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 陳歆耕
一
人的思想、觀念總是很難超越歷史的侷限，即便偉大如魯迅也難免。諸如他對中醫的看法，就顯然太過於偏激了，誤導了很多後人。因此，如果我們以為人一"偉大"，他說的每句話都是真理，並奉為圭臬，恐怕會帶來很不好的後果，乃至成為笑柄的。
庚子鼠年伊始，一場幾乎突襲而來的冠狀病毒病，"折騰"得全中國乃至世界都不得安寧。遭罪的是染毒者，最辛苦的是那些超負荷診療病人的醫護人員。
其中一位武漢民間郎中的境遇，也格外牽動世人的目光。因寫此文時，此劇尚在持續播演中，此前的劇情人人皆知，此後的走向難以料測，無須在這裡贅述。也非本文主旨。但由此事牽出的另一個話題，倒是值得思考和探究：那就是西醫和中醫在當下中國的不同境遇。毋庸說，歷經近百年的西風東漸，西醫在當下中國已經擁有了強大的資源，中醫幾乎被擠壓在一個逼窄的角落裡苟延殘喘。再加上近年來中藥材因生態惡化而帶來的質量問題，給中醫這門中國古老的傳統醫學又撒了一層霜。
關於西醫、中醫孰優孰劣，從新媒體上讀到很多文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下非醫界中人，自然只有"吃瓜"的份。憑常識判斷，可以說：西醫治癒了很多病人，也治死了很多病人；中醫治癒了很多病人，也治死了很多病人。西醫也好，中醫也好，都不是萬能的。再高明的醫生（包括中西醫），都不可能讓人長生不死。如果秦始皇真的找到了這類仙丹神藥，一直統治著這片土地，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慄。人類一個很難根除的思維誤區是：把生命、健康的未來，都寄託於醫術的發展上。
回到正題上來。前日在與一位文友因那位武漢郎中的境遇而交流對中醫的看法時，他談到了魯迅對中醫的過激之言，認為魯迅全盤否定、詆譭中醫是毫無道理的。文友的外公就是當地很有名望的中醫。由此引發我對魯迅先生中醫觀探究的興趣。我想探究的是，魯迅的中醫觀是如何形成的？今天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他的中醫觀？
魯迅
二
魯迅的中醫觀，最具代表性的是《 自序》中的一段話："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這就等於把中醫一棍子打死。"騙子"一詞，也成了人們用來罵某些中醫，尤其是民間郎中的一個"廣譜"用語。雖然這並非皆與魯迅的"罵"直接關聯。
1926年，梁啟超因血尿被協和醫院誤診誤割一側腎臟後，曾引發軒然大波，因此而掀起一場中、西醫之爭的筆仗，捲入其中的有魯迅、徐志摩、陳西瀅等大名人。先是陳西瀅發文，在《盡信醫不如無醫》中指責西醫："我疑心就是西洋醫學也還在幼稚的時期，同中醫相比，也許百步和五十步的差異"，認為"有些病中醫治要比西醫好。"原本對西醫持絕對肯定態度的徐志摩，也調整了對西醫的態度，撰文支持陳西瀅，"我們對於協和的信仰，至少我個人的，多少不免有修正的必要了。"魯迅則在《馬上日記》中反駁陳、徐的觀點，表達對中醫的看法："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之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裡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忠告過Ｇ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那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轟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筆者在重讀魯迅的有關文章，以及他死後他人的一些回憶文章後發現，魯迅之所以對中醫如此痛恨，來自於兩個因素：
一是童年時對父親治病經歷的記憶。在《自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當地有名的中醫，這麼奇特的藥方，終於還是未能治好父親的病，眼睜睜看著父親死去而回天無力，這記憶必然是痛苦而錐心的。在《父親的病》中，魯迅對給父親治病的當地名醫，印象也非常不佳：開價不低，"闊得不耐煩"；所開藥方中有"蟋蟀一對"，旁註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的資格也喪失了。""還有一種特別的藥丸：'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等到各種奇方用畢，仍不見效，醫生開始尋找無可把握的病因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因了童年記憶中對中醫的不佳印象，待到一部日本漢醫名家湯本求真的《皇漢醫學》譯本在中國推出時，魯迅先生便大加撻伐："我們'皇漢'人實在有些怪脾氣的：外國人論及我們缺點的不欲聞，說好處就相信，講科學者不大提，有幾個說神見鬼的便紹介。""這是'四千餘年古國古'的人民的'收賣廢銅爛鐵'脾氣……"魯迅先生自然不會費閒工夫去研讀這位日本漢醫著作再來批評，只是看到《新聞報》上刊登的中華書局的一則新書預告，便開"罵"了。想想，如果今人這樣做批評，大概免不了要被無數人"圍毆"的。
梁啟超
三
魯迅先生中醫觀形成的第二個因素，那就是特殊的歷史氛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個關鍵詞是"科技"與"民主"，而這兩樣東西都是要從西方拿來的。被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大門的中華帝國，經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到借鑑西方制度設計和價值理念的新文化運動，其主流思想風氣是拋棄"國粹"，張開懷抱，向西方學習一切先進的科技和政治、文學理念。新文化運動的主帥之一胡適，是主張"全盤西化"的，而魯迅也是主張"拿來主義"的。魯迅去日本學習西醫，是因為"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後棄醫從文，也並非是因為西醫不好，而是覺得面對精神麻木的"看客"，手術刀的作用有限，需要通過新文學發出思想啟蒙的"吶喊"，改變國民的精神人格。因此，在當時的新潮派人士眼中，與中國傳統文化密切關聯的中醫同樣受到鄙視與批判。魯迅晚年患病，長期依賴一位日本醫生的診治，在臨終前也還是這位醫生在負責診治。馮雪峰迴憶錄稱，他和潘漢年曾研究，想通過宋慶齡聘請更好的醫生來診治。魯迅的病情反反覆覆，那天晚上轉為劇烈，身邊的人都很焦急，如果日本醫生說"病人很危險，我沒有更好的辦法了，還是另請高明吧"，可能大家就會緊急考慮請別的醫生。但日本醫生說了一句含混的話："只要能夠過得了這個晚上，就可以有轉機。"遺憾的是，魯迅先生終於還是未能熬過這一夜，享年僅５6歲。一代文豪在他創作力最旺盛之年與世長辭。為魯迅診病的醫生當然是西醫，而非漢醫。設想一下，如果魯迅能夠接受多種診療方案，請更好的醫生——包括中、西醫來治療，也許可以多活很多年，他的《全集》大概會增加厚厚好幾部吧！但是將中醫譏諷為"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的魯迅，是斷然不會讓"騙子"來為自己診病的。
這也不奇怪，那時代的風氣使然。梁啟超被西醫手術刀誤割腎臟，但他不覺得西醫有什麼不妥，也不會幡然醒悟，曾經維續了華夏民族幾千年生命的中醫有什麼"偉大"之處。梁啟超"血尿"案，是民國時期引發全社會關注的重大事件，至今圍繞其中的某些疑點仍爭論不休。梁先生是有名的工作狂，在血尿症狀相當嚴重時，才在友人勸說下尋求診治。先去了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院方說不出明確的診斷結果，於是住進北京協和醫院。醫生經過Ｘ光透視檢查，發現他的右腎有小黑點，疑為腎瘤，便實施了切割手術。結果右腎切除後，尿血的病症並未根除。醫生懷疑與牙有關，又先後拔掉了七顆牙。可以想象，梁先生經歷怎樣的痛苦。綜合後人的各種研究文獻看，割掉右腎是一個不當的醫療事故，大概是無疑的。因切出來的腎臟並未發現有何異常病灶，而手術也未能治癒尿血的病症。人們根據梁啟超時斷時續的尿血癥狀分析，患慢性腎炎的可能性更大。當協和醫院陷入輿論的風暴中、而又保持緘默時，梁啟超不得不在《晨報》刊文，感謝協和醫院對他的精心診治，並呼籲"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胡適
四
今日反觀上世紀梁啟超和魯迅所處的時代，應該可以更為客觀地審視兩種不同醫學各自的利弊。我們既不能因中醫未能醫治好魯迅父親的病，就認同他說的中醫是"有意的和無意的騙子"；也不能因為梁啟超被誤割了腎，就認為西醫的手術刀"有意無意"成了殺人的"兇器"。豈可因個別和少數的案例，就對某個學科做整體上的否定，這樣的判斷肯定是不科學的。兩種不同的醫學，根植於不同的哲學、文化土壤，都為人類戰勝疾病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何融合中西醫的發展，為人類與疾病、瘟疫抗爭，提供更多的有效手段，是一道永恆的課題。
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對中醫的態度，相對比較溫和。雖然他力主引進西方醫學科技手段，但也不完全排斥中醫。他在北大講課的哲學講義中認為，中醫依託陰陽五行的哲學理念，形成了自己的學說體系。在對待疾病的態度上，實用主義哲學態度幫了他的忙，"帆船太慢了，那就換一條汽船"。１９２０年，胡適感到身體不適，一用腦就腳底痛。是什麼病，他的西醫朋友有不同說法。去協和醫院診治，專家認為：病已不可治，但盡人事而已。朋友勸他看中醫，雖然從"面子"說，力倡西學的主將，忽然去求中醫看病，豈不是自抽耳光？但救命要緊，胡適還是答應了。給他診病的是北京著名的中醫陸仲安，時間不長，他被西醫判為"絕症"的病，居然被陸仲安灌中藥湯"灌"好了。因此，他很高興地在陸先生所藏林琴南繪《秋室研經圖》上題詞：
林琴南先生的文學見解，我是不能完全贊同的。但我對陸仲安先生的佩服與感謝，卻完全和林先生一樣。 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他們用的藥，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先生診看，陸先生也曾用過黃芪十兩，黨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 去年，幼漁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腫至肚腹以上，西醫已束手無法。後來頭面都腫，兩眼幾不能睜開，他家裡才去請陸先生去看，陸先生以參芪為主，逐漸增到參芪各十兩，別的各味分量也不輕。不多日，腫漸消減，便溺裡的蛋白質也沒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頗引起西醫的注意。現在已有人想把黃芪化驗出來，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些什麼？何以有這麼大的功效？如果化驗的結果，能使世界的醫學者漸漸瞭解中國醫藥學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 我看了林先生這幅《秋室研經圖》，心裡想象將來的無數《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驗室裡，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裡做化學的分析，鍋子裡煮的中國藥，桌子上翻開《本草》、《千金方》、《外臺秘要》一類的古醫書。
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
胡適理想中的《實驗室研經圖》願景，大約等同於今天我們所說的中西醫結合吧！
本文對魯迅的中醫觀作一點梳理，意在希望更多的人能理智地看待魯迅對中醫的偏激之言，使得這門古老的東方醫學後繼有人，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