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魏晉時期書法教育的特點頭條網

2021-05-06 00:58:10 佚名

宋白娟 /文

摘　要：魏晉時期的書法藝術在我國書法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時期取得的輝煌成就和對後世的影響被世人稱為“書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由於漢魏時期封建帝王、貴族和士大夫對書法的喜好，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和古代書法教育基本形態的建立。文人雅士間的書法品鑑經過不斷地衍化，形成了書法教育的源流。官私結合的書法教育模式，構成了魏晉時期書法教育的主體形態。此外，經典的書法範本、書學理論的發展和書寫工具的改善均對魏晉時期的書法教育起到了積極地推動作用。魏晉時期書法美學思想的高度發達，時代的審美風尚也直接影響到書法的教育和傳承，進而形成了“簡約玄澹、超然絕俗”的一代魏晉書風。

關鍵詞：書法品鑑；官學；私學；書學理論

從公元220 年魏文帝曹丕稱帝至公元420 年東晉司馬氏政權被劉宋政權取代，史稱魏晉時期。這個時期既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代，又是一個思想和藝術較為繁榮的時代。在該時期，飽受戰亂之苦的人們更加渴望心靈的安頓，由此也迸發出了對文化創造的熱情。從曹魏時期開始，人們對文學藝術的關注便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宣和書譜》稱魏文帝曹丕“善飛白書，時於宮中戲為之”，晉武帝司馬炎“喜作字，於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爽之氣”。由此可見，從魏武帝開始，帝王也介入書法的學習和創造中。此外，一些達官顯要和士大夫對書法的喜愛程度不斷提升，並將書法從社會底層的簡單勞作，演變成了一門高雅的技藝，這也為中國古代書法教育基本形態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魏晉時期是中國古代書法教育基本形態初步建立和逐漸完善的時期。本文將從以下五方面分析魏晉時期書法教育的基本特點。

一、人品書品藻鑑相扇的士族書法教育形態，形成了魏晉書法教育的源流

魏晉時期，文人雅士，風流絕代。山林之間，雅尚清談，好品藻，弄尺牘，有書名者眾多，或是父子師友，或是姻親故舊，尺牘珍重，高自標舉，品藻相扇，相互砥礪，突出代表了士族書法藝術教育的特點，正是在這種顯赫風流、雅尚競爽的文化氛圍裡，以人文為宗，於品藻賞譽、書箋往還之間，建立起了獨標韻致的書品，形成了士族書法教育形態。他們以先哲時賢為楷模，師承正宗，視“法”如不見，品書如品人，經過不斷衍化，形成書法教育的源流，開啟了後世文人書畫藝術教育的先聲，這是中國書畫藝術教育基本人文品格標準的初步確立，也是中國古代美術教育基本形態建立的文化本質要求，其根本性質，即於營建書品的過程中完成教育的過程。

二、官私結合的書法教育模式，構成了魏晉時期書法教育的主體形態

（一）官方設立專門的書法教學機構漢末以來，帝王及貴族、士大夫重書、好書的雅好，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為官方書學機構的設置奠定了基礎。《晉書·荀勖傳》記載： “勖領秘書監，立書博士，置子弟教習，以鍾、胡為法。”這是在中國古代書法教育史上，以書法藝術教育為主要目的的國家教學機構初設記錄。“書博士”的設立，標誌著官方書法教育機構的正式建立，也是漢代黃門畫工、尚方畫工以及鴻都課試書篆等官方活動衍化出的官方美術教育制度化職能的進一步深化。

西晉官方書學機構的設立，由秘書監荀勖主持，“立書博士，置子弟教習，以鍾、胡為法”。所謂“以鍾、胡為法”，鍾即鍾繇，胡者胡昭，皆為前朝魏時書法名家。南朝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雲：“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其中，“傳秘書教小學”的“章程書”與當時書學教育的關係最為密切。

由西晉設立官方書學機構的概況可瞭解如下內容。其一，設置基本完備。主管機構為秘書監，由書、畫並有時譽的荀勖職掌，博學工書的張華亦參與其事。教授官為“書博士”，以前朝書名最著的鐘繇、胡昭書法為師範，指導專置的子弟即學生進行教習。其二，教習的書體以鍾、胡最善的楷書正體為主，或兼涉行書。荀與鍾、衚衕郡，師承關係密切，有很高的書法藝術水平，其書法教育的藝術品流方向明確。其三，從張華所云“與荀勖共整理記籍，立書博士”，以及羊欣所云“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的記載來看，教習過程亦可能同時涉及古籍整理等學術內容，甚至包括抄錄《急就篇（章）》一類教本。唐人顏師古以及宋太宗都有鍾繇書《急就章》的鑑藏，記錄書法藝術教育的要求和制度。官方書學機構有基本完備的也可能兼涉“保氏教國子以書”的傳統書法普及教育職能，其制度雖然在隋唐以前沒有特別的發展，但它的初設，對中國古代美術教育的歷史發展尤為重要。

（二）私學即是以書法家學為主的書法教育師承形式魏晉時期，在門閥世族社會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世族書法家學，與官方“立書博士”的書法教學機構制度相比，其屬於私學。以家學為主的書法教育師承形式，可以上溯至秦漢，如張芝、張昶兄弟相學，蔡邕、文姬父女相授。魏晉時期，先有鍾繇、鍾會父子師法，繼而演變為書法世家。社會生活方面，魏晉以來突出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的門閥世族結構，造就了士族階層的書法家學和特殊的士族書法藝術教育源流，在中國古代美術教育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些士族位高勢重，名望顯赫，或太傅、司徒如鍾氏父子，或職任尚書檯如衛瓘、索靖，或“文章蓋世”如陸機，在朝中、在士林，俱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南朝蕭梁袁昂《古今書評》已有定評。郗、庾、謝、王四氏為書法世家，但師法並不固守家門。如郗愔師衛氏，庾翼師張芝，謝安師王羲之，王廙師張芝、衛瓘，王羲之先師衛夫人、王廙，後師張芝、鍾繇，王獻之“幼學於父，次習於張”。或信而好古，上追前哲，或從善入流，取法時俊，都以宗正為要。

總之，每個士族書法世家都是一個群體，帶有不同程度的集體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愛好書法，他們彼此影響，互相促進，創作了許多經典的書法作品。從歷史來看，都是幾代人上下承接，連綿不斷，每一代都有人在書法上取得傑出成就。這些書法世家之間彼此取長補短，差異逐漸縮小，共同促進了書法藝術和教育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士族家學和官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有半官方性質。因此，也可以說，半官半私、官私結合的書法教育模式共同構成了魏晉時期書法藝術教育的主體形態。

三、經典的書法範本及書學理論的發展對魏晉時期的書法教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書法範本方面由於魏晉時期離漢魏不遠，張（張芝）、鍾（鍾繇）、衛（衛瓘）、索（索靖）的書跡尚有遺存，士族勢大財雄，裁鑑又高，羅致非難，因此，前賢筆墨真跡，遂為學書範本。如庾翼渡江前有張芝章草十紙，王導有鍾繇《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王羲之處……

（二）書學理論方面在漢魏六朝以前，中國沒有專門系統的文藝理論和美學，只有一些零星片斷的美學思想散見於先秦諸子著作中，如書學上的“骨”論、“勢”論、“古質今妍”說、“意在筆先”說、“天然功夫”說、“形神”觀、自然觀、中庸觀等。迄至魏晉時期的書論，開始自覺地用言、意理論來闡發書法的特徵，比如，成公綏《隸書體》一文提出“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有意曉”。隸書雖以端凝方正為特徵，但也須傳達出其中的“意”。至於草書，更是講究意的神巧，如索靖《草書狀》雲：“蝌蚪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滋生。”而這種意蘊，是言詞所難以傳達的。入晉以後，衛恆《四體書勢》和衛夫人《筆陣圖》，是魏晉時期內容比較詳備的書法理論著作，一重書體源流特徵，一重用筆法式，均屬中國書法理論初建時期的重要文獻。其中，《筆陣圖》流佈尤廣，多被後世書法教學引為經典。《筆陣圖》一文議論精省，“筆陣”（筆畫）歸納準確，法理相通，此文在其家族內流傳，則為其書法家學教育綱領和教學法則。公之於眾，“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則為書法教師之典則和習書生徒之門徑，是具有綱要性的重要書法教育文獻。

四、書寫工具的改善為書法的修習和傳授提供了重要條件

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世稱“蔡侯紙”，紙的大量生產和廣泛應用，代替了竹木簡和縑帛。新疆和甘肅敦煌藏經洞發現大量經卷和殘紙，其時代多在魏晉，說明當時紙的運用已經非常普遍。這一時期，筆的製作也有很大改進。賈思勰《齊民要術》中記載了魏國韋誕的制筆方法。他選用兔毫和羊青毛，使其軟硬相輔，用起來更為得心應手。東晉時，筆有“鼠須”“雞距”等類。除筆、紙外，硯和墨的製作技術也有了長足進步，晉代的文房四寶，已相當精良，這也為書法藝術的修習、傳授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正所謂“尺牘之跡，動為楷模”，即士族、名士之間，書箋翰墨，雅相往還，名家書函手跡，於賞玩之間，成為士族名流取法時賢的書法模範。因此，書寫工具的改善，不僅拓寬了書法家的創造天地，而且也對書法的普及和繁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書法美學思想影響魏晉時期的書法教育

魏晉時期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屬於一個動盪不安但思想高度自由的歷史時期。由於這種特殊的時代特徵和儒道佛玄等哲學風尚的浸潤，形成了包括書法美學思想在內的高度發達的學術思想。魏晉文人追求恬淡玄遠、清新自然的思想境界，所以，體現在作品中便是：飄逸、瀟散、簡遠、超逸、恬淡、平和、自然、蘊藉……這種無限超越世俗而趨向自由、生動、妙趣盎然的藝術風格，成為古典美學的典範，瀰漫於整個時代，形成了時代的審美風尚，同時，也影響到這一時期的書法教育。基於這樣的接受主體和接受環境，魏晉書法家在自身的內在精神和風度氣質上，儘量使自己與時代的審美風尚相一致，講究作品的“氣韻”和“風神”。因此，這時的書法教育順應了這種審美風尚，並得到審美主體的接受和認同，經過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簡約玄澹、超然絕俗”的一代魏晉書風。綜上，魏晉時期書法教育的主體形態是官私結合的書法教育模式，是書法品鑑活動的不斷衍化，形成了其發展源流。經典的書法範本、書學理論的發展和書寫工具的改善均對魏晉時期的書法教育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一時期，書法美學思想的高度發達、時代的審美風尚也直接影響到書法的教育和傳承，進而形成了“簡約玄澹、超然絕俗”的一代魏晉書風。縱觀中國古代書法教育史不難發現，魏晉時期的書法教育不僅是秦代的“書同文” 及漢代黃門畫工、尚方畫工以及鴻都課試書篆等官方活動衍化出的官方美術教育制度化職能的進一步深化，也為隋唐時期完備書法教育體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對後世書法的傳承和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