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朱之文前兩天因為家門被踹上了熱搜，引得一眾議論。
有人說，大衣哥朱之文太善良，過於縱容村民，這才引得別人放肆；
有人說，大衣哥朱之文很精明，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誰說不是他“半推半就”呢？
有人說，村裡人太刁鑽，人家大衣哥沒膨脹，你們倒是都膨脹了。
這幾天關於大衣哥的新聞，網上炒得沸沸揚揚。
這不，有關部門已經出手了。踹門的兩人被抓了，拘留10日；跟拍的“粉絲們”全被攆走，封村封路，還派了三名志願者前去大衣哥門前“放哨”，名曰保護；去村裡建遊樂設施的商家被趕走，設施全被拆除。
更硬核的是網上幾十個“朱之文”大V號全被封號處理。
這下，大衣哥朱之文真的是“清淨”了。可是一直以來，筆者心裡都犯嘀咕，“李鬼”們固然可氣，大多是為“財”而來，蹭流量，蹭知名度，蹭熱度，但是大衣哥朱之文怕是智謀更高一籌吧？
據網上媒體報道，大衣哥朱之文在面對前來實地探訪的媒體記者，都稱自己15年來一直只用一個諾基亞老年機，根本下載不了微博，更發不了微博。聽到他這樣說，我馬上懷疑真實性，因為既然你沒用過智能機，怎麼知道微博需要下載呢？
果不其然！
有記者爆出之前採訪過他的細節。
“和朱之文的見面發生在去年10月。進入他家的客廳，我們在沙發上坐定。近30個手機鏡頭指向我們，他看我注意到了他手裡的那部諾基亞，開始自言自語：“這部手機用了很久，十幾年就用這一部手機，夠用、耐用就行，沒必要花錢買那些智能手機，我到現在都沒有微信。”
“他說謊了。見面的第二天，他去鎮上買搭建葡萄架所用的鋼材，擔心老闆娘不給他找零，不願意用現金。他從黑色夾克的內裡，掏出了一部金色的蘋果手機。掃碼，付款，再默默塞了回去。”
“再次見到那部蘋果，是在一場飯局以後。我們乘車回到朱樓村，車程漫長，他將整個身子蜷在車座裡，用那部手機看起了短視頻。”
這就解釋了我的疑惑，一個常年需要商演的歌手，再土，畢竟身份擺在那兒，接觸的自然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別人都用智能機，你難道不會用？
大衣哥這種“半推半就”的小心思，真是為自己不僅省了一大筆的宣傳費、包裝費，還給自己成功打造了一個“老好人”“老實人”“受害者”“受氣包”的弱者形象，而公眾自古以來對於弱者總是給予更多的扶持、包容，對於強者總是給予打壓、呵斥。這或許也是大衣哥火了這麼多年的原因吧。
縱觀大衣哥的成名之路，小時候家窮喜歡唱歌，之後在一個朋友婚禮上被邀請合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2011年參加山東《大明星》海選被於文華看中，之後於文華帶領《星光大道》導演自費看望了朱之文。之後朱之文在《星光大道》中奪冠，並參加了春晚，經過自己的努力，加上“伯樂”老師的力捧，全國爆紅。之後也拜了蔣大為為老師，學習專業的歌曲知識，但是之後有媒體曝出，蔣大為公開稱不認朱之文這個學生，嫌朱之文過度曝光自己，不是農民歌唱家，而是會唱歌的農民。
“稱自己是歌唱家，那就意味著你專職乾唱歌的，朱之文專職幹農業，又不是歌手，只能說是個會唱歌的農民。”
而對於外界一直認為的大衣哥朱之文善良老實，“逆來順受”，大衣哥的朋友袁長標道出了其中關竅。
“他為什麼不去城市裡住？因為沒有朱樓村，他就死定了。”
在袁長標看來，朱之文其實是一個聰明人。“這麼久了，為什麼就他還能這麼火？因為他懂營銷啊。”他發現，去年短視頻火了以後，朱之文開始有意識地迎合村民拍視頻。“一件事他要分成好幾件去做，比如要搭個葡萄架，他都能分成好幾天去完成，這樣大家才有東西拍嘛。”他把朱之文的這些舉動稱為“埋伏筆”：朱之文會在前一天隱晦地提醒村民，明天他打算要做的事，村民一聽，第二天一定又來拍。這是屬於他們的默契。
袁長標回憶，有一回朱之文家裡來了兩個記者，正聊得盡興，他忽然一言不發地走出了門。他回來時，腋下多了兩捆東西，是從村裡的小賣部買來的紙錢。他說他想媽媽了，要給媽媽燒些紙錢。記者一聽，立馬扛著攝像機就跟去了，拍視頻的人也興奮了起來。
“那天不是他媽媽的忌日，也不是清明節，他說要去給媽媽燒紙錢，這不是故意的嗎？”袁長標說，“短視頻讓他又火了一把，他應該感謝這些村民。”
這也隱晦地解釋了，為什麼記者去朱之文村裡採訪村民對他的看法，村民們都說“他錢多的花不完。”“想讓我感謝他，至少每人買輛小轎車，給一萬塊錢。”
這世上哪有天生的壞人，天生的刁鑽呢？
這也是筆者在被網上有關大衣哥的新聞轟炸之後，瞬間非常想去朱樓村探探大衣哥朱之文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是非虛實到底是怎樣的原因。
商業固然需要流量、曝光度，更需要節省成本，藉助名人效應、知名度來推自己的產品，這也是繼明星之後，網紅產業迅速發展的原因。大衣哥紅也是其“精明”地藉助中國人對於農民的老實、厚道、本分、弱勢的刻板形象，加上出彩的歌唱才華，這才紅遍全國。他的商業價值自然毋庸置疑，但是兩頭通吃，當然不可能，這也是同村村民不買他帳的原因吧。作為歌手，常出作品才是根本，盡出“新聞”，人們慢慢也會不那麼關注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