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村吳書記說，農村工作說不好做也不好做，說好做也好做，就看你用什麼方法。搞村莊環境整治，很重要的方面是拆豬圈牛欄旱廁，以及不住人又影響交通的空房子。農戶空房子放在那裡不住人，時間長了就會倒塌，也沒有什麼用處，拆掉也無所謂。問題是村幹部去拆農民房子，又不給補償，就有人不願意。有一個自然村沒有修路，出行很不方便。2016年吳書記從上級申請資金補助修路，拆了自然村的老倉庫，拆了一些擋路的豬圈。有人說好，也有村民罵娘，說修這麼好的路幹啥？
環境整治中，有一個自然村一個村民家的牛欄廢棄了，堆了很多柴禾，影響村莊整治，村裡要拆掉牛欄，村民母親堅決不同意。吳書記前一天對村民講：“明天晚上我來你家喝酒的，你準備一下哈”。第二天晚上，支書叫上村民組長和與這個村民關係好的朋友一起來村民家，提上兩斤肉、兩瓶酒。結果，村民拿出他女婿送的茅臺招待吳書記。喝了酒再說村莊環境整治，上級政策要求，以及村民生活環境美化需要，再說拆牛欄的事，村民二話不說答應下來，第二天拆牛欄十分順利。農民本質上都是很純樸的，村支書來你家裡吃飯，還是有面子的事情。一旦吃飯喝酒了，就變成自己人了。自己人的事情都好說，村民甚至會站在村幹部角度想辦法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拆個牛欄也就順理成章了。吳書記說，在工作中遇到做不通的工作，一個辦法就是到工作對象家吃飯，酒一喝，什麼工作都好做了。因為變成自己人了。這種工作方法，吳書記稱之為“喝酒工作法”。
“喝酒工作法”的關鍵是以情感人，將只有一般熟人關係的村民納入自己人的範疇。十年前我們到貴州湄潭調研時發現，村支書幾乎參加全村所有農戶的人情往來，問及原因，村支書說只要參加了人情往來，農戶覺得書記給了他們面子，是自己人，就會在書記做工作時給予支持配合，即使有些事情會損害農戶利益，農戶也願意承擔這個損失。在農村工作中，村幹部越是缺少權威，缺少工作抓手，村幹部有求於農戶的越多，就越是要通過人情將熟人關係變為自己人的關係。一旦變成自己人，農戶就有了配合村幹部工作的義務與責任，農戶之前的權利話語就不管用了，義務與責任話語就被調用起來。
當前村級工作中越來越強調規範性，強調正規性。這種正規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村幹部開始變成脫崗的全職幹部，二是村幹部開始坐班了。H鎮也開始要求村幹部坐班，村支書報酬也提高到相當於鄉鎮副職待遇，達到接近年收入4萬元，且開始稱之為工資而非誤工補貼了。村級治理正規化就會排斥那些不太正規的形式，支書到農戶家中喝酒可能也會被定性為不正之風。而實際上，農村工作往往都是十分不規範的，往往是情理法力交錯交織在一起的，是很難僅靠制度來規範有效解決的。
H村吳書記還講到兩件事情，很糾結，表示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2016年冬天，大霧天氣，有一個年輕村民即將結婚，一大早開車送禮，車速比較快，衝進一截被圍起來正在擴建、不能通行公路內撞到路障，車毀人亡。這個年輕人的家屬一直打橫幅上訪告狀，要求最少賠80萬元。
2017年冬天的一個早晨， 一個73歲老人騎電動車撞到攀線上，頭著地受傷，一週以後死亡。老人家屬找到鎮政府，要求鎮政府賠償，理由是鎮政府修路時沒有及時清理電線杆的攀線，督辦不力，造成車禍。交警劃責任，老年人自己四成責任，電力公司六成責任。老人家屬要求賠25萬元，在鎮政府鬧了多日，達成協議由電力公司賠了19萬元。這件事情在村民中引發兩種議論：一種認為應該要錢，反正是國家的錢，不要白不要；還有一種議論是不應該要錢，因為是老人自己騎電動車太快，自己撞死的。
村支書的糾結在於，他認為，這兩起事故的主要責任都在村民。兩家家屬都不服從交警劃定的責任，而是聚眾上訪鬧事，甚至通過沖擊政府索要高額賠償，這種做法是不妥的，是不好的，是不應當發生的。雖然支書這樣認為，卻不敢對上訪鬧事的兩家說他們的要求不合理。如果他說了，村民就會認為支書所站立場不對，不為村民說話，不維護村民利益。在村民與國家發生衝突時，村支書不能說直話，村民就更不好公開說直話了。村民與村民之間產生衝突，村支書和其他村民等第三方也都很難公開評價說直話。說直話得罪人，不說直話，村民大鬧大解決，這樣所有事情都由小變大，難以解決，社會治理成本變得很高，鄉村社會失去公道。
更重要的是，村幹部不僅是村民的當家人，而且也是國家在村莊的代理人，在國家與農民關係中，他們究竟是做群眾的尾巴還是教育引領群眾，這是十分重大的問題。
2018.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