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看我國的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在3月26日舉行的峰會上將保證糧食供應列為當前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任務之一。很明顯,新冠疫情讓全球的糧食安全問題更加嚴峻。對中國來說,自然更是如此。


疫情下看我國的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


第一,我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形勢嚴峻。

2019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接近6.64億噸。進口糧食總量接近1億噸。其中,進口大豆約8000萬噸。這個數據表面上看問題不大,畢竟,進口只佔到總量的13%。但是,我國進口的主要是大豆。按照我國大豆的平均畝產120公斤計算,這8000萬噸大豆需要需要近7億畝耕地才能生產出來,也就是說,需要佔用我國超過1/3的耕地。而剩下的13億畝耕地,按照我國平均畝產350公斤計算,年產量只有4.55億噸,人均大概300公斤的樣子。

人均每年300公斤當然是夠吃的。但是,需要糧食的地方不只是人,還有養殖業和食品加工業。我沒有查到我國養殖業和食品加工業每年消耗的糧食的數據。但是,可以做一個估算:

總產量+進口量=消耗量+儲備量

而儲備糧是一個基本不變的數量,只是一個新糧食和舊糧食倒庫的問題,所以,實際上,我國每年糧食的需求量就是總產量加進口量的7.5億噸左右。這樣的話,我國糧食的自給率最多隻有70%。這當然是一個很成問題的數字,所以,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幾乎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講的都是農業的問題。


疫情下看我國的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


第二,中國農業的問題,有其自身複雜的特性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歷了多次變革(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有機會再說),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基調沒有大的變化,比較穩定。當然,從十年前開始逐漸有了公司加農戶、承包權流轉等新的形式,但是,家庭承包的主流並沒有變。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歷史性的功績,任何人都抹殺不了。但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其問題也日漸顯現,比如,年輕人中願意務農的越來越少;由於基礎肥的投入不夠,土地的地力越來越差等等。最核心的,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與現代大農業的要求的矛盾————現代化的農業,講求的是規模效益,一家一戶的幾畝地,是不可能形成規模的。這就是公司加農戶模式和現在土地承包權流轉的理由。但是,這兩種模式都只能是中國農業問題解決之前的有益探索,而不是最終的答案。因為,中國農業的問題,有其自身的特性。

其一,可集中的土地少。我國的人均耕地不到兩畝,而且除了東北平原、華北平原、江漢平原、四川盆地等地方有足夠規模的土地可以集中以後邁進現代化農業模式以外,佔中國可耕地大部分的10億畝以上的耕地,都是無法形成規模的。

其二,農產品需求的多樣性。中國人對農產品的需要,一是基本生存的需求,包括米麵油蛋奶肉魚菜等等。二是生活水平提高後,對米麵油蛋奶肉魚菜的個性化需求,也就是高品質產品的需求。而且,我國的人口基數龐大,社會發展不平衡,這就造成了對農產品需求的多樣性。

其三,農業問題的解決不能犧牲農民。規模化農業必然大大減少對農民的需求,近五億從農業中脫離出來的農民就業問題怎麼解決?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國新增就業百萬人,都是了不起的政績,中國要解決五億人,其難度可想而知。

其四,不能簡單的指望進口。中國人的肚子,只能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看看現在美國對中興、華為等企業的態度就知道,一旦中國人吃飽肚子的問題要靠進口,那我們在山姆大叔屁股下做二等公民的日子就來了。所以,中國必須要有相當數量的農業人口,來耕種這18億畝基本農田。

其五,中國農業問題的解決,必須是建立在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的基礎之上。中國是一個近千萬平方公里領土,十四億人口的大國,更是一個五千年曆史的農業大國。農村是中國的根基,從這次冠狀病毒肺炎更可以看出來,中國人有根深蒂固的農村情節。農村是中國文化的基礎,是中國最可依靠的戰略縱深。所以,中國的農村不僅不能被城市化吞噬,還必須繁榮,並且,留住中國文化的血脈。


疫情下看我國的糧食安全和三農問題


第三,中國農業問題的解決方案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情況。

其一,差異化發展農業。在條件比較好,耕地比較平坦,第二第三產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可以集中土地,用現代化的農業技術、管理模式,發展大農業,尋求規模效益。

在經濟比較落後地區,發展特色農業,以一縣一品,甚至一鎮一品、一村一品,在有限的耕地上生產特色產品,滿足人們比溫飽更高層次的吃好問題。通過特色產品,尋求更好的市場價格,促進農民增收。

其二,中國的城市化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城市化是一個爭議很大的課題,但是不管怎麼爭論,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以城市化為前提。畢竟,無論你用什麼技術和方案,20億畝左右的耕地,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讓8億人富裕起來的。

但是,我們不是為城市化而城市化。我國城市化成功與否的一個基本指標就是進城的農民是否“進得來,留得住,過得好”!只有達到這三個標準,我們的城市化才算是解決了三農問題中的一部分的農民的問題。

所以,在發達國家已經證明有著諸多後遺症的攤大餅式的發展起來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並不符合中國的需要。我們的城市化一定要限制大中城市的發展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中國有2700多個縣,20000多個鎮,每個縣城平均增加十萬人口,每個鄉鎮平均增加一萬人口,就可以解決四億人的城鎮化問題,而且不至於出現城市病。

其三,適當的走出去。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在東南亞,在非洲,在南美洲,以資本和技術開路,建立中國人農產品的戰略儲備基地。這不是夢想,事實上,勤勞而聰明的中國人已經自發的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必須是在綜合考慮城市化和三農問題後,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解決,而不可能有一個簡單的單方存在。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記: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是在保證農業的穩產增產,促進農民增收,增進農村繁榮,保留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來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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