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药神”?

万鸣宇 王霜霜 毛晨钰 / 文

北京万达CBD影院影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我不是药神》的提前观影现场。

电影后半段,不堪病痛折磨的男子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最后看了眼在他身旁熟睡的妻儿。下一幕,男子的遗照出现,他妻子跪在焚烧着纸钱的火盆前抹泪。观众也动了情,有人隐隐啜泣,有人小声在包里翻纸巾。故事落下帷幕,暗黄色灯光亮起,周遭一圈观众红着眼眶。有人起身带头鼓掌。

这部由宁浩、徐峥监制,文牧野执导的电影,讲述了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商贩,如何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之后又因提供仿制药,变成拯救白血病患者的“英雄”。主角在现实中有原型,算是真人真事改编。点映期间票房过亿;超过12万用户在豆瓣上评价,评分依旧高居9.0;朋友圈更是涌现出“自来水”般的分享,称赞电影感人、深刻,预定“年度最佳”。

近年来,内地总票房排名上,占据前列的是诸如《战狼2》《红海行动》等主旋律电影,或者《速度与激情》《复仇者联盟》等国外大制作、大IP,以及《捉妖记》《西游降魔》这类奇幻电影。涉及现实题材,关注社会问题的佳片,几乎在大多数观众的片单中消失。

冯小刚曾说:“中国怎么这么多垃圾电影,还不是因为有那么垃圾观众。”可《我不是药神》的高票房却证明,当一部高质量的影片上映,中国观众还是懂得用脚投票的。

《我不是药神》为何能在这个暑期档,挤掉流量小生李易峰主演的《动物世界》,成为一匹票房黑马?中国观众又为何需要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呢?

宁浩看哭了

2016年初,编剧韩家女把写好的《我不是药神》初版剧本发给宁浩。本子的灵感来源于央视《今日说法》播出的一期新闻专题——《救命的“假”药》。

镜头前,当事人陆勇肤白微胖,戴着金边细框眼镜。他患有慢粒白血病,需长期服用一种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物。他的面部因用药长出了色素沉淀的斑点。

陆勇2002年患病,家里有近百万存款。那时,这种瑞士进口抗癌药,国内售价两万多一盒,一盒只够吃一个月。核算下来,他仅买得起两年。而在印度,不少公司生产仿制的“格列卫”,若以团购形式,最低只需200元。陆勇于是从印度购药,还使用网购的信用卡,帮上千位病友代购。

王传君饰演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买药一事因他而起,最后也是他的去世令程勇改变

未经国内审批、许可,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被认定是“假药”。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曾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向陆勇提起公诉。300多名白血病友联名呼吁,请求司法机关免予陆勇的刑事处罚。最终,检方撤诉,陆勇被无罪释放。

从患并购药、到被捕、释放,一个人十几年的经历,量很足。韩家女判断,“差不多是一个电影的内容。”当时,剧本的名字还叫做《生命之路》。

当时正忙着给新片《疯狂的外星人》选景的宁浩,在半夜12点开始读剧本。原以为是个无聊、催眠的故事,结果一口气看到四点。宁浩看哭了,跑去跟徐峥聊剧本,讲到故事精彩的地方,他又一次泪目。徐峥听完,也夸内容好,“我想过自己拍这个电影。”宁浩说。

2016年,宁浩的坏猴子影业推出了一个扶持青年导演的项目,名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如今,该计划已签约14位年轻导演,帮助他们对接项目、演员、投资等。《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便是签约者之一。

宁 浩(左)、文 牧 野(中)、徐峥(右)在《我不是药神》片场

了解文牧野的拍片风格、擅长之处后,宁浩把《我不是药神》给了他。在宁浩看来,文牧野具有古典浪漫主义情怀,这种人更适合导演偏现实题材的影片,“而不是去搞公路喜剧”。

一度被边缘的现实片

号称现实主义的电影不少。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宁浩在采访时说起《绣春刀2》,一部讲述了明末崇祯年间,锦衣卫三兄弟奉命追杀魏忠贤,却卷进宫廷阴谋的历史故事。他认为这也具有现实主义元素。

只是,具体到由真人真事改编,关注当下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在国产电影里屈指可数,其中多数为案件类题材。比如,根据吴若甫真实绑架案改编的电影《解救吾先生》;2016年中秋档上映的《追凶者也》,则是依据“六盘水五兄弟万里追凶”的案件改编。

案件类题材作为电影故事,在日常生活的伦理之外,提供了另一重法律框架,情与法的冲突可以丰富故事的戏剧性。此外,具有新闻效应、展现亲情、人性,与普通人有关的特殊经历,也能被改编成电影。

由陈可辛导演,赵薇主演的《亲爱的》,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女主角李红琴的原型高永侠,原本是个普通的农妇,丈夫外出务工,带回两个孩子。她视如己出,养育他们。苦苦寻子四年,彭高峰在高永侠家中找到了被拐的儿子。高永侠丈夫意外死亡,而她背上了“人贩子老婆”的骂名。

《亲爱的》2014年上映,最终票房3.44亿,在现实题材电影中算是“叫好又叫座”。而诸如《嘉年华》,一部聚焦儿童性侵的电影,文晏甚至凭借此片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可它的票房最终止步于2221.7万。

IP加流量明星,才是近年来出产现象级电影的主流模式。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先后推出四部,邀请杨幂、郭采洁、陈学冬等一众明星参演,最终累计票房15.1亿,一度创下华语系列电影票房的纪录。

抢购IP,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影视圈的热门话题。在投资人看来,IP电影是可以成功复制的,进而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现实题材的电影,在剧本开发,投资、拍摄上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则慢慢被排挤到边缘位置。

相比之下,获得名导提携的文牧野就幸运多了。《我不是药神》的出品方与联合出品方就多达15家。据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介绍,“包括宣发在内的总投资为1亿多元,属于中等成本影片。”

被问及给《我不是药神》找投资是否遇到了困难,宁浩果断地回答:“不存在。这就是监制的作用。我要替导演背书。起码这个行业对我是信任的。我需要用这份信任帮他(文牧野)把路打通。”

“没有深入讨论的土壤”

文牧野没有辜负宁浩的期望。他不是作者型导演,没有使用现实题材常用的艺术片表达方式,反而设计了大量的搞笑片段,把片子拍得甚是通俗。《我不是药神》的笑点,全都经过文牧野的精准设计。2至3分钟一个小笑点,5分钟一个大笑点。文牧野找来一群喜剧演员讨论,依次给笑点打分。如果达到满分,说明笑点过了,就要谨慎使用。

于是,你会看到,《药神》中的每个人物从出场到结尾都安排了明显的变化。徐峥饰演的主人公从一心想通过代购印度仿制药赚钱发财,到最后为了顾及白血病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药品。

李乃文(右)饰演瑞士医药代表,导演文牧野说,影片中的医药代表并不是反派,而是因立场不同,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接受本刊采访,知名编剧宋方金指出,《我不是药神》口碑成功,市场也成功,最大原因是主创使用成熟的类型片手段来表达当代现实。类型化的创作,有助于找到最大的观众群。

《我不是药神》点映期间,另一部现实题材电影《她的故事》也在韩国上映,引发韩国民众强烈反响。该片以“关釜审判”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1992年到1998年间,3名“慰安妇”受害者和7名“劳动挺身队”受害者组成的原告团,往返于韩国釜山和日本下关之间,历经23次开庭审判,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历程。

《熔炉》《恐怖直播》《辩护人》《杀人回忆》《素媛》……近年来,类似的韩国电影对人性、社会和体制的洞察与批判,令其屡屡获得赞誉。

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韩国电影实行严格的内容审查制,直到1998年才进行改革,取消审查,采用类似欧美电影的分级制度,为现实题材电影的繁荣埋下根基。2003年上映的《杀人回忆》根据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这一真实故事改编。当年,韩国总人口近4900万,而《杀人回忆》观影人次为525万人。观众比例均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些现实题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社会事件、法律、制度的推动,以及对人们生存环境的改善。

电影《熔炉》根据光州一所聋哑智障学校的性侵学生事件改编。2011年刚上映,网络上便出现要求重启调查的百万人签名活动;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成立专案小组重新侦办此案;上映第三十七天,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炉法”。

因涉及抗癌仿制药、慢粒白血病人群体等社会议题,《我不是药神》上映后,不少人将其与韩国现实题材电影做比较。

在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釜山国际电影节顾问范小青看来,与韩国同类型电影相比,《我不是药神》还没有深入讨论社会问题的土壤,“它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也得有人提出。”从这个层面看,“《药神》已经比其他电影好太多了。”

“药神”的麻烦

截至记者发稿前,《我不是药神》上映九天,票房已经超过20亿。除却对剧情的好评,来自医药行业的质疑同样存在。

比如,影片将天价药问题全部让“无良”药企背锅,这真实吗?对药企“贪婪”的负面刻画,合理吗?接受媒体采访时,文牧野对此回应,影片中的医药代表并不是反派,而是因立场不同,才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章宇饰演白血病患者彭浩,贫困的农村少年,和陆勇不打不相识

原型陆勇不满剧情改编,也是《我不是药神》遇到的“麻烦”。今年6月8日,陆勇发布名为《我不是药神?我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一文。文章里,他表达了电影预告和花絮给自己带来的困扰与担忧,还竭力澄清自己的身份,既不是“从非法贩卖印度药品中赚大钱的神油店店主”,也不是“对抗法律的英雄”。

类似的麻烦也在其他真人真事题材电影中出现。前文提到的《亲爱的》,女主角李红琴的原型高永侠,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看完电影,感到很难受,“里面说我和别人睡觉,又生了孩子,还给记者下跪。实际上这些都没发生过。”为此,陈可辛出席电影宣传活动时曾公开致歉。

而在投拍阶段,现实题材电影面临的更大麻烦则是“缺钱”。

2002年,43岁的李杨凭故事长篇处女作《盲井》,获得柏林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影片讲述了两个煤矿工人谋杀工友,诈取赔偿费的故事。16年来,李杨只拍摄了三部电影——《盲井》、《盲山》、《盲道》。他关注现实题材,可三部电影都是自己投钱拍摄的。

世纪之交,李杨立定了一份三年计划,跟朋友合开旅行公司,在德国赚钱,赚够了就回国拍电影。2000年底,他如愿回国,先是在北京买了套房,接着投入300万拍《盲井》。第二部电影《盲山》,于2006年开拍。开机前一周,投资人突然撤资,李杨只得抵押房产,投入450万。随后的《盲道》,因为请不起“稍微好些的演员”,李杨无奈,只好自己出演男主角,还得身兼导演、编辑、美术等数职。相似的场景不断上演。

近年来,国内优质的非虚构新闻报道接连受到影视行业关注。《时尚先生》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版权,被乐视影业以120万价格买下。但因为种种原因,电影短期内能拍成的可能性很小。

接受本刊采访,编剧宋方金提到,《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原创的、现实题材的、不用流量明星和大IP的电影,一样可以有很好的市场反响与口碑。“这或许会扭转影视风向。但具体的影响是多大,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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