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離不開饑荒，在工業革命前幾乎所有的文明都有關於災年的恐怖記載，就算到了近代也不例外。
既然饑荒當然要想辦法節約糧食，所以“酒”就成了眾矢之的，在很多人看來這種東西就是尋求刺激的產物，浪費糧食還有害。
如果大豐收，生產些許也就算了，災年飯都吃不飽再去釀酒簡直是犯罪，所以為了大家有飯吃特殊時期必須把酒給禁了。
邏輯很通順，理由很充分，那麼這麼做就真的正確嗎？
一、禁酒令
自古以來這麼想的人有很多，將其付諸於行動的也不少，根據文獻記載最早關於酒的禁令是周朝的《酒誥》。
但嚴格來說，這份文件只是規勸大家不要酗酒，適度飲酒則不在禁止範圍，屬於移風易俗，維護治安類的法令法規。
真正的全面禁酒在中國歷史上也只有寥寥幾次，首先是戰亂頻仍的三國。
魏武帝曹操“對酒當歌”
由於糧食的極度緊缺，曹操下達了十分嚴苛的禁酒令，還引經據典歷數古代喝酒誤事乃至亡國的慘痛教訓。
你看，喝酒壞處那麼多，乾脆大家就都別喝了唄。但是這道法令剛剛公佈就引來了朝野上下的激烈反彈，孔融更是在《難曹公表制禁酒書》中辛辣諷刺道：
“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最後孔融全家被誅和此事也有相當關係，可見曹操決心之大，但結果呢？沒多久禁酒令就廢止了，曹操自己都喝的興致勃勃，還作詩：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無獨有偶，劉備也是這麼想的，蜀漢立國不久就碰上旱災導致的糧食欠收，朝廷上下力行禁酒。
劉備比曹操還嚴格些，我都下令禁酒了，你們還留著釀酒工具幹什麼？凡是敢私藏釀酒工具的統統抓起來！
看這個架勢估計是以後都不允許大家再喝酒了。不過《三國志》記載，之後謀臣簡雍和劉備出行，看到一男一女在街上行走，便巧妙勸諫道：
“彼人慾行淫，何以不縛？”
然後在劉備疑惑不解時又解釋道：
“彼有其具，與釀者同。”
最後劉備的反應是哈哈大笑，逐步放寬了相關法令，不再禁酒。
如果說曹操和劉備還算是決心不夠大，手段不夠堅決，那麼朱元璋執法夠嚴了吧？洪武皇帝認準的事情可從來不存在法不責眾的情況。
《太祖實錄》記載，明朝建立之初就嚴厲禁酒，直接從源頭上控制，釀酒不是要用糯米嗎？好，全天下都不準種糯米，看你們拿什麼釀酒。所謂：
“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但最後呢？朱元璋還是放開了酒禁，不但如此還帶頭鼓勵喝酒。《明代政紀》記載，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在秦淮河蓋了十座大酒樓，百姓望風而動。
中國歷史上的禁酒令從來沒有成功的，哪怕法令再嚴格，統治者決心再大，短時間內或許會收到些許成效，但最終結果必然是不了了之或者乾脆廢止。
如果說一次禁酒失敗，可能是因為執行不力之類的外在原因，但如果每次都失敗，那顯然是這道法令本身就有問題。
曹操、劉備、朱元璋等都是絕頂聰明的戰略家，他們既然廢止禁酒令，必然是發現了法令執行中出現的種種問題。
那麼災年為了省糧食禁酒到底錯在哪裡？
二、市場
現代經濟學中有句很著名的話，“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換句話說，只要是大家需要的產品就一定會有人生產出來賣。
民眾是需要娛樂的，工作之餘排解壓力是剛需，如果瞭解歷史的話你就會發現人類尋求刺激的腳步從未停止。
人類對茶葉的需求也是剛需
菸草、茶、酒、咖啡這些可以算是相當溫和了，像福壽膏之類的危險品種類更多，甚至可以造成整個帝國的墮落。
自古以來稍有些責任心的統治者都不會對其放任不管，但問題是管理是有成本的，“棍棒打不垮經濟規律”，有人買就有人敢賣。
國家安全是無價的，並非所有的東西都能用經濟去衡量。
由於福壽膏之類的產品危害實在太大，所以為了民眾身心健康著想，我們認為不管付出多大的經濟代價去禁止都是值得的。
但酒類不同，倡導倡導新風，鼓勵適量飲酒之類的，真正造成的危害少之又少，讓大家疲勞之餘愉悅身心有何不可？
如果非要禁止，釀酒門檻又不高，基本上置辦些工具學習學習在自家後院裡就能幹，你說曹操、劉備他們要禁酒怎麼辦？
自古以來釀酒就不是什麼難事
首先肯定是讓巡捕衙役去把酒肆什麼的都封掉，然後天天大街上轉悠，到處打聽看有沒有人偷釀私酒，再極端點的挨家挨戶搜。
但這些都是有成本的，先不說擾民之類的問題，他們不生產天天督察要不要領俸祿，要不要吃飯？再碰上黑心點的，栽贓、官商勾結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執行力強，或許這麼幹真的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禁酒的效果，但你節約的那點糧食的價值，比起付出的巨大代價或許連零頭都不到。
真的有決心支付這種代價，倒不如拿錢直接到市場上去買糧食來的直接高效。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提出不同的意見，你講的這些只有在平常年份，或者糧食略微欠收拿錢仍然能夠買到的情況下才成立。
如果真的是大災之年，什麼都比不上吃飯重要，一碗飯救一個人，就算付出很多人力物力來節省一點點糧食，也是值得的！
關於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通過清代幹吏孫嘉淦的上疏得出結論。
《清史稿》記載，當時乾隆皇帝下令全面禁酒，孫嘉淦建議災年可禁豐年絕不可禁，因為各地官吏擾民太厲害不說，私酒也到處氾濫，執法成本太高：
“本為民生計，而滋擾乃至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
不過隨著在多個崗位上的歷練，幾年後孫嘉淦發現自己錯了，豐年不可以禁酒不錯，但災年更加不可以禁酒！於是上疏反省：
“臣前言酒禁宜於歉歲，不宜於豐年，猶屬書生謬論。”
那麼災年為什麼不可以禁酒呢？孫嘉淦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原文比較長，但是總結起來大概是以下四點。首先：
“且也酒禁之行，無論謫以擾民，而實際終不能禁。”
這個問題就是前文提過的，民間有需求，釀酒又不是高科技，所以你就算壓制的再厲害也不可能將酒完全禁絕。其次：
“飢謹之餘，民無固志，失業即重，何事不為？”
災年本來糧價就貴，你禁酒就造成了大量守法民眾失業，這些人怎麼辦？沒了工作他們什麼事做不出來？還有：
“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為薪、席、屋牆之用。”
簡單來說酒類生產是個產業鏈，當時北方燒酒的主要原料是高粱，你禁酒農民就不種高粱了，最後居然影響到了建築業，失業更加嚴重。
“三朝元老”孫嘉淦能力出眾，實屬幹吏
那麼產生了那多麼負面影響後，糧食省下了嗎？也沒有：
“若燒酒則用高粱，佐以豆皮、黍殼、穀糠，麴以大麥為之，本非朝夕所食。高粱不售，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
你看，本來釀酒還會加些平常不吃的雜糧進去，現在禁酒了，大家搞不到高粱就會用精米去釀酒，消耗的糧食反而更多。
至於黃酒是祭祀的必備品，本來民眾把雜糧這些東西加上高粱釀成燒酒換黃酒，現在倒好，只能用精米去換黃酒。
三、規律
以上的分析更加註重細節，但在上疏中，孫嘉淦也曾將其高度總結成理論：
“周禮荒政，舍禁去飢。借令禁之不擾，且能永禁。”
“周禮荒政”出自《周禮》，即西周時期朝廷總結的，災年救荒應該實行的經濟政策。
“舍禁去飢”則告訴大家，想要度過荒年就應該放松管制。
用現代經濟學語言表示，就是“棍棒打不垮市場經濟”，酒畢竟和禍國殃民的福壽膏不同，基本屬於剛需。
災年確實缺糧食，具體表現是糧價高，原料成本上漲了酒的成本自然會上漲，比如災荒比較嚴重，普通人都快吃不起飯了。
這時候只要有些理智，人們都會傾向於買糧食而不是買酒，市場縮減生產酒的人自然就少了，那誰喝得起酒？大富大貴的人。
富人災年喝酒看起來確實讓人憤怒，但他們人數不多，天天喝消耗的糧食也有限，至少比你禁酒產生的浪費要小很多。
說在再精煉些，除了部分必須要管控的重要物資，民間的剛需日用品交給市場是比較好的選擇，災年更應該放松管制。
因為管控是有成本的，而且越是需求普遍的商品越是管控不住，最後只能造成混亂。
所謂經濟學的本質，是追求在一定時間內對物資生產分配的最優解。
至少到目前為止，任何生產分配模式都無法避免浪費，但“市場”終歸是現存所有模式中產生浪費最少又最能調動生產力的那種。
參考資料：
《酒誥》
《周禮》
《清史稿》
《三國志》
《太祖實錄》
《明代政紀》
《難曹公表制禁酒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