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剧场演出一般不超过两个小时，也就是安排一出大戏的时间，顶多在前面加一个二三十分钟的小戏就满满当当的了，因此不存在几出戏一起演、如何安排先后顺序的问题。过去可不是这样，特别是解放前，一个晚上要唱五六个小时，这就需要安排较多的剧目，一般而言至少要六七个才行。这里就有一个排戏码，即如何选择剧目和如何安排先后顺序的问题。
旧时戏园子都有负责安排剧目的人，也叫派戏的。按照戏班的习惯，并不按先后顺序“第一出”、“第二出”那样安排剧目，而是从后往前排。因为挑班儿主角的戏肯定要放在最后上场，最后一出叫“大轴”，倒数第二叫“压轴”。再往前就是“倒第三”、“倒第四”……。某个演员的某出戏安排在倒第几，也就判断出这个演员和他的戏的分量了。
这里以当年梅兰芳的一张戏报为例。梅挑班挂头牌，他的《贩马记》是“大轴”；给他“跨刀”的著名须生杨宝森挂二牌，他的《闹府出箱》就放在“压轴”位置。过去，唱老生和青衣的挑班儿较多，生旦合作的戏也较多，因此老生挑班就邀请一位旦角合作，旦角挑班就邀请一位老生合作，这位合作者就叫给主角“跨刀”。由于戏班都重视武戏，因此挂三牌的往往是一位著名武生，像梅杨这次合作邀请的武生是杨盛春，他的《战濮阳》就是“倒第三”。再往前则是较次要演员的戏码了。从这份戏报上大体可以看出安排戏码顺序的一些讲究。
再说一段梨园轶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武生李万春和余派老生王少楼搭班，在京津两地演出。一次在天津贴演两出三国戏，王少楼的《定军山》列“压轴”、李万春的《冀州城》为“大轴”。戏已经开锣才发现派戏中出现了疏漏：《定军山》中黄忠刀劈了夏侯渊，而《冀州城》中夏侯渊还要出场，前边戏里人死了，后边这个人又出现，这是派戏的大忌。面对如此局面，而戏码也难以更改，怎么办？此时扮演夏侯渊的老演员马连昆挺身而出，说“这好办，交给我了”。戏演到“斩渊”一折，马连昆没有翻一个抢背表示被杀，而是在黄忠刀下一抽身喊了声“哇呀呀”溜下场去。接着，他又叫龙套引他再次出场，念到“黄忠老儿杀法厉害，若非某家马快如飞，险遭不测。众将官，回复魏王去者！”对此，台下大哗，以为是马连昆有意“开搅”（因为马过去有“开搅”的毛病）。等到《冀州城》开场，夏侯渊再次登场，观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派戏出了问题，如果不是马连昆的即兴发挥，这场戏就闹了大笑话。由此可见，派戏是有讲究的，剧目安排必须符合事物发展逻辑。
传统剧目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有文有武、有唱有做、有生有旦、有悲有喜……，因此需要尽量把生旦净丑各行当以及各种形式的剧目都安排进来，使观众得到多方面的艺术享受，否则就会出现审美疲劳。比如，一个晚会全是唱功戏，或者全是武戏，恐怕观众都会腻歪的。如果全都是《窦娥冤》之类的苦情戏，那观众也受不了。这是一般而言，如果是特殊的专场演出，如花脸大会、丑角大会、武戏专场那就另当别论了。
１９５９年７月，北京市举办单折戏展览演出，其中有一场安排了5出戏：马连良叶盛兰的《借赵云》、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的《大保国》、筱翠花的《红梅阁》、赵燕侠的《东方夫人》和郭锦华的《扈家庄》。这5出戏的顺序是按照主演的声望资历而安排的。但是，筱翠花却找到了主办者，要求把自己的戏码往前提，和前边赵燕侠的对调。主办者说，“赵燕侠是小辈儿，哪能放在您后头。”这位老艺人的回答是；“燕侠（年纪）３０边上，又是女的；我快６０啦，又是男的。她先上，紧跟着我上，观众一比，更显出我不是样儿来。我先上，她后上，就没有这种比较啦。对戏有好处！”请看，这就是老艺术家的胸怀，他们考虑的不是论资排辈，而是整个演出的审美效果。这正是老艺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戏比天大。”这大概也是派戏的重要原则。
由此可见，派戏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１９６２年８月，为了纪念梅兰芳大师逝世一周年，北京举办了四场纪念演出。参演者都是梅大师的亲传弟子，有已经自成一派的张君秋、有中国京剧院当红的杜近芳、有梅大师的儿子梅葆玖，也有刚毕业的新秀杨秋玲和李玉芙等。应邀协助演出的还有马连良、谭富英、袁世海、姜妙香等名家。如何安排好这四场戏码，既要符合艺术家们声望和资历，又要体现新老搭配，还要使每一场演出的内容同样丰富叫观众满意，这真不是容易的事。请看这四场戏是如何安排的（见当年报纸广告复印件），派戏这活儿大概也应当算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