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國藩任兩江總督之時，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見有一個頭頂戴著耀眼翎的人，拿著手板，向僕人做苦苦請求的樣子。僕人擺手拒絕他，舉止非常傲慢，那個人無奈地離去了。第二天登亭，曾國藩又看見那個人，情景和昨天一樣。第三天，他看見那個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的東西，彎著腰獻給僕從，僕從馬上變了臉色，曾國藩看到這裡，心中有點疑慮。
過了一段時間，曾國藩在簽押房，看到僕從拿著手板進來，通報說有新補的某位監司求見。曾國藩立即讓僕人將此人請進來，原來就是自己連日來亭子所看到的向僕從苦苦哀求的那個人。曾國藩問監司何日來這裡的，監司答說已來三日。曾國藩又問為什麼不來覲見，監司則支支吾吾不能對答。於是，曾國藩對監司說：“閣下新近就任，難道不缺什麼辦事的人嗎？”監司回答說：“衙署中雖人滿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薦的人，在下也不敢不從命。”曾國藩便對他說：“那好，我給你推薦的這個僕從實在是太狡詐，萬萬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讓他得一口吃就足夠了。”監司點頭稱是。
於是，曾國藩召那位僕從進來，嚴肅地對他說：“這裡已經沒有用你的地方了，現特推薦你到某大人處，希望你好好侍從新的主人，不要怠慢。”僕從不得已，以示謝意。等到退出去以後，大為氣憤，攜帶行李去了別的地方。
曾國藩之所以對這名僕人的事處理的這麼不留餘地，是因為她明白自己身邊絕對不能留此等私心重、奸佞之人，否則終有一天自己會被連累。曾國藩是幸運的，因為僕人索賄一幕恰巧被他看見，讓他及時看清楚了這個僕人的品性之差，她才能做出把他送走的正確決定，倘若他沒看見這一幕，那個僕人以後就會繼續像其他人索賄，甚至變本加厲，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他的一世英名也將毀於一旦。
用人即選用人才，善於用人。而對於如何用人有衍生出了用人之道，即如何選拔人才，怎樣使人盡其才。用人之道。這些方法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都同樣適用，因為無論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最需求的永遠都是人才。誠如曾國藩所言，“國家興衰，首在人才，得人則興，失人則亡”，現在對於任何一個企業來說，沒有人才就等於沒有手腳的人不能走路一樣。但是，在對待人才這個問題上，最怕的就是用人不慎、遇人不淑。
曾國藩作為一個領導人物，在識人、用人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而他的相人、用之能，更是受到同朝好友、戰場敵手的交口稱讚。他識人的本領早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就有所體現。面臨起事，清廷無以應對，正是用人之際。曾國藩向朝廷推薦了李堂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這五人在日後分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我們能夠冷眼旁觀這些歷史人物，比較客觀地評價他們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從這五人之後所取得的成就來看，他們的成功確實能證明曾國藩具有一雙相人、看人的慧眼。曾國藩一直都認為“英雄各有見、何必問出處”，他選才舉賢從不問出身，而是有自己的一套標準。
“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和“收之慾其廣，用之慾其慎”是他一直遵守的用人原則。曾國藩認為在做事需要人才的時候，對於人才，一定要先了解，才能去重用，而且對於任用人才一定要謹慎，要講究知人善用。他認為可用之才必定具備樸實、誠懇、忠貞、公正、嚴謹、廉潔等條件，而其中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會做人，因為唯有先學會做人才能做事。對於人才，無論怎樣選拔出來的，他都要親自審查，不容他人在用人事上徇私情。
在用人一事上，最重要的是要謹記“慎”這一字。這就是曾國藩把“慎用”作為用人原則之一的重要原因。他在用人上慎之又慎，對於這一點，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很多人盲目地用人，根本不瞭解所用之人是何品性，即使瞭解到所用之人的品性多麼的不堪，也自信對之許以重利就能讓其死心塌地為之辦事，但是卻從來不去想，他可以因為你許下的重利辦事，那麼如果出現一個能給他更多好處的人，你就會立即被他背叛，甚至出賣你，把你推入深淵。
我們在用人之時必須要像曾國藩一樣具有一雙慧眼，要精於揣摩人性，把握人心，這樣才能洞察人心，態度要謹慎，甚至慎之又慎，這樣才能做到正確識人、澤人、用人。尤其是在當今社會，人才緊缺的時候，更應該注意人才的任用和管理。只有深諳用人之道，才能更好地安排和利用人才，而且千萬要謹慎，別因為一時迷惑疏忽而用錯人，也許初時未見其害，但是隨後各種禍事就會接踵而至，讓人一敗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