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工信部发布《关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正式商用的通告》，宣布虚商牌照自5月1日后正式开启申请。这一通告对于虚商企业而言，无疑是这几年来听过最好的一个消息，虚商牌照的正式发放除了“正名”，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长期以来制约虚商发展两大因素——码号资源上的紧缺、批发价格上的批零倒挂现象普遍。
码号资源分配如何更加平衡？
经过几年时间发展，截至2017年底，国内虚商市场用户规模突破6000万，若与基础运营商的用户规模相比，6000万的用户规模还不敌前者的一个零头，而平均到每家虚商企业的数据就更少。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便是虚商的用户规模发展受到码号资源的紧缺的限制。
业内人士表示，码号资源包括两方面——码号盘子及码号资源分配方式。
码号盘子指的是，基础电信运营商所拥有的虚拟运营商号段的码号资源。工信部会根据三大运营商在移动转售业务的实际情况，对其批准发放相应数量的号段资源，基础电信运营商因此会形成一个关于移动转售业务码号盘子。
码号盘子的大小，也会影响移动转售业务的开展。早期，三大运营商各分配了3000万码号资源，随着虚商用户规模的增加，各基础运营商的码号盘子也随之扩张。
就目前的数据来看，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中，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移动转售业务码号资源分别有1.3亿、0.3亿、1.4亿，中国联通的码号盘子最大。
另外，在码号资源的分配方式上，试点城市分配数量和每个归属号段使用率成为两大主要限制因素。
在号码资源的发放上，基础运营商会根据虚商企业在试点城市的数量来分配一定能数量的号码资源。如此一来，就算有上千万的号码资源，分配到每个城市、42家虚商之后，每家能够拿到的号码资源数量并不多。
对于一些发展较快的虚商而言，这种分配方式导致供不应求，而一些发展较慢的虚商则占据不少闲置码号资源。
另一方面，若虚商想申请下一个号段的资源，只有在每个开展移动转售业务的城市用户开卡比例都达到50%，才能申请获得下一批码号资源。虽然这样的考核机制初衷是为了防止码号资源的浪费，但同时也会带来不同城市开卡用户数量差异较大现象的出现，一些用户需求大的城市供不应求，而在另一些城市则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
以蜗牛移动为例，作为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虚商，其用户规模早在2017年底超过1100万户。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现实情况却是，由于号码资源有限且试点城市数量分配的限制，蜗牛移动面临的是号码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
除了蜗牛移动，虚商市场中发展规模较大的如迪信通通信、远特通信、爱施德、乐语等企业目前的发展也受到号码资源上的限制，即使虚商有心快速发展用户，但号码资源上的限制凭一己之力仍无法改变。
码号资源问题对于虚商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虚商牌照的正式下发，说明虚商市场已经在逐渐走向成熟，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在码号资源上的限制？如今的虚商市场发展形势已经比较明朗，若按照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来核配码号资源，是否会更有利于虚商市场的健康发展？
批零倒挂现象何时才能改善？
除了码号资源的分配方式，移动转售业务批发价格也是制约虚商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批零倒挂成为虚商行业的普遍现象。
简单来讲，批零倒挂指的是基础电信运营商批发给虚商企业的价格，比前者给自身用户的价格更高。如此一来，虚商企业在产品价格上的优势减少，盈利能力降低，也导致大部分虚商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在国内42家虚商试点企业中，实现当年累计盈利的有13家，仅占整个市场的三成，而剩下的则处于亏损状态。虽然经过四年时间发展，但从盈利情况来看，目前虚商市场的发展状况仍旧不容客观。
对于这一“痼疾”，业界也曾有过相应的对策，但似乎未能改变这一现象。早在2017年下半年，三大运营商在中国虚拟运营商产业大会现场签署了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批发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该机制推出的初衷，是为了让虚商在移动转售业务批发价格上有更多话语权。然而该机制只是业界经过友好协商而形成的一个共识性、自律性的文件，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性，因此对批零倒挂现象的改善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工信部再次在牌照商用正式申请通告中提到，“基础电信企业给予转售企业的批发价格应该低于基础电信企业同类业务平均单价（或套餐价格），并鼓励双方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对批发价格进行调整”。
制度层面上的规定，能为虚商市场的发展争取更加有利的环境。如此一来，虚商企业在获得正式牌照后，便有望从基础运营商处以更低的批发价格获取相应的资源，从而降低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正式商用牌照发放之后，虚商企业的发展便不再处于边缘地带，而是有了正规的身份，可以更加“光明正大”开展业务。工信部在文件中所提及的规定，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虚商在号码资源和批发价格上的窘境，为其后续发展创造更加健康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