的戰鬥力。不難想象，「兵不識將，將不知兵」將是北宋軍隊在此後面臨，並根植於制度上的一大弊病。
也正因為如此，對宋軍戰鬥力心知肚明的范仲淹，在到達對西夏前線後便建議全軍固守，以做持久打算。不過，韓琦對此卻不以為意，而他主動出擊、速戰速決的策略，也與朝廷急欲雪三川口之恥的想法不謀而合。最終，在韓琦的貿然出兵下，由其統帥的萬餘宋軍，在好水川，也就是今天的寧夏省隆德縣遭遇西夏埋伏，幾乎全軍覆沒。
好水川的慘敗，讓朝廷意識到范仲淹此前建議的價值所在，而北宋對西夏的軍事態度，在仁宗一朝也轉為了守勢。一方面，北宋將毗鄰西夏的陝西路拆分為了秦鳳、涇原、環慶、鄜（fū）延四部分，並在各部分派駐大軍分區駐防；另一方面，北宋在宋、夏邊境廣修防禦工事的同時，也加大了對邊軍的考核、訓練力度，並積極拉攏活躍於邊地的少數民族……
其中，將這一工作做得頗為出色的，便是西北種家將的開山人——種世衡。正是在他的任內，青澗、細腰二城作為對夏的橋頭堡拔地而起，而他對邊地羌人的招撫，與對西夏的外交分化、軍事反擊……也極大地改善了北宋的西北部局勢。
不過，就是這樣的一位世之名將，卻也積勞成疾，病死於細腰城築成後不久。對此，將種世衡一手提拔的范仲淹悲痛不已，並對種世衡的戍邊人生做出了高度評價，
「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餉，善撫士卒，能得人死力。」——《東染院使種君墓誌銘》
雖然種世衡在後世的名聲不如狄青顯著。不過，相比狄青如奔湧的波濤般，在對夏戰場上打出了「面涅將軍」的赫赫威名；種世衡更像是娟娟的溪流，在守護著北宋西北部邊境安寧的同時，也開啟了歷時三代人，屬於西北種家將的時代。
亦如南宋官員王稽 jī中感慨的那樣，
「臣每念國朝罕有世家；惟將家子能世其家，有曹彬之子瑋，種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為良將。」——《續資治通鑑》
不過，雖然從種世衡開始，種家這一脈便長期駐守在宋、夏邊境，並在經年的戰爭中，為北宋的西北安定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就是這堪稱世家的名將家庭，其唏噓的結局似乎在種世衡積勞成疾、最終病死在任上時便埋下了伏筆。
種世衡
在種世衡的幾個兒子中，素有威名的種諤，因為邊境與朝中大臣的多方約束與牽制，雖有良才但無法才盡其用，以至於戍邊數十載一直難以開拓大的戰果，最終「疽發背卒」；到了種世衡的孫子輩，种師中在朝廷誤判形勢強令出兵的命令下，陷入金人的重重包圍「身被四創，力疾而死」。至於素有「老種」之稱的种師道，也在朝廷的猜忌與排擠下報國無門，最終在靖康之變前夕抱憾身死。空留下開封城破之時，宋欽宗「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的追悔莫及……
只不過，這兒孫輩的唏噓往事，仁宗一朝的君臣是不可能知曉了。對於彼時的他們來說，西夏戰事已平，雖然過程不是那麼光彩；而互為兄弟之國的遼，也通過增幣的手段予以安撫。可以說，北宋又一次「擺脫」了外部危機，而其目光，也能夠迴歸國內，去面對那更為「致命」的內部憂患。
正如宋仁宗的爺爺宋太宗，曾對自己身邊的近臣這樣說道：
「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共濟，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只是，當北宋一直將警惕的重心放在內部，並對本朝的武人勢力百般打壓時，它又是否會想到，偌大的北宋最終將亡於那可以「預防」的邊事、亡於那不足深懼的外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