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孝文化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後來到了春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將“孝”作為自己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孝文化歷經千百年的變化，孝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特點與核心，
孝是中華文化與中華倫理的鮮明特點之一。孝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出現最早的倫理觀念。“孝”在中國人眼中有著不平凡的意義，中國文化也可以說以孝為根本的文化。漢朝時期，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過分的注重孝道，甚至出現了孝之禮，過分的注重禮導致了孝之情的僵化和束縛，注重孝道之禮而忽視了孝之情，漢朝時期的“孝”就已經違背了孝道本身。
魏晉時期孝道思想中出現了注重孝之情的風潮，士人們也沒有依據尋常的禮法制度來表達孝道之情，而這與漢代注重孝之禮的思想相悖，就產生了矛盾。這裡就談的是在固有的漢代孝之禮思想上，魏晉士人是如何打破這種思想的。
一、《世說新語》中士人對“生孝死孝”討論
《世說新語》中有不少傷逝的故事，專寫魏晉名士對死者的感情，故事中的感傷者無不是情深，情真，這些故事也表現了魏晉士人重情，鍾情的人生價值觀，魏晉時期士人的重情觀念從漢末就出現了。這裡講的是“和嶠生孝，王戎死孝”的故事。
王戎、和嶠兩人同時遭遇大喪，王戎、和嶠都是以孝道著稱，而此時的王戎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已經支撐不住自己了，和嶠暗自哀傷哭泣，所做的一切喪禮都合乎禮法。晉武帝對劉忠雄說：“你常去看王戎和嶠嗎？我聽說這和嶠過於悲傷，真讓人擔心。”
劉忠雄回答說：“和嶠雖遵循了喪葬禮法，但是精神上並未受到多大的影響，王戎雖然沒有遵循喪葬禮法，但因為過於哀傷已經形銷骨立了。” 所以我認為和嶠盡孝道沒有毀生，而王戎卻是以死盡孝道。陛下你應該去關心王戎而不是關心和嶠。
王戎遭母喪，和嶠居父喪，在晉武帝司馬炎看來和嶠居喪時“哀苦過禮”讓人擔憂。但劉仲雄認為和嶠的行為雖然符合當時禮的要求，但他“神氣未損”，大喪並沒有使其精神受損，而王戎雖然禮數不周，但因哀傷過度以至於精神受損，王戎的“孝”發自內心，更讓人動容。
王戎世族出身，“竹林七賢”之一，王戎的居喪行為多帶有竹林時期士人的影子。和嶠算是西晉政治中的一代良臣，卻也是門閥政治裡不可避免的原罪者。兩人同樣都是居喪，王戎不拘於禮制，盡表哀傷之情，不顧身體傷及自己，就叫做死孝。
和嶠居喪盡禮，沒有因為哀傷死者而傷及生者，叫做生孝。生孝注重於表現孝行的禮法是否完備，死孝則表現孝子的哀思，而當時的人更願意接受王戎這種祭奠逝者的方式，而不願接受和嶠的行孝的方式。
原因就在於當時王戎守孝期間對逝者的思念和哀悼之情毫不掩飾，不受當時孝之禮的限制，反觀和嶠雖然嚴格遵循當時的孝之禮，但王戎的“死孝”卻更讓當時的人們覺得其中的情感更重，用生命去哀思死者的行為要比依循禮制來得真切，透露出當時“越名教而重自然”的傾向。
古代孝道中包含了禮法的內容，但是在曹魏時期遵循禮法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孝道，而當時的跟隨情感去盡孝道反而是真的。由於魏晉時期盛行的玄學思潮，大多數的士人都衝破了儒家禮教的束縛，出現越禮重情的行為。
孝道包含兩個方面，孝之情和孝之禮，孝之情是形成孝道思想的基石，孝之禮則是孝之情的外在表現。魏晉時期的主導思想是玄學，這一時期對“孝”大力倡導。
但也反映了孝之禮和孝之情之間的矛盾，其中“生孝”，“死孝”在哀悼逝者的表達方式上有所不同，引發了士人情禮之爭，魏晉時期的情禮之爭，往往選擇越禮重情。
二、魏晉時期的孝道的從何而來
“孝”是中國倫理學的基本範疇之一。“孝”德也是古代宗法社會的產物，經歷上千年的變化，不斷改變內涵和意義。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較為特殊的時期。
除了西晉出現過一段短暫的統一之外，政治鬥爭和戰爭接連不斷，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亂世，魏晉這一時期呈現的一個大分裂，大混亂的局面，這一時期的文化不像秦漢統時期的那樣統一，也不像隋唐時期那樣的多姿多彩。
魏晉時期的文化突出表現在革故鼎新、推陳出新，舊的文化格局正在崩塌，新的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就是一種文化改造剔除和創新的歷史時期，傳統文化中的孝道觀更是於各種思潮吸收和碰撞。
魏晉時期受玄學的影響，魏晉人以守法自持、處變不驚為美德，這一時期出現了對孝道的重新探索，重新關注孝和禮的關係，某種程度上，提出“孝”要發自內心，“孝”是自我主動的行為，這正和魏晉時期所湧動的人性思潮一樣。
魏晉這一時期汲取了先秦儒家和道家的孝道思想中合理的部分，尤其在孝之禮和孝之情的態度上，是時而推崇，時而反對，受到了當時社會思想的影響。
三、魏晉時期為什麼會發生越禮重情現象
儒家崇喪，對於逝者的安葬上儒家有著自己的一套喪葬禮儀和制度。和嶠注重喪葬的形式，而王戎對於逝者的感情也值得肯定，
魏晉時期孝的內容和形式發生的分離，士人敢於衝破禮的束縛，直觀的表達自己的感情，表現出了越禮重情的特點。在禮法上，守喪應盡禮，而從感情上來看，違背禮法變表達感情也對。魏晉士人在禮和情的抉擇中，往往會出現越禮重情的現象。
東晉士人處於特定的社會環境，政權林立，改朝換代速度又極快，依附於不同政治權利的士人整天都在參與政治鬥爭，社會思想上玄學興起，儒學不衰，佛教漸強，魏晉士人處於政治鬥爭，思想碰撞的頂峰，形成獨具特色的孝道思想。
（一）、過分注重孝之情
孝從古至今就一直存在，自然天成，魏晉士人就對孝之情持以弘揚的態度，但對孝之禮卻不能統一。傳統禮法之士對孝之禮是竭力維護，而部分玄學名士對此就褒貶不一。
魏晉士人面臨著孝之情和孝之禮的衝突，對此產生的矛盾和衝突也不少，無論是皇帝崇孝的行為，還是庶人的孝親活動都受到外在禮的束縛。
個人不能隨意的表達對待亡親的思念之苦。在孝之情和孝之禮的衝突中魏晉士人肯定會選孝之情，他們認為孝之情發自天然，不應外在的禮儀所羈絆，士人強調要發自內心的親情。如果過分的注重孝之禮，則會忽視孝之情，就會顛倒孝之情和孝之禮的本末。
（二）、玄學思潮
魏晉士人的越禮重情也與當時的玄學的流行和佛教道教的發展有關，玄學是老莊之學和儒學融合之後的產物。從東漢末起殘酷的社會現實讓人們不得不對儒家進行重新的定義，從儒家本身分析其弊端，想要從諸子百家中汲取新的知識來彌補，於是融合了道家順性任情，玄學思潮愈演愈烈。
魏晉時期士人中間興起了一股“自然”之風，這種對“自然”的重視，在孝道上則體現出順情而動，忽視禮法的態度。魏晉名士在玄學中發現了自己的真情，他們自命風流，當現實中的“禮”和他們所倡導的禮發生衝突的時候，往往會選擇“情”。
在《世說新語》中的“生孝死孝”在孝親的表達方式上有所不同，就可以看出魏晉越禮重情的特點。
魏晉時期是士人自我意識覺醒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孝道受到了士人自我意識覺醒的影響。魏晉士人的孝道思想中透露著越禮重情的特點，注重孝的自由表達，不受禮儀拘束。這與魏晉時期的社會現實有關，士人普遍注重家族門第。
因此孝道在得到了特別的重視，魏晉玄學倡導的自然之風使士人們逐漸擺脫了名教的束縛，弘揚隨情而動，孝道中的孝之情就佔據了首位，這也能解釋出王戎的“死孝”更受大眾的同情，而對和嶠的“生孝”沒有太多的同情了。
四、如何看待魏晉士人的越禮重情
孝是自然與自然矛盾的調和的產物。魏晉士人的孝道思想中注重孝道的表達，這個魏晉時期的社會狀況息息相關，注重孝道的表達，有利於構建良好的家庭秩序。魏晉以來士人對情與禮的抉擇也反映了人主體意識的覺醒，是名教與自然的較量。越禮重情也不為是一件好事。
參考文獻：
《世說新語》
《後漢書》
《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