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1日，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訪華，第一站居然就是我所在的武漢大學校史館（櫻頂老圖書館）。當時，我提前8天得知了這個消息，隨後，便退掉了剛剛訂好的機票，在接下來的幾天時間裡，每天冒著大雪上山，在“飢寒交迫”中嘔心瀝血地拼命寫作，最後終於趕在“梅姨”大駕光臨的當天，初步草成一篇將近2萬字的
《國立武漢大學的英倫印記》。這篇文章在網上發出來之後，有很多新媒體轉載（如鳳凰網、湖北日報、武漢大學微信公眾號等，不過多有刪節，全文可見https://zhuanlan.zhihu.com/p/33507332），反響也很不錯。後來我也曾想到，武漢大學與英、法、德、俄（蘇）、美、日這幾個世界性大國之間的關係，全都可以分別寫出一篇篇類似的文章，最後還可以彙集出版，那將會是一部挺有意思的武漢大學對外交流專題史，只不過我一時沒空去一個個地深入研究，只能留待日後慢慢積累了。
前幾天，看到校史館前剛剛豎起的巨幅海報，我才知道，2019年9月25日，也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7週年紀念日，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將在此發表演講，並受聘為武漢大學名譽教授。當時，除了打算在第二天正常上班的時候順便圍觀一下之外，我沒有其他任何想法。事實上，由於我最近工作非常忙，就算是提前十天半月預先知道這件事情，我也不可能有時間去全面、系統地梳理武漢大學與日本之間的歷史淵源，再寫出一篇類似於《國立武漢大學的英倫印記》的長篇大論出來。
當天上午，竇賢康校長在致辭歡迎鳩山由紀夫先生時，在開頭部分提到了武漢大學與日本學界之間的歷史交往，他先是指出民國時期武漢大學有多位學者曾經留學日本，並列舉了幾個人名，然後便繼續介紹新中國成立後武大與日本學界的交往情況。我當時的感覺便是——僅僅只是用列舉幾個重要人名的方式來概括武漢大學建校早期與日本學界的交往關係，這未免也太過單薄和“輕描淡寫”了！客觀地說，在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與日本的歷史淵源之深厚，遠遠不是區區幾個人名就能代表和承載的。就在此時，我覺得我應該寫點什麼了，雖然我現在並沒有再來一篇萬字長文的時間，但寫篇短文簡單地跟大家介紹一下相關史實還是沒問題的。
竇校長那天的講話稿並沒有在網上公開，當時他列舉的幾個人名我也沒記全，只記得第一個是黃侃，後面還提到了皮宗石，似乎還有楊端六（不太確定了），最後一個好像是錢玄同。首先，我想說，不好意思，錢玄同從來就沒有在武大任過教。事實上，在1927年初，武漢大學的前身——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確曾決定聘請錢玄同為本校教授，但問題是人家錢玄同先生從頭到尾都沒有實際來校就聘啊！在當年的那場“大革命”風暴席捲之下的紛亂時局中，武昌中山大學計劃從全國各地聘請的諸多名教授絕大多數都沒有實際到校任教，這樣的例子實在多不勝舉，比如說竇校長在半個月前的開學典禮講話中曾經提到過的
林語堂，當時也同樣沒有來武大任教，我們怎麼能把這些根本就沒有在武大教過一天書的著名學者全都視為本校歷史上的教授和校友呢？！其實，早在6年前，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王恩哥院士來武大參加“校慶”時，在其講話中就錯誤地指出錢玄同先生曾經執教於武大（另外還有其它幾處史實錯誤，這裡就不展開細說了），很有可能這個錯誤的信息源就來自武大方面。言歸正傳，武漢大學在建校早期與日本之間的淵源，絕不僅僅只是校中有多名學者曾經留學日本這麼簡單，事實上，武漢大學最早的歷史前身——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從一開始就是由一群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海歸”所創辦的，往大里說，這所學校的誕生，本身就是當時的中國全面學習日本教育制度的產物。
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頒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套在全國範圍內施行的現代學制——癸卯學制，這套學制基本上就是
以當時的日本學制為藍本的，標誌著中國教育全面學習日本的開端。中華民國成立後，教育部對清末的癸卯學制進行了部分修改，形成了新的壬子－癸丑學制，不過整套學制體系仍然是日本模式。該學制所規定設立的高等師範學校，也是全面照搬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體制。1913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今筑波大學）的賀孝齊來武昌籌辦國立高等師範學校，賀孝齊便帶領他當年在東京高師的幾位老同學戴榘、陳錦章、曾沛霖、鄭型等人一同來鄂建校，後來，他們大都在校中擔任各部教務主任等要職。也就是說，武昌高師的幾位主要創辦者、奠基者與早期領導人均為日本東京高師校友。
在首任校長賀孝齊（1913－1914）之後，除第二任校長張渲（1914－1919）為本國的北洋大學堂畢業生外，武昌高師的第三任校長談錫恩（1919－1922）、第四任校長王其澍（代理，1922）、第五任校長張繼煦（1922－1924）以及後來的國立武昌大學代理校長張珽（1926）均是由日本留學歸來，其中，賀孝齊、談錫恩、王其澍、張珽4人均為東京高師畢業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並無留日經歷的武昌高師第二任校長張渲長校期間，教育部亦曾委派其與其他幾位教育界人士一同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後來，張渲撰寫了題為《日本斐律賓師範教育》的考察報告，其開篇就明確指出：“日本教育制度及方法多為吾國現制採用，無待詳述。”
1958年底，武漢大學首次決定編寫一部校史。1959年3月，有關工作人員訪問了生物系老教授、武昌高師博物部第一屆畢業生何定傑（後留學法國巴黎大學，1928年回到改建後的國立武漢大學生物系任教，直到去世），他在談到武昌高師建校初期的一些基本情況時，曾多次提到該校對日本東京高師辦學模式的全盤引進：
課程設置完全是模仿日本東京高師，只在課程時數方面稍有減少，博物部基本上完全與日本東京高師一樣。
教員大多數是日本東京高師留學的。
講義是用日本東京高師的。
1918年，武昌高師向教育部呈報了學校當年的全體教員名單，並被公佈在當時的《教育公報》上，通過這份名單上對這些教員“履歷”的記載，我們可以更為直觀地感受到武昌高師這所中國高校中的日本元素——
順便糾正一下這張圖中的一個小錯誤——最左邊的英語教員陳辛恆，其畢業的學校——“萬特別大學”即美國的範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而不是在“英國”，事實上，在很多中文文獻中，“英”、“美”二字極易被寫混，治學者當格外注意加以辨別！
由上可見，在武昌高師1918年的36名教員中，有16人曾留學日本，其中11人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分別佔到了全部教員將近一半和將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足見日本的高等教育界尤其是東京高師對武昌高師的貢獻之大與影響之深 。這兩所分屬不同國度的高校之間的歷史聯繫，多少有點類似於法國的巴黎大學之於英國的牛津大學，或者英國的劍橋大學之於美國的哈佛大學。再說句題外話，考慮到兩校之間的這一特殊歷史淵源，今天的武漢大學也完全應該跟日本的筑波大學加強聯繫與交流，建立起密切的校際友好合作關係，正好這兩所大學現在的世界排名與國內排名都挺相近的。
總而言之，在武漢大學的前身武昌高師的創辦與早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日本的高等教育界可謂是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奠基”之功，其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及與武昌高師之間的聯繫之密切，實在是當時的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與之相比的。
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中國教育界逐漸由效仿日本全面轉向學習美國。1922年，師法美製的壬戌學制最終取代了參照日製的壬子－癸丑學制。隨後，按照舊有學制建立起來的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也升格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後又數易其名，於1928年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1925年初，留英歸來的石瑛出任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校長，在此後將近
30年的時間裡，武漢大學的歷任校長或主要校務負責人多為留學歐美的“海歸”，而鮮有留日者。與此同時，武漢大學教職員隊伍中的歐美“海歸”也越來越多，尤其是留英人士，更是完全取代了留日人士昔日在學校所佔據的“主流”位置，後者在全校教職員中所佔的比例也大為降低，逐漸由“多數派”變成“少數派”，但他們在校中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特別是還有不少曾留學歐美的重要教職員，在此之前也曾有過留日的經歷，比如李四光、周鯁生、皮宗石、任凱南、楊端六、陶因、曾昭安，等等。
在國立武漢大學成立之初，其教職員中具有留日經歷者還是為數不少的，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主要有以下這些人士：
東京帝國大學：陳堯成（外文）、範壽康（哲學）、胡元義（法律）、吳歧（法律）、張有桐（政治）、皮宗石（經濟）、陶因（經濟）、吳南薰（物理）
京都帝國大學：蔣思道（法律）、吳學義（法律）、劉經旺（法律）、陳鼎銘（化學）
東北帝國大學：蕭君絳（數學）
北海道帝國大學：李相符（農藝）
大阪帝國大學：劉彝善（電機）
早稻田大學：李劍農（歷史、政治）、周鯁生（法律、政治）、任凱南（經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曾昭安（數學）、張珽（生物）
大阪高等工業學校：李四光（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僅為兼職，未在武大任教）
由上可見，當時國立武漢大學的文、法、理、工、農五大學院均有曾經留學日本的教師，其中超過半數集中在法學院（包括法律、政治、經濟三系），而尤以法律系人數最多。
就這些教師留日期間的學歷分佈而言，在武昌高師時代曾佔據絕對多數的東京高師校友此時只剩下張珽、曾昭安2人，而東京帝國大學校友則在廣大留日教師中佔據了首位，其次為京都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很顯然，這些現象足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國立武漢大學相對於武昌高師時期學緣結構的優化與師資水準的提高。
此外，在上述曾經留學日本的教師中，有超過半數的人在武大任教的時間都在10年以上，其中，張珽、吳南薰均在武大任教了將近40年之久，而曾昭安、陳堯成更是超過了50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戰勝利後，早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學義 ，曾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代表團檢察官顧問，在東京參與了對那些罪大惡極的日本軍國主義戰犯的莊嚴審判。
最後，自從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從此揭開了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十四年抗戰”的歷史序幕之後，日本便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外敵，“抗日”也逐漸成為了中國對外關係的首要主題，而此時武漢大學與日本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此從屬於這一宏大的時代主題。在“十四年抗戰”期間，武大師生積極投身於各種抗日救亡活動，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動人篇章，其內容之豐厚，完全可以寫成一本書，這裡就不再展開細述了。不過，筆者最近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重新布展工作的珞珈山周恩來舊居紀念館，將會展示很多關於武大與抗戰的相關歷史資料，再過兩個月左右大家就能去一睹為快了。
總之，武漢大學在建校早期與日本學界的關係之密切，通過筆者的上述簡要介紹，大家應該可以獲得比以往更多的瞭解與更深的認識。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頗為重要的基本史實在武漢大學實在是鮮為人知，也完全應該讓更多的師生校友、特別是那些直接置身於中日友好交流的環境之中的相關人士更多地去了解與感知。
現在，讓我們再一起回到竇賢康校長致詞歡迎鳩山由紀夫先生的“歷史現場”，假如說，在事先為竇校長起草講話稿的有關工作人員能夠對武漢大學與日本的早期歷史淵源再多一些瞭解的話，那就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僅僅只是簡單地羅列幾個人名了——這樣的介紹，實在是顯得過於“乾癟”——而完全可以把歡迎詞中的相關內容寫得更加全面、深刻而有力。
別的不說，既然鳩山由紀夫先生是在武漢大學校史館（老圖書館）這個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神聖學術殿堂發表演講，我們完全可以而且絕對應該“就地取材”，帶著他將這個莊嚴宏偉的大廳裡高懸著的那些巨幅人物照片環顧一週，並向其重點介紹一下其中的三位曾經在日本留過學的重要人物——國立武漢大學建築設備委員會委員長李四光、國立武漢大學最後一任校長周鯁生以及武漢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李達。如此一番直觀、形象而又活潑、生動的介紹之後，想必也會更加有助於增進鳩山由紀夫這位日本前首相以及剛剛受聘的武漢大學“名譽教授”對於我們武漢大學的親切感與認同感吧。
就寫這麼多了，最後再吐個槽，早年的武漢大學與日本之間，還有一段原本是
眾所周知、但近年來卻經常會被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們有意或無意地進行歪曲篡改的歷史淵源——1939年冬，盤踞在國立武漢大學珞珈山校園的侵華日軍，在武大的男生宿舍前種下了一排本國的“國花”——日本櫻花（染井吉野），從而把武大的這條校園道路變成了我們今天所津津樂道的“櫻花大道”。
數十年過後，這批至今已經更新了二、三代的日本櫻花樹，一方面在客觀上進一步美化了原本就已經非常美麗的珞珈山校園，給一代又一代的武大師生帶來了極大的愉悅，同時也很好地繁榮了校園文化，另一方面，又因其“過分美麗”，每年引來遊人無數，這又給廣大師生造成了極大的困擾，還因其敏感歷史，總會年復一年、持續不斷地招來各色媒體無休無止的反覆炒作，總能在社會上引發強烈爭議，最終成為了所謂“網紅大學”的一大重要標籤，從而在武漢大學與日本的關係史上留下了極為特別的一頁。
所有這些“身後事”，恐怕是80年前的那些最早在武漢大學的校園裡種下第一批日本櫻花樹的侵略者們做夢都想不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