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電影史上的冤家對頭,最有名的大概要屬戈達爾
倆人昔日是《電影手冊》的影評人、“新浪潮”運動的旗手和好戰友,但似乎一直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友誼,特呂弗喜歡高談闊論,戈達爾卻一直獨來獨往。但不妨礙他們給對方寫劇本、介紹演員——在“新浪潮十年”,他們關係最“鐵”的時候。
戈達爾與特呂弗
70年代,兩人開始決裂,這始於特呂弗1973年的影片《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戈達爾在看完《日以作夜》後給特呂弗寫了封信,鞭撻了一通後者的電影意識,並在最後用幾乎挑釁的語氣說:“如果你想討論一下,也行。”特呂弗自然很不痛快,他一直看中戈達爾的評價。於是他用一封二十頁的長信回敬戈達爾:“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場掩蓋不住你骨子裡的精英主義”,並且信的結尾和戈達爾的一模一樣。
《日以作夜》
此後倆人再也沒碰過面。據戈達爾後來回憶,70年代中期他和特呂弗在紐約偶遇過一次,他們碰巧住在同一間酒店,“特呂弗拒絕與我握手,我們正好在大廳門前等出租車,他裝作根本沒看見我。”
從70年開始,隨著他們的電影走向完全相反的兩個方向——戈達爾在“維爾托夫小組”用電影去支援工人階級鬥爭,扶持第三世界,特呂弗則徹底返回他年輕時曾猛烈抨擊的“法國電影的優質傳統”——兩人的關係也跌倒了谷底。
戈達爾
戈達爾公開聲稱:“特呂弗絕對不懂拍電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與他有關的影片,就是《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這之後就停了,之後他只不過在講故事罷了。
特呂弗和讓-皮埃爾·利奧德(Jean-Pierre Léaud)——包括《四百擊》內在的多部特呂弗影
對於兩人曾有過的“革命友誼”,特呂弗回憶說:“即使在新浪潮時期,友誼對於戈達爾來說也只有一個意義,他非常聰明而且很會裝蒜,大家都原諒他的心胸狹窄,但所有人都能證明,他那不可掩飾的小心眼兒在那時就已經有了,你總需要幫助他,給他提供服務並等待著他的回報。”
戈達爾與特呂弗
影評人時期的戈達爾和特呂弗
如今特呂弗早已作古,人老心不老的戈達爾還在拍攝挑戰現有電影語法的作品,不過對他們之間的“論戰”閉口不談。
電影圈實在不缺毒口,都說文人相輕,其實放在電影圈也同樣適用。
戈達爾當然不光批判特呂弗一人,凡是看不慣的導演他都要說兩句。即使是他的大粉絲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昆汀曾在《低俗小說》(Pulp Fiction,1994)中致敬戈達爾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1964)的三位主角在咖啡館裡跳舞,還以《法外之徒》的片名來命名他的電影公司“A Band Apart”。戈達爾得知後聲稱:
《法外之徒》
戈達爾甚至連電影圈裡眾星捧月的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都敢於挑釁。他曾說:“伯格曼對我的電影生涯影響至深,”話頭一轉,“但他是因為新浪潮才出人頭地。”竟把伯格曼的名聲當成了自己的功勞。
巧的是,伯格曼也看不上戈達爾:
《男性,女性》
評價別人這事兒,特呂弗倒是沒戈達爾那麼激進,他說:“那麼多大導演裡,唯有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這人讓我覺得說不出什麼好話來。他的電影讓我覺得無聊;他是如此嚴肅和缺乏幽默感。”
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
對於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倒是和特呂弗一個戰場,“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黑澤明和布努埃爾(Luis Buñuel)都在跟塔爾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一樣的那片田地中耕耘。安東尼奧尼曾經走過他自己的那條路,但現在已經斷氣了——被他自己的乏味給悶死的。”
《放大》
實在有太多人表達過對戈達爾的厭惡了,拿最最重量級的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來說吧——這位偉大的電影人經常以嘲諷其他電影人為樂他——“(戈達爾)有著作為導演的巨大天賦,但我就是沒法拿他當個思想家來看待,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分歧——他可是把自己當思想家來看待的。他最關心的是自己電影裡傳達出來的寓意,但正如絕大多數所謂的‘電影寓意’一樣,其實幾句話就能說完。”
奧遜·威爾斯
但偉大如威爾斯,也有人不屑一顧,那就是伯格曼,“在我看來他就是個騙子,空洞又無趣。他的電影是死的。《公民凱恩》(Citizen Kane,1941)集萬千影評人寵愛於一身,每次投票都能名列前茅,但在我看來卻是無聊透頂,最關鍵的是裡頭演員的表現毫無亮點可言。這片子如今還能被人敬重,真是荒謬至極。”
英格瑪·伯格曼
至於其他討厭戈達爾的人,比如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事實上,最絕對的事可能是最糟糕的事。譬如,希特勒。他一定對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並認為他做的總是對的。我認為,他從不幹自己不相信的事。如果某件事他自己都不確信,他一定不會去做。同理,我相信,戈達爾一直在做自認為優秀的電影。但是,恰恰存在這樣的可能性,這些電影並不都是優秀的。”
羅曼·波蘭斯基
沃納·赫爾佐格則認為:“像戈達爾這樣的人,在我看來就像是知識分子中的假幣。”
沃納·赫爾佐格
電影圈對戈達爾的評價始終處於兩個極端,有人愛死,有人恨死。有類似處境的後代導演是昆汀·塔倫蒂諾。想來口無遮攔的昆汀在電影圈得罪了不少人,斯派克·李(Spike Lee)就是其中之一,起因是昆汀總是特意在影片中放入“黑鬼”一詞,斯派克就說:
對於昆汀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暴力元素,另一個經常拍攝暴力電影的導演北野武並不認同,“我不喜歡塔倫蒂諾對待暴力的方式。《低俗小說》並沒有表現出現實的暴力,要現實地展示暴力,你需要毅力。而這不容易。”
北野武
對於昆汀喜歡在自己的影片中致敬老電影,也有人不認同,導演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認為:“昆汀·塔倫蒂諾太過關注別人的電影了。我是說他借用別人的電影,拿來自己攪拌一下。看的時候確實感覺挺有趣的,但看過之後呢?我就不知道了,感到的是一種空虛。”不過昆汀的目的也就是讓觀眾在觀影中爽一下。
昆汀在《低俗小說》拍攝現場
尼克·布魯姆菲爾德(Nick Broomfield)的評價可以算是刻薄了:“看昆汀的電影就像在看一個小學生的暴力性幻想,他一定是在自己打手槍的時候想出來的——而他老媽正在樓下給他烤豆子吃呢。可是人家背後有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大老闆撐腰,於是這些玩意兒就成了熒幕大製作。那些心智尚處在前青春期的男性影評人都喜歡《殺死比爾》(Kill Bill)——因為那就是他們的幻想。”
《殺死比爾Vol. 1》
昆汀自己有什麼毒舌對象嗎?迷影昆汀對電影實在太愛了,來者不拒,好壞通吃,不過他確實有討厭的導演,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說:“約翰·福特(John Ford)絕對不在我的西部片英雄之列。最低限度地說,那就是我討厭他。”
拍了多部西部片的他對西部片代言人約翰·福特批判起來竟然不留餘地,其實這主要是因為福特早年做演員的時候,曾在《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扮演一個3K黨,並以此為榮。“我覺得 3K 黨的復活以及直至 60 年代初期在美國橫流的那麼多鮮血,都要歸咎於這部電影……身為一個雙手沾著鮮血的南軍軍官的兒子,格里菲斯如何哀嘆時代變遷,如何看不慣黑人地位提高,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大可以坐在自家門口的搖椅上扯這些個淡,有誰在乎?但他卻選擇自掏腰包,365 天連軸轉拍出了這樣一部電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約翰·福特(中)在《平靜的人》(The Quiet Man,1952)片場
他認為福特在銀幕上“像殺殭屍那樣屠殺連正臉都不給一個的印第安人”,“盎格魯-撒克遜至上主義之所以能存活那麼久,之所以還能在50 年代的電影裡存在,就是因為有約翰·福特那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