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歷史學家一直認為商朝是中國第一個朝代，因為更早的夏朝並沒有考古學資料可以證明。
我覺得這種論斷太死板。就像外國人學做中餐一樣，將調料定量、時間精確到秒，完全get不到烹飪的樂趣。
有關夏朝的記載存在於很多史書資料中，雖然考古學還沒有發現夏朝存在的實證，但歷史的發展是有延續性的，商朝不可能脫離夏朝的鋪墊突然冒出來。
夏朝的存在就如同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一樣確定，只是我們還沒發現而已。真心期待隨著科技的進步、考古學的發展，我們能儘快挖掘出夏朝的文物古蹟。
不管怎樣，夏朝這篇揭過去了，本文說的是商朝的故事，一個非常特殊的朝代。
壹
商王朝延續了五百年，幾乎一直動盪不安，找不到適合自己的運行方式。
我分析出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表面原因。從三皇五帝開始，中華民族一直受天災困擾，不是洪水氾濫就是天下大旱，要麼蝗蟲蔽日遮天。作為農耕民族，當時生產力又不發達，只能任天災蹂躪，而商朝時天災特別多，黃河屢屢改道，百姓苦不堪言。
第二個是內在原因，政局極度不穩。這個怨不得別人，商朝的繼承製度很奇怪，除了“父子相傳”，“兄終弟及”也是重要的繼承方式，而“兄終弟及”的危害我之前分析過，這算是自作自受。
第三個原因很無奈，制度原因。奴隸制在商朝達到鼎盛，而奴隸制的弊端也體現得淋漓盡致。奴隸制與農耕民族格格不入，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先來探討奴隸制問題。
商代奴隸的來源主要是戰俘，按說戰俘在成為奴隸後，應該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因為紮根於農耕文明的商政權最需要的是穩定的農業勞作者，也就是說只有奴隸成為農業勞作者的主力，奴隸制中國才能穩定發展。
遺憾的是，這些戰俘轉化而來的奴隸早已被貴族們瓜分，成為他們的私產，你讓貴族把私產吐出來為國家種地，這有點天方夜譚。奴隸制中國最大的社會矛盾就此出現，那就是國家與貴族（奴隸主）之間的矛盾。
矛盾鬥爭的結果是幾乎所有的奴隸都成為了貴族的私人物品，他們存在的價值只是為貴族窮奢極欲的生活增磚添瓦，而不是為國家的糧倉出力。這也能解釋，商朝的文物為什麼如此之多，那些美輪美奐的青銅器，大部分出自奴隸之手。
執政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推出井田制，耕種的農民雖然主要是為國家種地，但好歹還有一塊地是為自己耕種的，這就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和權利。
為什麼在奴隸的使用問題上，國家吃了大虧，沒能幹過貴族，也就是奴隸主們呢？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國不能買賣奴隸。其實不僅是奴隸，古代的中國買賣行為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很遺憾，商朝不讓經商，這很可能就是奴隸制不適合中國的主要原因。
奴隸成為貴族的不動產，於是他們就只有兩個用途：生為貴族服務，死為貴族殉葬。
貳
再來說說繼承製度。商朝最大的特色是“兄終弟及”。
我統計了一下，商朝共有三十位商王，其中王位繼承有12次是傳給弟弟，有3次傳給侄子，還有1次傳給堂弟，這都是“兄終弟及”的後果。
為什麼會這樣，根本原因我不清楚，但一開始商朝就沒開個好頭。
商湯駕崩時，太子早死，而太子的兒子太甲還很小，這就有點“二年級病”的症狀，不過當時有伊尹執政，政局沒亂。王位傳給了太子的弟弟，弟弟很自然又傳給了自己的兒子，遺憾的是，弟弟的兒子卻又傳給了太甲，這有點類似擊鼓傳花，傳著傳著又傳回來了，於是成了亂局。
有人可能覺得這樣很公平，本來王位就應該是太甲的啊。殊不知這種事越公平，過程越和平，從長遠來看弊端越大。
舉個例子。明朝朱元璋的太子朱標早死，皇位傳給了朱標的兒子朱允炆，於是“二年級病”發作，朱允炆的四叔朱棣造反，搶了皇位，從此寶座就在朱棣的後代裡往下傳。
這種方式對於朱允炆確實不公平，但誰讓你沒幹過四叔的。假如朱棣後來變成聖人，找到朱允炆或他的後人，並傳位給他，試問朱棣的後代怎會甘心，於是朱允炆這一枝和朱棣這一枝會爭鬥不休，那“二年級病”很難治好，明朝很可能就早夭了。
總結下來，對於王朝的傳承來說，單一的標準最重要，公平與和平都是奢侈品。
商朝這個頭沒開好，接下來後果只能自負。
從商王中丁開始，王位是一會傳給兒子，一會傳給弟弟，更要命的是，弟弟這一枝和哥哥這一枝還交叉當王，亂到了極點。這樣亂糟糟地傳了九世之後，天下諸侯看不下去了，逐漸對商朝失去信心，商朝老大哥的地位搖搖欲墜。這段歷史被稱為“九世之亂”。
此時的商王是盤庚，面對內憂外患，他想起了祖宗們經常用的一招，決定將之發揚光大。
盤庚
要說還是老祖宗厲害，他們發明了一種休克療法，類似於電腦重裝系統或手機一鍵清零，一切推倒重來，將來問題嚴重了就再推倒唄。
寫到這裡，我第一次真實感受到中國人的智慧，真的，中國人實在是太聰明瞭，尤其在政治方面，這麼絕的招都能想得出來，到底是什麼大招，不賣關子了，遷都。
叄
頻繁遷都是商朝的又一大特色，從建國到亡國就沒消停過。湯自己就幹過，商朝剛建立，湯建都南亳（今河南商丘），後來遷都西亳（今河南偃師），因為商的老祖宗契據說是帝嚳的兒子，而帝嚳當年就建都西亳，所以湯是 “從先王居”。
據史料記載，商朝遷都的頻率是“前八後五”，在湯統一全國之前有八次，之後是五次。這種頻率空前絕後，要是商朝有搬家公司肯定發大財。
具體來看，商湯遷都西亳後，中丁又遷於隞（今河南滎陽），河亶甲遷於相（今河南內黃），祖乙遷於耿（今山西河津）；盤庚又從奄（今山東曲阜）遷回亳。
“九世之亂”後，盤庚繼位，成為商的第十九位君主。繼位之初形勢危急，上文已經說過，盤庚決定繼續發揚家族優良傳統，進行遷都，而且還是double遷都。
當時商朝的國都位於奄（今山東曲阜），上次遷都還是祖乙遷於耿，也不知道怎麼又跑到奄的，兩個地方相距600公里。看來至少還有一次遷都史料沒有記載下來。
公元前十四世紀，盤庚決定渡黃河南下，遷都到商湯的故地亳（今河南商丘）。當時的黃河和現在的黃河走向不同，應該流經曲阜和商丘之間。
這次遷都效果不明顯，政治混亂無法改觀，階級矛盾也日趨嚴重，國力繼續衰弱。盤庚為挽救商朝的衰亡，決定再一次遷都，這次是殷（今河南安陽）。
遷都前後，都有臣民強烈反對，甚至有些貴族鼓動平民鬧事。盤庚特地召集這些人訓話，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搬出了老祖宗艱難創業時的艱辛，表明了一切都是為了老百姓能安定生活的苦心，同時狠狠地批評了那些有私心的貴族，最後還威脅誰不聽話就有滅族的危險。
訓誡效果顯著，人民既來之則安之。殷這個地方，土地肥沃，水源豐富，適宜農業生產，百姓能夠安居樂業。
遷殷之後兩百年間，商朝再也沒有發生過遷都的事情，因此商又被稱為殷。
遷都這招絕就絕在，貴族（奴隸主）的勢力會被連根拔起，一切推倒重來，從而加強了王權統治，緩解了階級矛盾，同時還能避開一些叛亂諸侯、方國的侵擾，商朝就這樣磕磕絆絆地延續了五百年。
盤庚兩次用系統重裝這一招，修好了商朝這部老臺式機。
尾聲
最近的疫情讓我有點啟發。
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物質決定意識，這種邏輯體現在歷史上就是地理環境決定文明形態。比如島國的邏輯肯定就和內陸國家不一樣。
這次疫情，英國最先提出群體免疫，讓我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因為我終於找到了英國和日本這兩個島國在行事邏輯上的共同點。它們在生存的壓力下，思維的立足點永遠是科學和理性，是自己的生存幾率如何最大化，而人的因素，尤其是別人的因素會在這種邏輯中缺失。
但是內陸型的國家不是這樣，至少中國不是這樣。
中國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中華民族是農耕民族，決定了政治環境需要大一統，這種政治環境不具備奴隸制茁壯成長的土壤。奴隸制的基礎是奴隸能夠自由買賣，從而成為生產力的主體，這在中國很明顯不可能。
在中國，戰俘轉化為奴隸，只能為少數人服務，無法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國家被迫發明出井田制，自耕農成為創造財富的主力。
千萬別小看這一點，這就意味著國家被迫轉移了一部分權利給自耕農，雖然他們仍然是受壓迫的對象，但還是保留了一點人性之光。這種人性之光是中華文明的柱石，因為這點人性之光，中華文明成為世界文明中最高級的文明，是的，我們是最高級的，這點毫無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