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剧《生死场》演出五年后，田沁鑫终于有机会来到萧红的老家，她看到了萧红家的院子，看到了雪中院子里白色的萧红雕像。
田沁鑫对着雕像和萧红聊了会儿天：“我把你的小说改成了话剧，托你的福得到了很多俗世的荣誉，这些可能也不是你想要的。我也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这些跟你可能是相通的。我觉得你特别好，特别可爱，我很愿意跟你做隔世的朋友。”田沁鑫想起那个时刻还觉得伤感，每次想到萧红，她都想去疼爱，“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我会很关怀她。”
7月16日晚，导演田沁鑫和作家梁鸿做客「听好书」直播间，从萧红、张爱玲说起，谈女性的爱与美，自由与抗争，被选择与选择。
▲直播现场
两个极致：浓艳的张爱玲，稚拙的萧红
田沁鑫曾将萧红的处女座《生死场》和张爱玲的处女座《红玫瑰与白玫瑰》搬上戏剧舞台。张爱玲给她一种“斜睨众生”的感觉，最开始的时候，田沁鑫总觉得自己和张爱玲有距离感，因而推掉了投资方的改编请求。“设想我的宿舍有这样一位女生的话，我会很怕她。张爱玲的文字严谨、唯美、语言上很挑剔，确实非常有才，跟她谈话会有压力。我觉得我没办法为她服务，我服务了她也不会满意，她会挑剔我。”
而改编萧红的作品时，田沁鑫对她有一种怜惜。萧红留给她的印象是“稚拙”，就像傻女孩一样。“萧红太单纯了，挺好骗也挺好睡，就像没穿衣服站在外边，不知道什么叫花言巧语、不知道怎么叫性。”
梁鸿认为，萧红和张爱玲是两种风格的极致。萧红用淡薄、单调的色彩来表达人生的场景，而张爱玲是浓艳的、色彩极为丰富，用复杂、冲突的色彩来表达人性的某种东西。
谈到萧红的感情，大家总觉得她跟男人纠缠不清，在关于萧红的电影里，也经常突出一种暧昧感。梁鸿很不认同这种观点，她认为，一个女人的勇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决绝地因为男人的缺点不和男人打交道，另一种是即使不断受伤仍然勇敢去爱、不断和男人打交道。当我们探讨萧红的命运时，重点在于，在这样纠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女关系、权利关系、政治制度等多重问题的纠缠，而这些问题在当代男女关系中也在不断上演。
▲《上海女子图鉴》海报
娜拉出走95年，女人的天空依然是低的
萧红曾说过：“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比起萧红、张爱玲的那个时代，当代的女性可能仍旧无法更高地飞翔。
聊到最近热播的《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剧中女性太追求物质，并且把女性成长展现为“靠男人上位”，是否有物化女性的倾向？梁鸿分析到，“买包包”也是女性独立意识的体现，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女性是可以物质化的，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必须要考自己，要明白自己才是大的源泉。电视剧是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上是过于窄化的，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庸俗化。“电视剧中女主人公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男人帮助，是在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骑士，只有残酷。”
从这个层面延伸，当代女性面临着更严酷的环境。梁鸿主要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男人没有那么怜香惜玉了，连基本的男女之间的怜惜都没有了。另一方面，当代的男女关系不够宽容，
▲梁鸿
女性的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在追求和物质上追求独立的同时，也不能把男人和女人当作二元对立。“也别好日子不好过，日子要过好，双方都需要点诚信。”田沁鑫认为，现代人尤其是男性需要转变自己看待女性的角度，把双方都当成生命体来看待，并非说女人不依靠男人，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女人要回到智慧的本体。”
暗恋女导演有点儿难
面对网友的提问如何看待“女人本事越大，结婚越晚”，田沁鑫笑到：“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暗恋我。”她解释，并不是自己没有考虑过婚姻，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更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暗恋女导演这样的事儿有点难，因为导演总是在做要求别人的事儿，比较强势。”
▲田沁鑫
网上很容易就可以搜到田沁鑫少女时期的照片，那个时候的她还是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子。为了让演员能更加专注，她开始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如果打扮的得体、优雅，男人很容易出于‘动物本能’有其它的想法，那么就听不到我在说戏了。”田沁鑫一辈子都在和最漂亮的一群人打交道，同时，作为一个导演，也必须拥有丰富的情感，这是很煎熬的一件事。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戒律——以平静的心态面对演员，不与他们产生情感纠葛。但是，田沁鑫必须要爱每一个演员。“作为导演，要首先爱上演员，不然怎么能让观众爱上他们呢？所以每次剧组结束，演员们回到自己的家庭中去，我就会顿时失恋。”
职业给她带来的挑战还不仅仅是感情方面的。面对女演员的时候，她还需要变换成男性的视角来看待他们。“但是我不后悔，我的人生确实多姿多彩，是否能有一个男性能承载这么丰富的情感，还得打个问号。”田沁鑫说到。
“像田导这样独立的女性，就是，我有要的自由，也有不要的自由，我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我有能力来承受它。这是一种主动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