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化法治是建立在陌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中，人员的广泛频繁的流动，造成了陌生人社会。它与建立在小农经济上的乡土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在古代，人被束缚在土地上，行远不过三十里，与周边的乡民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任何违反乡规民约的行为都能迅速遭到制裁。而在重农抑商的社会，逃跑、流动意味着失去了土地带来的生计。因此，乡土社会无需官方统一的法律来约束，乡民间紧密的关系对人的行为就构成了一种制约。
而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弱相关为常态，暂时性紧密为补充。在陌生人社会，人更倾向于表现出与乡土社会中完全不同的面貌。甚至，人一到陌生环境更容易做坏事。在熟人间都是老老实实的，在网上你可能会大放厥词，成为一个网络喷子。失足少女在村里、县里、家附近大概都是老老实实的，出去了东莞等陌生城市才做坐台小姐。谁会在家门口做坐台小姐？因为，人口流动了，他做坏事不太容易受到制裁，更多人产生了侥幸心理。在班上，公司等人际关系暂时性紧密的地方，他人骂了你，你可以马上打他一顿，但在网络上或者陌生人骂人你，你不可能沿着网线爬过去打他一顿，陌生人可能马上就跑了，你可能连他名字的都不知道。
因此，现代化的法治产生于市场经济下，人员广泛、频繁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当人际关系不能对人的行为形成制约时，原来乡土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就不适用了，因此就需要现代化的法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执法队伍，强大的通讯系统，无论你跑到天南地北都能把你抓起来。因此，网络就要搞实名制，建立社会征信体系，户籍制度等等，这是都是为了应对人员高度流动化陌生化带来的问题。
二
在社会由乡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相对稳定、人员流动低的体制内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乡土社会特征。乡土观念的产生，孔子分析，他认为人性是“爱有差等”。你首先爱你的家人，爱自己的亲朋好友，才有可能去爱陌生人。人不可能像墨子说的那样“兼爱”，不可能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费孝通看到了乡土社会的弊端，他称之为“差序格局”，乡土社会中，距离越远的人，与我越无关。
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益共同体关系的乡土观念，看起来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上，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甚者会出现任人唯亲、近亲繁殖等极端情况。体制内之所有具有乡土观念，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是因为其具备乡土社会人员流动低，人际联系紧密的基本特点。我们知道，考上公务员的很少辞职，一直在体制内打转，主动被动地相互频繁联系，最多是升迁或调动了，所以一直是相对稳定的群体，体制内也缺乏明确、公开的退出机制，而这本身正是乡土观念自我保护的产物。从甘肃少女被猥亵后，举报给学校，学校的处理是符合部门保护主义的逻辑的，就算猥亵者吴某厚没有特意说情请托，乡土观念中的
这种体制内的“乡土观念”是十分有害的，它促成了特殊利益共同体。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你可能需要打官司，我小孩总有一天要读书，放大这种乡土观念，部门化倾向就发展成地方保护主义。这种“乡土社会”优先关心和满足的是内部人的利益，具有很强的排外性，内部人与外部人发生矛盾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上的对错，而是将内部人的保护起来。“乡土社会”天然地将陌生人社会才需要的法律排斥在外了，行之有效的是各种人定的“乡规民约”。
三
因此，甘肃少女被猥亵后，告诉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本能”地说“你是不是把问题想大了”，然后上报段姓负责人。然后段某没经过受害人同意邀请吴某厚道歉，以至后来提出的35万元私了。是学校不知道吴某厚涉及犯罪了吗？并不是，而是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吴某厚是自己人，而受害人是外人。再后来，公安也协调赔偿，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非只有口供，另有人证老师罗某，但基于类似原因，罗某也不会作证。
体制内的“乡土观念”是由于公务员流动性低，缺乏明确、公开的退出机制，关键人员任用缺乏民主参与，立法部门（利益）化造成的，它不仅仅是上述悲剧中存在部门化、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原因，而且会导致各部门囿于一己之私，工作上相互推诿，降低行政效率，影响法律的实施，最终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在甘肃少女跳楼事件中，除了惋惜花季生命的逝去，追责相关人员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外有别、利益互助的乡土观念潜移默化支配了从心理老师、段某、校长到其他部门人员的意识，一步步导致了维权少女的悲剧。不得不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