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碑帖鑑定家張彥生雲：
“今存宋刻原拓本，末層字漫漶。
翻刻本有二種，一隻刻額及黃書銘；
一刻上三層，無末層。
全拓原石四邊及中隔處刻細花紋。
全拓本較少。
銘文是宋趙炅作，
趙構得黃庭堅書重立並刻跋，
下群臣刻跋，
黃書大字雄健極佳。”
圖1 [宋]黃庭堅 薄酒醜婦歌（宋拓《鳳墅帖》本）
一、《薄酒醜婦歌》
黃庭堅《薄酒醜婦歌》書作，《宋黃文節公全集》外集卷七收錄，題為《薄薄酒二章》（並序），元豐元年北京作。
按蘇軾於熙寧九年（1076）作《薄薄酒二章》（並引），引雲：“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雲：‘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為樂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爾。”①事後，杜純、晁端仁、黃庭堅、李之儀、陳慥等相繼和詩，聊以廣之。其中杜純（1032-1095，字孝錫）、晁端仁（字堯民）作品不傳，而影響最大的是黃庭堅之作。
黃詩序雲：“蘇密州為趙明叔作《薄薄酒二章》，憤世疾邪，其言甚高。以予觀，趙君之言近乎知足不辱，有馬少遊之餘風。故代作二章，以終其意。”②蘇密州即蘇軾，蘇軾於熙寧八至九年任密州太守。文中所云“膠西先生趙明叔”即趙杲卿（1022-1092，密州人），蘇軾《書劉廷式事》雲：“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③
據《蘇軾年譜》卷十五熙寧九年六月：“作《薄薄酒二章》，贈趙杲卿（明叔）。”④又史容《山谷外集詩注》《薄薄酒二章》（並引）雲：“東坡熙寧七年冬知密州，除夜作半字韻詩，山谷和章乃元豐初作，此篇當在半字韻詩以後作也。”⑤所以，黃庭堅作《薄薄酒二章》，應為元豐元年（1078）。
《薄酒醜婦歌》傳世拓本有二件：一件為大行楷書，一件為楷書。大行楷書的碑文如下：
（薄酒可與忘憂，醜婦可與白頭。徐行不必駟馬，稱身不必狐裘。無禍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富貴於我如浮雲，小者譴訶大戮辱。一身畏首復畏尾，門多賓）客飽童僕。美物必甚惡，厚味生五兵。匹夫懷璧死，百鬼瞰高明。醜婦千秋萬歲同室，萬金良藥不如無疾。薄酒一談一笑勝茶，萬里封侯不如還家。薄酒終勝飲茶，醜婦不是無家。醇醪養牛等刀鋸，深山大澤生龍蛇。秦時東陵千戶食，何如青門五色瓜。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雨一池蛙。性剛太傅促和藥，何如羊裘釣煙沙。綺席象床雕玉枕，重門夜鼓不停撾。何如一身無四壁，滿船明月臥蘆花。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樸之戳；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不如薄酒醉眠牛背上，醜婦自能搔背癢。此詩作已十餘年，環中雲平生愛之。欲歸江南，要我手寫，燭下忍病眼書此。元祐三年四月庚辰，庭堅。（圖1）此帖內容刊刻於宋拓《鳳墅帖》前帖卷十一，帖文前缺60字，現據集本補上。帖後跋文亦見於宋黃㽦《山谷年譜》卷八元豐元年戊午下《薄薄酒二章》，雲：“按《東坡年譜》熙寧九年作，而先生與東坡相識乃在是歲。又先生有此詩真跡石刻跋雲：‘此詩作已十餘年，環中雲平生愛之，欲歸江南，要我手寫，燭下忍病眼書此。元祐三年四月庚辰。’卻數之，當附於此。”⑥作品撰作與書寫時間，中間正好相隔十餘年。因此，這件大行楷書作，屬真跡無疑。
第二件為楷書。見於原石拓片，有二幅：第一幅題“江南黃庭堅作”，曾刻入明弘治九年《寶賢堂集古法帖》第十一卷。第二幅題“江南黃庭堅述懷”。此件屬偽作，理由如下：
首先，其文獻最早見於明王應遴《墨華通考》卷九，雲：“黃魯直畫像自贊及《薄酒刻》，在襄垣。潞安府。”⑦又清乾隆刻《重修襄垣縣誌》卷四碑碣，有“黃魯直二歌石刻”條，卷八藝文下，錄有《薄酒醜婦歌》全文。但考《山谷年譜》，黃庭堅從未到過山西襄垣。有關此刻石流變情況，《襄垣縣續志》卷十雲：“黃魯直石刻《薄酒醜婦二歌》，相傳舊存涼樓上，即八景中‘涼樓勝觀’。年久樓傾，此石亦墮於河。後有人渡河，見河中一處水勢瀠洄，徹底澄清，甚以為異，披沙求之，乃得見物。不知何時轉落邑中姚姓家存，或雲即其先人從河中撈出，未識是否？珍藏既久，遂據為己有。至咸豐年間，姚氏式微，意欲轉售，書院首士以錢二十千購之，永藏漳川書院，為邑中公物，或有願拓印者，鹹到書院，斷毋許外人私自取出，附記於此，以告後來。”⑧漳川書院位於襄垣舊縣署的東側，是清朝咸豐、同治年間襄垣的最高學府。隨著歲月的流逝，時代變遷，原碑石早佚。二幅拓片（圖2），各長58釐米，寬32釐米。每幅8行，一幅123字，一幅142字，字徑三釐米。
其次，該件未署年款，而分別題“江南黃庭堅作”和“江南黃庭堅述懷”。對於“江南黃庭堅”稱謂，我翻閱《宋黃文節公全集》及傳世書作，未找到。只在別集卷十一第5頁“論作字”中有一條雲：“敷道人作大字筆勢已遒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學古人書隨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嚐遍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江南太史氏黃庭堅。”⑨此落款僅屬類似，因此我對“江南黃庭堅”稱謂存疑。
再次，核對二件帖文，所錄文字不同處如下：大行楷書（鳳墅帖） 楷書（拓片）
除“引”字集本也作“擁”字外，其中有的屬異體字，有的屬古體字，有的屬碑別字，但在傳世真跡中，黃庭堅同一字從不同時使用兩種寫法。如：“侯”字，均寫成“矦”字。“船”字，均寫成“船”，不寫成“舡”字。“皼”字，均寫成“鼓”。
最後，有些字的偏旁寫法，明顯不同，詳 見表1。
通過以上各字比較，我們發現：大行楷書（《鳳墅帖》）中“童”“量”中的“裡”字中間豎直伸出；而在楷書（拓片）中則不伸出。“藥”字草字頭，起筆為一橫；而在楷書（拓片）中則為分叉。“酒”字左邊三點水為未連成一筆，而在楷書（拓片）中三點水連成一筆。
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楷書《薄酒醜婦歌》是明代的偽作。
又《豫章先生遺文》卷九《書薄薄酒歌后》雲：“元符三年八月甲寅，外弟張介卿青神尉廳之東齋，晝寢起，介卿出此紙，雲膠西趙正叔乞書。偶案上有墨沈，遂書滿紙。涪翁者，江南之山谷老人也。”⑩可見黃庭堅曾多次書寫過此帖。因不見書跡，無法考其真偽。
圖2 [宋]黃庭堅（款） 薄酒醜婦歌（原碑拓片，兩幅）
表1 不同作品中黃庭堅相同字的寫法比較
圖3 [宋]黃庭堅（款） 吾子帖（《古寶賢堂法帖》）
二、《劉明仲墨竹賦》
《劉明仲墨竹賦》，《宋黃文節公集》外集卷二十，第14頁收錄。注云：“元祐三年秘書省作。”《山谷年譜》卷二十四元祐三年戊辰中載有《劉明仲墨竹賦》。是年黃庭堅在秘書省兼史局。
此賦傳世拓本有六種：
一是《敬一堂帖》，清蔣陳錫輯，康熙五十四年勒石。第六冊刻有《劉明仲墨竹賦》。張伯英雲：“山谷書《劉明仲墨竹賦》《銷夏灣前宿雨晴二律》，賦為真跡，二律乃學衡山書者所偽造，於黃無涉。” 而錢泳雲：“虞山蔣氏《敬一堂帖》，刻此賦顛倒脫落，幾至不成文理。”知此帖質量較差。因未見原帖，無法進一步辨其真偽。
二是《古寶賢堂法書》，康熙五十七年李清鑰撰輯。卷一刻有《贈劉子二竹賦》，後有趙孟頫、德深跋。此帖或稱《吾子帖》，實為《劉明仲墨竹賦》中的一部分。落款為“山谷老人書”，並鈐有“庭堅之印”“山谷老人”二印（圖3）。張伯英雲：“山谷《贈劉子二竹賦》，頗得黃書形似，自署山谷老人，當是晚年之筆，而不免滑弱。觀趙跋之贗，知黃書亦決非真。”
三是《宋黃文節公法書》，嘉慶元年萬承風輯。卷三刻有《吾子帖》，實為《劉明仲墨竹賦》的節錄。
四是《黃文節公法書石刻》（圖4），清黃湄所集。卷六刻有《劉明仲墨竹賦》，嘉慶二十年（1815），命其子樹苓、樹椿輩，購求墨跡、舊刻凡十餘種，由錢泳雙鉤精勒而成。帖後錢泳跋文雲：“虞山蔣氏《敬一堂帖》，刻此賦顛倒脫落，幾至不成文理。茲從盧西津觀察家墨跡本參看雙鉤，視蔣氏所刻有過之無不及也。嘉慶丙子（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廿六日，翁莊錢泳書於昭文官署。” 張伯英雲：“乃第三卷之《題芝公畫梅》《蓄狸說》，四卷之《贈宋完序》，五卷之《黃彝字說》，皆贗書。……帖中凡摹自舊刻均有可觀，所增墨跡數種，悉出庸妄人手，塵容俗狀隨在流露，與涪翁真跡並列殊覺礙目，不能為梅溪恕矣。” 此拓本是據盧西津觀察家藏墨跡本雙鉤而成，按張伯英所說：“所增墨跡數種，悉出庸妄人手”，則此拓本應屬偽跡。
五是《分寧黃帖》，黃壽英輯，光緒二十二年勒成。內刻有《劉明仲墨竹賦》，落款為“山谷老人書”，鈐有“山谷道人”“庭堅之印”二印。張伯英雲：“此外尚有《錄淵明詩》《贈丘十四詩》《劉明仲墨竹賦》三種，跋中未言及。其劣視《蓄狸說》尤甚。”
六是拓片，共六石。落款“山谷老人書”，鈐有“庭堅之印”“山谷老人”二印。後有趙孟頫跋。曾翻刻入《中龢堂帖》，增入明宣德三年楊溥題識，屬偽跡（圖5）。
除上述六種拓本外，另有墨跡二種：
第一種，《石渠寶笈》卷三有《宋黃庭堅書墨竹賦冊》（上等地一）。宋箋本，行楷書，冊計十六幅。款識雲：“元祐元年秋九月二日山谷道人書。”鈐“山谷道人”印。後副頁有金璐、皇甫汸、文徵明三人題跋。金璐，清杭州人，字公在，善畫花卉。皇甫汸，字子循，明嘉靖進士，尤工書法。據文徵明跋文“今復得觀真跡，惜此僅得其半”句，則此冊作品為不完整的墨跡本。但此冊疑點甚多：其一，黃庭堅撰寫《劉明仲墨竹賦》在元祐三年，而此件落款為元祐元年秋九月二日，哪有作品書寫時間早於原文撰寫時間。其二，帖後文徵明跋文未見於《甫田集》，屬後人杜撰。故文徵明對此帖的評價不可取。
第二種，是後人臨仿的卷子。落款為“崇寧元年二月丁亥黃庭堅書”。鈐有“黃氏庭堅”“山谷道人”二印。這件墨跡，從書體、落款年月、所鈐印章三者結合看，顯然是一件極為低劣的偽跡（圖6）。
有關《劉明仲墨竹賦》的文獻，典籍中記載不多，宋代見於鄧椿《畫繼》雲：“劉明仲善作竹，山谷為作《墨竹賦》。” 明代有王世貞《山谷書墨竹賦》，雲：“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疏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但不知為什麼，題為《山谷書墨竹賦》，內卻說：“此卷為劉克莊書《墨竹賦》。”孫鑛《山谷書墨竹賦》雲：“畫竹法作書，真善狀黃體風度，以寫《墨竹賦》，良是一合，安得購與可竹冠於卷首。” 安世鳳《黃墨竹賦》雲：“山谷之字以天趣勝，小字拘束不盡所長。此《墨竹賦》磊落淋漓，與賦中語相發，如月影上窗，流風入袂，一種活潑恬曠之妙，不可名狀。豈目對墨竹，神與俱搖，不自覺其情志之出諸胸入於手也。黃筆為時人歆羨，不過長枝大葉不受繩縛而已，其真正好處，正自把搔不著。況於步趨，使黨忌之流，得申其口吻，為古今怪詫，何不取此等得意之筆，為一醒照也。” 董斯張《書黃魯直墨竹賦後》雲：“語不類賦體，而命清拔，此老人楮墨本色也。” 清代梁巘雲：“黃山谷字秀拔，撇、捺拖宕本於蘇，而不及蘇之蒼勁雄渾。《墨竹賦》瘦健擺脫。” 王相《跋重裝山谷墨竹賦帖》雲：“其文字少順而脈理尚有不屬此。”
綜合上述，除《敬一堂帖》未見原帖，無法辨別真偽外，餘下《古寶賢堂法書》《宋黃文節公法書》《分寧黃帖》《中龢堂帖》四種，其落款均為“山谷老人書”。元祐三年黃庭堅四十四歲，屬中年，怎麼會自稱“山谷老人”？從《山谷集》及傳世真跡的落款，稱“山谷老人”名稱，都在56歲後的晚年時期。又，在宋代書畫家的作品中，沒有一件同時鈐有名字和別號，即“庭堅之印”“山谷老人”，或“庭堅之印”“山谷道人”兩枚印章的。這種同時鈐有名字和別號印的習慣，於明代才開始。所以，這四種拓本加上《黃文節公法書石刻》都屬偽跡。
三、《戒石銘碑》
《戒石銘》原系五代後蜀孟昶於廣政四年（941）五月所作，當時及後來一段時間，是被稱為“頒令箴”“令箴”“班令”“戒百官文”。其原始記載，一見於宋人景煥的《野人閒話》，一見於宋人張唐英的《蜀檮杌》。《蜀檮杌》所載共二十四句：
昶所著官箴頒於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牘為軌。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持為爾戒，體朕深思。”
宋王朝建立後，宋太宗是一位非常注重吏治的皇帝，歷史記載稱他“注意治本，深懲贓吏”。據《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983）夏四月壬寅，“班《外官戒諭辭》”。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雲：“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閣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閣門於朝辭日宣旨勖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 這實際上是宋太宗頒佈相關“戒石銘”的記載。但孟昶所頒的二十四句，“語言皆不工”。於是宋太宗摘錄其中“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十六字，作為《戒石銘》頒佈天下。所以，洪邁曰：“唯經表出者，詞簡理盡，遂成王言，蓋詩家所謂奪胎換骨法也。”
宋太宗時所頒的十六字《戒石銘》，後為黃庭堅所書。黃庭堅何時書寫，暫未找到宋代文獻，據清徐名世刪補《宋黃文節公年譜》雲：元豐五年（1802），黃庭堅在太和書《戒石銘》。並有按語云：“按郡縣戒石自唐以來有之，但只有石無文。公任太和，摘孟昶文內‘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語，鐫以自警。” 如果這條文獻屬實，則宋神宗元豐五年，黃庭堅任太和令時，曾書寫宋太宗御製十六字《戒石銘》鐫以自警。至於宋太宗十六字的《戒石銘》何時開始頒佈州縣，暫找不到確切文獻，有人以宋袁文《甕牖閒評》：“今州縣《戒石銘》雲：‘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太宗取孟昶戒百官文切於事情者，使刊之州縣庭下，庶守令朝夕常在目前，而不忘戒懼者。亦可見愛民之切也。” 這段話作為“戒石銘”稱呼最遲在北宋末年出現的依據，理由顯然不夠充足。因為袁文生於宣和元年（1119），卒於紹熙元年（1190），撰寫《甕牗閒評》應在南宋。而高宗頒佈十六字《戒石銘》在紹興二年（1132），這時袁文只有十四歲。所以袁文所述內容，肯定是指宋高宗時所頌布的《戒石銘》。
宋高宗建炎接位後，南宋政權剛建立，“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在對人民實行寬政的同時，也對吏治實施整頓，於是高宗復頒黃庭堅所書的《戒石銘》。
現在的問題，傳世十六字《戒石銘》，是宋高宗仿黃庭堅字體所書，還是摹原由黃庭堅所書的碑石拓本？據南宋文獻記載，持宋高宗仿書的有：鄭興裔（1126-1199）《戒石銘跋》雲：“紹興壬子（二年1132）夏六月，御筆鉤臨黃庭堅書《戒石銘》頒賜諸郡縣，俾鐫之石。” 周必大（1126-1204）《分寧縣學山谷祠堂記》雲：“高宗中興，恨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擢從弟叔敖為八坐，置甥徐俯於兩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縱，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遍於守令之庭。” 樓鑰（1137-1213）《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雲：“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 岳珂（1183-1234）雲：“中興初，思陵以萬幾之暇，垂意筆法，始好黃庭堅書，故戒石之銘以頒。” 持黃庭堅所書有：《御製戒石銘》原碑石第三層宋高宗跋文，雲：“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第四層權邦彥、孟庾、秦檜、呂頤浩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的跋文，雲：“皇帝撥亂愛民，規撫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焉。”李心傳（1167-1244）雲：紹興二年六月“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 王應麟（1223-1296）《太宗戒石銘》曰：“紹興二年癸巳，詔有司摹黃庭堅所書太宗戒銘勒諸堅珉，遍賜守令刻之庭石，置諸座右。七月癸酉呂頤浩等跋。” 俞松雲：“思陵本學黃書，後以偽豫遣能黃書者為間，改從右軍。而紹興初筆勢已如此，乃與《戒石銘》字體頓異，殆天縱也。” 我認為後者理由充足，因為刻石上的高宗、呂頤浩跋文屬第一手史料，最過硬。而高宗是學黃庭堅書體，鄭興裔、周必大、樓鑰、岳珂把黃書誤作宋高宗仿書，有屬“宸奎天縱”，達得讚揚目的之疑。
《戒石銘》在明代也受到關注。楊士奇《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雲：“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置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座 右……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餘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疑靖康或建炎）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為書其後以歸之。” 陳懋仁《跋戒石銘碑》雲：“泉州察院堂左，有宋太宗《戒石銘》，乃黃山谷作擘窠大書。其下有高宗行書跋語……又其下有小楷書呂頤浩題疏。” 田藝蘅《戒石》雲：“我朝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於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於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刪取於宋太宗者，初用黃庭堅所書。” 王應遴《墨華通考》卷五雲：“山谷戒石刻，在按察經歷司廳。福州府。” 由此可見，宋高宗所頒的《戒石銘》，在明代各地還存有。
清代文獻對《戒石銘》也有記述，尤其是嘉慶皇帝曾作《題戒石銘》詩，雲：
山谷書戒石，節語守自身。設官分職任，祿養蒙君恩。催徵吏胥擾，堪憐赤子貧。巧取更枉法，百計搜金銀。取之盡錙銖，用之若沙塵。窮黎雖易虐，皇天本無親。大廷有國憲，幽暗察鬼神。滿盈必傾覆，悖入終沉淪。紹興摹筆跡，勒石訓牧民。寄言耽利者，警省毋逡巡。
南宋原刻石至清代，據文獻記載僅存於湖南道州、廣西梧州二處。而我們目前所能看到南宋所刻《戒石銘》碑石拓片，也僅存道州本（圖7）、梧州本（圖8）二種。據整張全拓圖版，碑石分四截：第一層篆額，“太宗皇帝御製”三行六字；第二層銘書，“御製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六行二十一字；第三層高宗御書跋語及押，十三行一百字，雲：“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為守為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畫押）”第四層為權邦彥、孟庾、秦檜、呂頤浩題跋，二十七行，三百十一字。從跋文內容得悉，銘文是高宗紹興二年六月癸巳下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七月癸酉勒石刻成。
目前國內《戒石銘》碑石所存者極少，江西泰和縣博物館所藏的《戒石銘》，為清光緒八年（1882）重刻，後有當時知縣陳鳳翔跋文。光緒間，黃壽英把《戒石銘》刻入《分寧黃帖》。其他如開封市的開封府內《戒石銘》、保定市的直隸總督署中《戒石銘》等均現代翻刻。
著名碑帖鑑定家張彥生雲：“今存宋刻原拓本，末層字漫漶。翻刻本有二種，一隻刻額及黃書銘；一刻上三層，無末層。全拓原石四邊及中隔處刻細花紋。全拓本較少。銘文是宋趙炅作，趙構得黃庭堅書重立並刻跋，下群臣刻跋，黃書大字雄健極佳。”
因此，根據原碑刻石上黃庭堅字的書法風格及宋高宗與呂頤浩的跋文內容，我以為《御製戒石銘》書跡，屬黃庭堅真跡無疑。
圖4 [宋]黃庭堅（傳） 劉明仲墨竹賦（錢泳刻本）
圖5 [宋]黃庭堅（款） 墨竹賦（山東鄒平本）
圖6 [宋]黃庭堅（款） 墨竹賦（墨跡本，局部）
圖7 [宋]黃庭堅 戒石銘（道州本）
圖8 [宋]黃庭堅 戒石銘（梧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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