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兩分鐘後，我就知道這電影麻煩了。”
這是華裔一位撰稿人在接受播客訪問時提到對新版《花木蘭》的第一印象。看完全片後，她在推特上寫道：“不要看木蘭。不要花一分錢。不要鼓勵迪士尼製作這樣的電影。觀影體驗完全是一場折磨，比我想像得要差得多。我又累又氣，徹底精疲力盡了。”
一夜之後，這條推特被轉發超過萬次，一躍成為推特上 #Mulan 話題的第一條。
經過數次延期，迪士尼真人版《花木蘭》終於於9月4日在迪士尼自家平臺 Disney+ 與觀眾見面，並於9月11日在中國院線公映。作為今年迪士尼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商業影片之一，重製版《花木蘭》的背後，不僅是1998年的經典動畫和2億美元的製作成本；時值影視工業因疫情停滯的2020年，現象級作品《花木蘭》，承載著迪士尼、好萊塢、院線乃至全球電影產業在新冠疫情中復甦的希望。
儘管一系列迪士尼重製版電影始終口碑平平，新版《花木蘭》卻達成了一項罕見的成就：讓人們跨越政治、地緣和價值光譜，一同對電影表示不滿。
可影片甫一面世，電影的口碑就遭遇了伏擊。
非亞裔的北美主流觀眾，對情節設置和人物刻畫表示失望。而華裔和搶先看到影片的中國觀眾，則聚焦於《花木蘭》“水土不服”的中國元素。儘管一系列迪士尼重製版電影始終口碑平平，新版《花木蘭》卻達成了一項罕見的成就：讓人們跨越政治、地緣和價值光譜，一同對電影表示不滿。
這似乎有些令人訝異。哪怕新冠肆虐，重製版《花木蘭》在表面上依然佔盡先機：電影資金雄厚，同檔期競爭稀少；既有1998年動畫為藍本，還有符合當下好萊塢潮流的全亞裔演員陣容；它不但有中美電影工業的全力支持，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情節，更是迪士尼早年公主故事裡最進步前衛的，精準迎合了當今全球文藝作品“女性覺醒”的風潮。
但人們對新版《花木蘭》的不滿，很快就體現在評分和影評上：爛番茄點評網上，雖然影評人給予成片75%的新鮮度，一週後觀眾評分卻已下沉至53%（1998年動畫版的大眾評分為85%）；在IMDB，電影評分跌至5.5分，離去年重製版《獅子王》（The Lion King）口碑平平的6.9分還相去甚遠；而豆瓣上，通過各種渠道搶先看到電影的網民更刷下如潮惡評，打出了4.9分——不但遠低於一週前在中國院線公映的諾蘭新作《信條》（Tenet），還輸給了2013年郭敬明執導的《小時代》（注：新片評分仍有波動）。惡評之下，《花木蘭》在中國內地的首日票房僅為5300萬元，不及《信條》的5700萬，更不及同期《八佰》1億4千萬首日票房的一半。
正如《The Verge》雜誌在《花木蘭》影評標題裡直言不諱地說的：“這是今年最華麗的失望。（Mulan is the year's most beautiful letdown.）”
作為“中國故事”：一定要符合中國史實嗎？
一言以蔽之，2016年開始籌拍的新版《花木蘭》，在好萊塢“亞洲熱”的風潮中，起個大早，趕了晚集。
最尖銳響亮的批評，首先來自北美亞裔與中國觀眾：新版《花木蘭》呈現了一個割裂而架空的遠方中國。
從推特、豆瓣等社交媒體上，像那位影評人一樣從影片開場就感到不適的觀眾並不在少數。電影開始數分鐘之內，片子就已建立了基本設定：武功天賦異稟的小女孩木蘭，擁有比旁人更強大的“氣”(Chi)，但花父告訴木蘭：“氣是給戰士的，不是給女兒的。”
這一設定，顯然與大多數華語世界觀眾對“氣”（Chi）的理解相去甚遠，反而更接近星球大戰裡“原力”（force）。電影沒有著墨髮掘解釋這個設定，卻寄望觀眾囫圇接受神秘的東方超能力“氣”——這對沒有中華文化背景的美國觀眾來說觀感影響不大，但對電影試圖討好的華人觀眾而言，設定則頗為尷尬。
電影中瀰漫東方主義氣息，並不僅在木蘭的“氣”：譬如宏觀的情節和人物設置上，木蘭的宿敵是鞏俐扮演的女巫（witch）仙娘，但“女巫”並非中國意象，有著強烈西方色彩；電影中對“家族榮耀”的呈現，依然服從於歐美白人對東方的遐想；生硬且反覆的西式中國風主題，直接影響了劇情的設置。
紐約時報記者 Kathy Tu 在 NPR 電臺討論時提到，“電影把‘家族榮耀’這個概念砸在我頭上，好像什麼都是關於榮耀忠誠真實。我不理解為什麼電影裡的花木蘭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電影沒能說服我。當木蘭換上女裝騎馬進入戰場時，我都沒明白髮生了什麼。”
電影細節上，不論作為有史可查的花木蘭歷史，還是架空奇幻的中國古代，也都禁不起推敲：北魏時期的木蘭家鄉，門前對聯的上聯“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出自近千年後元代的《西廂記》，下聯“願世間眷屬皆是有情人”則平仄不對。類似的尷尬還有木蘭的傳家至寶是一枚白色刻有鳳凰的紋章，中間工工整整刻有一個正楷的“孝”字，幾令人聯想到中國的殯儀用品。
這種水土不服令華人觀眾首先將批評指向新版《花木蘭》的核心製作團隊。導演 Niki Caro和四位編劇都是清一色白人，並無講述中國故事的經驗。因此儘管導演對《紐約時報》表示“我有一支軍隊般龐大的中國顧問”，也儘管電影確實大肆宣傳了全亞裔的演員陣容和聘請了土生土長的中國影星，但上述劇中尷尬，卻不免令人懷疑影片製作過程中“中國聲音”是否受到足夠重視。
從藝術與現實關係上看，《花木蘭》並非不能架空拍攝，影視作品裡的歷史呈現也無需極盡真實，畢竟連《木蘭辭》本身都沒提及木蘭的姓氏，花姓乃後人託作，而不論古今中外，每個版本的花木蘭故事也都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編。但問題在於，有技巧地改編歷史，反需要主創團隊對中國認識更為深刻，才能令想像力與文本和諧相處，而非不斷讓觀眾出戏——這也是改編的重要法則：知道規則在哪裡，才能最好地打破它。
甚至連迪士尼自己，也並非不明白這個道理。就在《花木蘭》上映之前，迪士尼最大的少數族裔項目是《尋夢環遊記》（Coco）。作品不僅有大量拉美裔卡斯，也招募了大量拉美裔主創，製作出了一個符合拉美裔觀眾文化背景的亡靈國度，在世界贏得口碑滿堂彩，票房亦大獲成功。
如果1998年的木蘭還可以單憑自己的亞洲身份吸引到亞裔和國人，2020年全白人核心班底的《花木蘭》，已經無法光靠舶來的“中國故事”和國產演員來贏得口碑了。
但這種對文化透徹而有機的改編，並未出現在迪士尼的中國故事裡。講述這個問題最犀利的，是電影人 SueAnn Shia 發表的看法：
“就像一幫一年級東亞研究系的白人學生，拿了兩億美元預算來給做自己的期末報告。他們懂的東西，剛好夠讓他們惹上大麻煩，卻又根本不夠讓他們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錯。”
在中國本土，這些錯誤帶來的反彈，被年輕觀眾的意識覺醒進一步加深了。在豆瓣，引述薩義德“東方主義”的影評被點贊推到了首頁。部分年輕觀眾和網民在近年來的熱點裡，早已諳熟歐美進步思潮對“東方主義”和“後殖民文化”的反思話語。早在兩年以前，杜嘉班納（D&G）廣告就因為“東方主義審美”在網上掀起軒然大波，導致品牌幾乎失去整個中國市場。再對比起過去數年間更接地氣的《大聖歸來》、《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流浪地球》，新版《花木蘭》的不倫不類，正為中國觀眾提供了完美的標靶。
人們期待的落差，甚至因為《花木蘭》對中國市場的重視，被進一步放大。《花木蘭》畢竟不是亞裔移民寫給自己的《摘金奇緣》，迪士尼在輿論槍林彈雨中定角劉亦菲，取景新疆，都放眼中國巨大的電影市場。但最終講出的故事，卻不符合許多華人的胃口。
一言以蔽之，2016年開始籌拍的新版《花木蘭》，在好萊塢“亞洲熱”的風潮中，起個大早，趕了晚集。中美觀眾對於中國故事的追求，在幾年之間完成了從“代表”（representation）到“能動性”（agency）的轉變。如果1998年的木蘭還可以單憑自己的亞洲身份吸引到亞裔和國人，2020年全白人核心班底的《花木蘭》，已經無法光靠舶來的“中國故事”和國產演員來贏得口碑了。
作為“迪士尼故事”：女性力量這種橋段過於老派了
人物發展的缺乏，甚至被保守派影評人視為“政治正確”的癥結之一。這被認為是自由派迪士尼向進步主義服軟，為女性強行賦能的結果。
即便拋開錯漏百出的“中國元素”，《花木蘭》作為一部“真人重製版”迪士尼動畫，也遭遇了不少的批評。
問題的根源，要從迪士尼宏大的改編計劃說起。
1990年代，創始人離世、消沉許久的迪士尼公司借鑑歐美音樂劇的風格，找到了動畫電影的新模式，推出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動畫作品，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小美人魚》，《泰山》，和1998年的《花木蘭》。這段後來被稱為“迪士尼文藝復興”的時期，鞏固了迪士尼以知識產權為核心的商業模式：院線公映電影，熱潮褪去後租售錄影帶取得第二波收益，作品衍生出的文化產品，最終以發售周邊和主題公園來創造持久的利潤。
這一模式需要不斷輸出IP，贏得更多的擁躉。也正因為此，過去十年間，迪士尼啟動了雄大的經典重製計劃來吸引更多年輕粉絲。從2010年的《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開始，隨之而來還有《黑魔後》（Maleficient），《灰姑娘》（Cinderella），《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阿拉丁》（Aladdin）和去年上映的《獅子王》（The Lion King）。
耳熟能詳的故事加上明星和巨資，這一策略看似穩操勝券，但在操作上卻面臨挑戰：載歌載舞的動畫片改編成真人和CGI為主的電影，把90分鐘電影加長到兩小時。這增加了製作難度：視覺媒介的改變讓影片呈現更貼近現實，但也使電影在調性、風格和敘事方式上都做出調整。迄今為止，儘管一系列的重製版電影獲得豐厚票房，口碑評分卻都不及舊版。
真人版《花木蘭》也不免落入這一陷阱。公映前，重製版在故事上的調整已經遭遇了不少爭議：電影刪除了98年動畫版的歌曲，選取了相對陰沉晦暗的故事基調，刪除了受歡迎的角色，卡通龍“木須”，僅保留了原作的故事骨架。單從審美角度，這些選擇並不能影響電影的成敗。但新版木蘭遭到的不少詬病，恰在於真人版電影作出的調整。
缺乏人物發展是新版電影受到詬病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動畫版花木蘭把大部分人物性格的發展，融入了歌曲之中。木蘭替父從軍的內心糾結，有經典曲目《Reflection》（迪士尼音樂劇裡，這隻曲目在結構上稱為“I want song”，主角直抒胸臆唱出自己的人物動機）。木蘭和她的戰友從笨拙的菜鳥新兵到智勇雙全的戰士，有《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一步步講述全程。
但在刪除了98年的音樂與幽默，又增長了半個小時之後，電影中的人物並沒有更為豐滿。滾石雜誌影評人 K. Austin Collins 認為劇本“平淡”、“拖沓”、“過分簡化”。影評人寫道，“電影太過分強調自己宏大而無趣的主題，反而自殘式地把精彩的戰爭和法術多多少少邊緣化了。”
人物發展的缺乏，甚至被保守派影評人視為“政治正確”的癥結之一。影評人 Armond White 在保守派媒體 National Review 中寫道，“女性力量”這個橋段已經太老派了。早年木蘭努力的橋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孩提時期就能飛簷走壁拯救動物的小姑娘。這被認為是自由派迪士尼向進步主義服軟，為女性強行賦能的結果。
作為“女性故事”：你們以為“孝”就是“愛”？
畢竟對西方觀眾而言，電影中的“孝”字並沒有什麼特殊含義，只是迪士尼動畫和好萊塢電影慣用的閤家歡主題昇華，表達對家庭的愛、奉獻和責任。
而在價值光譜的另一端，許多關注女權的觀眾，也對新版《花木蘭》的情節設置表示不滿。一個自幼身懷絕“氣”，在戰場除掉盔甲披散頭髮就有如神助的木蘭，改變了故事的內核，從代父從軍的女性故事，變成了深藏不露的超級英雄故事。
此外，新版《花木蘭》把“孝”這一價值，生硬翻譯為“對家庭的投入（devotion to family）”，並把“孝”在劇情核心價值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電影裡花家不僅有一個刻著“孝”字的家傳玉璧，木蘭失而復得的寶劍，除了家族傳承的“忠”“勇”“真”之外，又在寶劍背面御賜了一個“孝”字，是為影片的價值昇華所在。
西方主創顯然對“孝”這一多面的價值缺乏基本的理解，或並不在意潛藏在細節裡的保守元素。畢竟對西方觀眾而言，電影中的“孝”字並沒有什麼特殊含義，只是迪士尼動畫和好萊塢電影慣用的閤家歡主題昇華，表達對家庭的愛、奉獻和責任。“Devotion to family”幾乎在所有迪士尼動畫裡都有所體現，譬如《冰雪奇緣》（Frozen）裡的姐妹情深，和《尋夢環遊記》裡的深情追思。
但事實上，“孝”做為傳統價值，在中國文化中有其特定的含義和語境，它更是羈絆木蘭的中華文化沉痾之一——木蘭拒絕婚配，違抗父命，都難以在傳統標尺下看作孝行。更何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也是壓在木蘭和花父身上的枷鎖。
隨著近年國內以“孝”為理論基礎之一的“女德”班死灰復燃，這一傳統價值被賦予了更多的負面色彩。花木蘭的故事放在當下，本是探討女性在中式“孝義”中尋找自我的大好機會，但影片卻沒有對“孝”進行任何反思，口號式的全盤餵給觀眾。在沒有足夠情節的支持下，生硬地宣傳“孝”在不少中國觀眾中引發了不適，甚至在預告片甫推出就在社交媒體引發了反彈，批評其封建迂腐。
但這些文化背景，顯然並沒有進入西方主創的視線裡。
兩國關係尾聲：核心困境
新版《花木蘭》的導演 Niki Caro 曾在受訪時表示，“儘管這是個重要的中國故事，中國歷史文化非常重要，但這部電影還有另外一層：迪士尼文化。不論誰是導演，需要同時處理好兩者。這就是他們選擇我的原因。”
Niki的回答，恰點明瞭新版《花木蘭》的核心困境。迪士尼的中國故事，醞釀於上個時代的中美關係的尾聲——那時，外資能在妥協沉默下得到巨大的增量市場，而進口電影仍可用“美國”光環裝點東方主義故事。但2020年公映的《花木蘭》，卻陰錯陽差慢了一拍，出現在一個全新的時代：少數族裔講自己的故事成為新的風潮；電影試圖討好各個群體，又要迎合審查，最終令政治光譜上的各色觀眾，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一款批評：
華人觀眾能看到美國中心的傲慢，非華人觀眾能看到重製電影的貧瘠，保守派觀眾能看到蒼白的政治正確，自由派觀眾能看到迂腐的忠孝仁義，迪士尼的動畫作品，往往因為表現人性共情之處而在世界各地收穫觀眾。但生於亂世的《花木蘭》，在愈發緊張的國際矛盾下，卻似乎難堪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