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5日，新生的上海革命政權只有八十天，就在這一天的《解放日報》上，出現一欄十分醒目的標題：“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辱軍譽，破壞紀律，歐震被處死刑”。被處決者是曾經佩戴著上海軍管會的臂章，參與接管工作的軍代表！人們震驚了！
這個歐震，時年二十五歲，江蘇人，原系國民黨軍警人員，三青團分子。1948年12月，在淮海戰役的戰場上，他成了人民解放軍的俘虜，經教育釋放。此後他考入山東省人民政府濟南警官學校，接著又隨南下大軍，渡過長江，解放上海，被上海市軍管會公安部委派為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的接收幹部。
1949年6月8日，歐震奉命協查蔣空軍司令部第廿一電臺臺長畢曉輝藏匿非法武器案。歐震陪同公安部辦案人員來到坐落在榆林區的畢家，不料，畢曉輝早已隨蔣軍南逃，家中留下一妻一妾。公安部辦案人員在畢家查獲了藏匿的武器之後，考慮到畢曉輝的妻妾年輕無知，故對她們作了寬大處理，不予拘捕。
歐震呢，人離了畢家，心卻留在了畢之妻朱氏身上。朱氏二十剛出頭，眉清目秀，處處顯露出大城市婦女綽約的風韻。從老區來的歐震，不禁為之目眩。
就在當天晚上，歐震置軍管會紀律於不顧，趁外出執行任務之機，突然進了畢家。朱氏又驚又怕，不知所措。“你很不老實，沒有徹底把問題交代清楚。”歐震先來了個下馬威，見朱氏不做聲，又說，“要不是我可憐你，為你疏通，早就把你抓起來了。不過一一事情並沒有完，以後怎麼樣，還很難說。”
朱氏聽出了歐震的弦外之音，一轉身在抽屜裡摸索出四枚銀元，雙手遞給歐震。“只要你肯幫忙，以後我一定設法重重謝你。”歐震接過銀元，放入口袋。
朱氏以為可以把他打發走了。誰知歐震拉過一把椅子，乾脆坐了下來，說道：“你知道我是軍管會的幹部，如果你肯跟我，什麼事情不好辦？”朱氏是過來人，如何會看不出歐震對她的貪戀之情呢？低頭無語，心中暗自盤算。歐震見朱氏心裡有點活動，更加膽大，一把握住她的手說：“你放心，我決不會虧待你。”朱氏半推半就，終於答應了。
有了開頭，歐震欲罷不能。為了達到與朱氏長期同居的目的，他偷偷地通過榆林分局一個留用舊警，在外面找了一間房子，在那裡和朱氏明目張膽地過起夫妻生活來了，對同事則謊稱自己的未婚妻從鄉下來了。一天，他在辦公室裡把玩贓物——即從朱氏那裡得來的四枚銀元，湊巧被剛進來的同事撞見。儘管銀元只有四枚，但對當時生活條件還十分艱苦、享受供給制待遇的我軍將士來說，卻是十分稀罕之物，歐震手中何以有銀元呢？
榆林分局局長劉永祥聽到彙報後，頓時擰緊了雙眉，他在分局領導碰頭會上嚴肅地指出，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們在上海“五子登科”，爭相搶奪金子、房子、車子、票子、女子，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行徑，使飽受論陷之苦的上海人民大失所望。曾幾何時，國民黨反動派在人民一片反對聲中潰敗了。前車之鑑，歷歷在目，我們共產黨決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他反覆強調，對違反城市政策者必須徹底追究，並依情節輕重依法處理。
歐震萬萬沒有想到這麼快就“東窗事發”。當組織上追問他銀元來歷時，他故作鎮靜，編織了一個又一個的謊話。然而，“馬腳”就在不能自圓其說的謊話中露了出來。此時，歐震仍然百般狡賴，死不認賬，直到朱氏被帶來與他當面對質，歐震硬撐著的心理防線才徹底土崩瓦解。
歐震被捕後，榆林公安分局迅速將此案逐級上報，各級領導十分重視，尤其因為歐震的犯罪行為發生在上海解放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裡，倘若不嚴肅處理，勢必助長此風，此風若長，後患無窮。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副局長揚帆立即批示，歐震敲詐勒索，誘姦婦女，目無法紀，應予槍斃，以維紀律。華東軍區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政委郭化若批示，執行槍決。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批示此犯（指歐震）自應槍決。7月14日，李士英、揚帆親自起草文稿、判決書，呈報陳毅市長核示，陳市長揮筆批了四個大字：同意槍斃。
1949年8月14日下年，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執法人員懷著沉重的9前扣響了手槍的扳機，上海解放後第一起懲治腐敗分子的案件至此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